在党的正确政策的指导下，经过共产党员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928年以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出现哗变、起义事件。1928年5月，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西渭南、华县一带率西北军中由共产党人许权中掌握的一个旅，配合当地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1929年10月，共产党人罗炳辉在江西吉安地区领导了国民党靖卫大队士兵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1929年底和1930年初在广西的百色和龙州，由共产党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和李明瑞等，分别领导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的武装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
1931年3月，由冯玉祥旧部改编的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调至江西“剿共”。这个曾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杂牌军”到江西后，对蒋情绪日益不满。中共利用这一时机，于6月派袁血卒等三名共产党员，同原隐伏在该军的共产党员一道，积极而谨慎地开展工作。不久就发展了包括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在内的20多名官兵为共产党员，后又由赵博生争取了所属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同时，还在士兵及下级军官中积极进行教育和宣传工作，为起义准备骨干力量。1931年12月14目，由赵博生、董振堂率领的二十六路军约1.7万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在宁都宣布起义，投奔工农红军，又称“宁都起义”。二十六路军的起义，是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为红军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对尚处于革命低潮的革命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8页。
[2]《中央通告第十五号》，1927年11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41页。
[3]李维汉：《回顾党的六大前后》，《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263页。
[4]王邦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
二 坚持孙中山的革命旗帜
与宋庆龄等共同奋斗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之后，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内部开始进一步分化。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继承了孙中山爱国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坚持三大政策的光荣传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支持下，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国共合作破裂后，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继续高举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国民党反动右派展开了英勇斗争。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蒋、汪之流决裂。8月1日，宋庆龄和邓演达、毛泽东等22名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属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嘱奋斗到底”。号召“全国同志在此期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这一宣言为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为完成孙中山临终的嘱托，宋庆龄于8月下旬赴莫斯科考察，行前发表《赴莫斯科的声明》，再次表明要继续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政策，指出叛变革命和违背三大政策的反动势力必然要走向失败。她称颂“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革命力量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会大大的帮助中国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
宋庆龄到苏联后，考察了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广泛宣传了国民党左派忠于孙中山革命主张和继续革命的决心，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反动派破坏革命的罪行。在莫斯科，宋庆龄与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陈友仁等开始探索组建新党的工作。1927年11月1日，他们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论述了三民主义的真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已成为旧势力的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指出，要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势力统治，必须团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提出革命的动力是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农工群众。革命的结果，其政权主要是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的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个《宣言》的发表，对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者给予很大的鼓舞。在苏期间，她还通过电报与蒋介石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她在一封针对蒋介石劝她回国的电报中，坚定地表示：“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惟一道路。我在这条路上决不回头。”[1]何香凝是廖仲恺的夫人，也是一位重要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她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坚决支持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拥护国共合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愤然断绝了与蒋的联系，拒不出席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拒绝担任他们的证婚人。她指责汪精卫之流的“分共”政策，背叛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先生的联共主张，表示决不违背孙先生的革命主张，“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为表示决不与蒋介石、汪精卫之辈同流合污，她毅然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回到广州专门创办了仲恺农工学校，从事发动群众的训练工作。为筹集学校经费，她亲赴菲律宾及南洋卖画。九一八事变后，她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回国从事民主运动。
对第三党反蒋斗争的关注
1928年初，在上海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及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响应邓演达等发表的《莫斯科宣言》，由谭平山等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会议推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季方、朱蕴山、邓初民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邓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由于中华革命党的主张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做法，因此被人们称为第三党。该党成立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突击》和《灯塔》两个周刊作为舆论阵地，用大量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的暴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该党中央先后委派党员到北平、四川、江西、山东等地开展活动，建立地方组织。
1930年5月，邓演达应中华革命党党员的要求，回国投身革命。邓演达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进行当务之急的反蒋运动，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而继续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可以把受过国民党革命思想的熏陶，特别是仍然留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的不满意蒋介石统治的人团结起来。在他的建议下，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示继续以三民主义为指导革命的理论基础，复兴已被中断了的国民革命。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内秘密主持召开了有十多个省区的三十多名代表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该党在《革命行动》创刊号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双重支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这决定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依附他们的反动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以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任务结合在一起，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平民群众和工农群众，斗争的目的是实现三民主义，复兴中国革命，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在外交政策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各被压迫民族结成政治联盟。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承认工人阶级政党是革命的政党，但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政权，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而是主张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进行平民革命，通过建立平民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
中华革命党及由其易名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由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左派，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统治而建立的政党。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许多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分析，以及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本来有可能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邓演达回国后，也曾多次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进行商讨，希望同中共建立联合反蒋战线。但由于中共负责人“左”倾关门主义，对邓演达等人组织的第三党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共中央于1928年5月作出的《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的决定和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决议中，都把第三党看做是没有独立性的一部分失意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是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工具。周恩来同志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曾指出：“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与冯玉祥、十七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友好往来
1.共产党与冯玉祥的再度合作
国民党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失败以后，率余部避居山西汾阳山中。他总结历次反蒋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主动靠近中国共产党，寻找新的出路。与此同时，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报告，认为冯玉祥系在野失意军人，有抗日爱国热情，他与南京国民党当局不同，应区别对待。根据中央特科陈赓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达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口授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2]的指示精神，吴成方决定与冯玉祥建立联系，遂派共产党员肖明于1931年11月到山西汾阳裕道河与冯玉祥秘密会见。经过坦诚交谈，双方达成共识。冯玉祥表示愿意与中共再次合作，组织抗日武装共同抵御日寇。为了准备与冯玉祥合作，中共北方局在汾阳军校发展一批共产党员，并从上海、北平等地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到汾阳军校工作。1932年10月，根据中共的建议，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同年11月，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代表肖明与冯玉祥的代表在北平会晤，具体商谈合作抗日问题。冯玉祥要求共产党员派人到张家口帮助他组织新的军队和抗日政府。1933年1月，华北政治保卫局派遣共产党员张存实、许权中、张慕陶与吴化梓前往张家口，同先期到达的志平组成中共张家口特委，协助冯玉祥策划抗日。
在中共帮助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联络组织了各种武装力量，在张家口举行全省民众抗辱救亡大会，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共有10万人，冯玉祥为总司令，并加强整训军队，随即主动出击，展开了驱逐日寇收复国土的战斗。6月22日到7月1日，同盟军将士长期被积压的抗日怒火蓬勃爆发，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积极进攻，相继收复康保、沽源、宝昌，又乘胜发起收复多伦的战斗。多伦为察东的重镇，既是冀、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的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要点。7月7日23时，同盟军由吉鸿昌指挥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经五天激战，收复多伦。多伦之战，同盟军虽伤亡惨重，但誓除日寇，猛烈进攻，终获胜利，使骄横的日寇遭受沉重打击。日寇虽力守多伦，但终于失败，侵占的中国国土得而复失，对日军来说是空前的，因此对日本侵略者的精神也是一次重创。多伦之役结束后，察东四县全部收复，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给全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