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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收看过《芝麻街》的人来说，这个节目对他们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在教育领域，新事物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可能是100：1——这倒不是因为官僚制度既呆板又愚钝，而是因为学校教育是一项基本的社会活动，这意味着同其他现实可能性相比，它所遵循的固有模式一般容易为人们接受，而且也行之有效。有人说，电视能够深入影响个人生活，这个说法看似有理，却远没有得到证实。研究主管帕尔默声称，对《芝麻街》的研究不过是“在现有背景下做的一组小试验”而已。
当然，首先，研究儿童对节目的反应是为了改进节目内容。起初，帕尔默不得不放弃了许多美好的信念，例如相信物体本身具有不言而教的能力。他回忆说：“我们有圆的物体和音乐，但是没有文本。而孩子们并不把那些物体看作是圆东西，于是我们便在上面加了一个声道——孩子们交头接耳——’那是一个飞盘，那是一个圆东西‘——─这样就有效了。画外音技术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观众反馈来了，这些邮件按照“要求”、“感谢”、“取笑”和“抗议”等内容，被堆成四堆。帕尔默看了那些抗议信，从中了解一些情况。例如，有一个“游戏”单元是围绕拉波索的歌曲进行的。歌中唱道：“这些东西中有一个真的不属于这儿，这些东西中有一个真的和别的不一样”（大多数节目中都用这首歌，这让每一个人，尤其是拉波索，摇头不已），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分成4个方块的箱子，其中3个写着“W”，另有一个写着“3”。有一次，一位沮丧的父亲来信指出，由于其中两个“W”是曲线写的，一个“W”是直线写的，后者也与其他“W”不同，所以他的孩子选错了。自那以后，心理学家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就好像他们刚刚识字一样。
显然，衡量节目成功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它的收视率。尽管有人坚称CTW不会去“玩收视率游戏”，但是，尼尔森和CTW的主管们仍然进行了一项精细而复杂的节目收视率研究。这项研究以尼尔森的常规调查为基础，但需要抽取更多的黑人贫民区的样本，不过，尼尔森的要价实在太高。1970年秋，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芝麻街》的收视率介于3%至6%之间，对日间节目来说是相当高的，这也是非商业频道日间或晚间所有各时段播出节目的最高收视率。与此同时，CTW聘请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在布鲁克林地区的贝德福德-施托伊弗桑特和芝加哥的5个贫民区进行了一项特别调查，取得了大量数据，这一方面可能反映出《芝麻街》节目在这些地区知名度确实很高，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些母亲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孩子没有收看《芝麻街》。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芝麻街》在这些地区的居民中有很高的收视率。
遗憾的是，有些城市只有惟一一个教育频道，却是超高频的，许多贫民区中的家庭根本接收不到，或者接收效果不好，这些地方《芝麻街》的收视率相当低。总体来看，克利夫兰市对《芝麻街》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该市通过法律禁止在学校和住宅建筑物上架设户外天线，这样非商业性的超高频电视台的信号就进不去。在纽约，节目第一年播出时，13频道不愿意腾出上午9点的时段，而这个时段是CTW最想要的。此时，母亲们打发大些的孩子上学后，可以和更小些的孩子放松一下。后来《芝麻街》上了WPIX台11频道，它获得的观众，比在当天晚些时候播出该节目的13频道多了一倍。在1970～1971年播出季，WNET台终止了原来和教育委员会签署的合同，清理出9点时段，要求《芝麻街》由13频道独家播出。
那些教育频道是超高频的城市，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甚至，甚高频的商业频道也愿意腾出完整的一小时（不加广告）来播放这个节目（事实上，ABC电视网的确提出过购买整个一周《芝麻街》节目的播出权，分别在周六和周日清晨播出，共5个小时，不加广告）。然而，《芝麻街》屈服于各方压力，没有把节目交给商业台播放。公共广播公司（CPB）在《芝麻街》问题上采取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态度，这是这种理想主义机构不那么讨人喜欢的一面。
当然，问题的关键是，儿童从节目中学到了什么，什么样的儿童在学。既然已经向《芝麻街》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资源，儿童电视工作室（CTW）的专家们不得不从第一天起就作好准备，通过一个外部评估机构的测量来显示节目的教育效果。教育考试处（ETS）作为大学委员会的考试专营者，在这个有相当争议的领域里拥有最高特权，而且它与卡内基和福特基金会都保持长期关系，至少，它也是该项目的支持者。帕尔默和莱塞与ETS的专家就测试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讨，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用帕尔默的话来说就是，《芝麻街》可能“无路可逃”。那些最容易教的项目，不可避免地，也成为最容易测试的内容——认字，识数，了解身体各部位的名称，最简单的分类技巧。ETS是作为一个外部评估机构被邀请的，但是CTW参与了测试问卷的设计，从一开始，《芝麻街》的心理学家们就了解其内容。在研究人员设计的问题中，为《芝麻街》准备的“儿童测试”部分，就来自ETS现成的题项。ETS每年年末都要进行教育效果测试评分，《芝麻街》节目成了提高这个分数的手段之一，这就超出了一般的教育功能问题，难怪ETS的结果总是让人乐观。
在此，有必要把话说得更清楚更准确一些。一切新的教育测试都是人为设计的，测试是否有效，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只有这样，观察者们才能判断那些考试分数是否能够预测学生们的未来。对《芝麻街》第一年、第二年和第三年情况进行的测试，即使最乐观地看，也无法提供有关节目价值的足够信息。要发现CTW的研究人员是如何用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测试，而不只是制订测试计划以展示其工作中光鲜的一面，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节目中有些更复杂的东西是无法测试的，就孩子们将ETS简单的测试题转换为更复杂情境的能力来说，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芝麻街》节目真正起了作用。
与通常一样，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也就是说，在收看节目之前的前测（pretest）中表现较好的儿童，看过节目后，会更经常地收看该节目，而且在后测（posttest）中表现也更好。正如1960年施拉姆和他的助手们所写到的：“聪明的儿童从电视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在任何一种学习经历中，都比不那么聪明的儿童学到更多的东西。”ETS的研究人员曾经声称：“这种电视节目可以明显减少优势儿童和劣势儿童之间的教育沟（educational gap）。”可是，这种说法与他们自己调查资料所显示的实际情况却有很大的出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两类儿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教育沟，而在于有如此之高比例的不幸的黑人儿童落在一般的教育水平线之下，这将使他们在二十世纪末的生活中丧失许多机会。平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具备基本的能力。库尼夫人说：“有一条文化水平线，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能融入美国社会，否则便不能。”
由于一种不寻常的机缘，《芝麻街》问世了。内容是非常结构化的，正好与教育理论界周而复始出现的所谓“与时俱进”的思潮相契合。这对节目的创作人来说不免尴尬，如果不是陷入经常不断的测试和资料整理中的话，他们本来会更热情地追逐时尚。早在1970年春天，《新共和》杂志的电视评论家们便指责说，《芝麻街》节目迫使儿童死记硬背那些他们长大以后可以轻轻松松学会的东西。在那些撰文赞同这一类批评的人中当，有一位名叫约翰·霍尔特的先生，他是当时最有趣，也可能是最有影响的时事评论权威。不过奇怪的是，霍尔特后来在《大西洋月刊》上采取了正好相反的态度，他甚至批评这个节目不够系统，目标也不够远大。遗憾的是，在他列举的例子里，有一个是批评大鸟将“OVEL”变成“LOVE”的方式。霍尔特认为，如果要教有关“左-右”的知识，《芝麻街》应当教得更彻底一些，应当首先将这个单词写为“EVOL”。可是，“EVOL”在“左-右”倒序有问题的儿童看来，似乎也是对的，故而要避免这样做。那些撰文对《芝麻街》评头品足的人们有必要记住，康奈尔、帕尔默或吉本可能早已经考虑到某些问题，并且已经走到了前头。那些逃避做制片人的人通常会坚持这样的观点：电视是一种“非惩罚性的媒体”，由于孩子们不必担心从《芝麻街》的猜谜题中得到错误的答案，也就不会遭受被人暗斥为“死记硬背”时的痛苦，更不会由于挫折感而中断受教育的过程。
BBC的莫尼卡·西姆斯一直是《芝麻街》最严厉的批评家，由于她的抵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电视机构BBC，一直未能在儿童节目时间播出《芝麻街》。当然，从各方面看，《芝麻街》能否适应英国国情还是未定之事——在一个把“饼干”叫作“biscuit”的国家，饼干怪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另外，CTW卖力的促销宣传让西姆斯小姐很不舒服，也把她推得更远。西姆斯小姐说：“我们不想把儿童拴在电视机前，如果他们想走开，或者想在节目播出中途出去玩耍，也没有什么不好。7年前，我们的教育顾问曾经非常坚决地劝告我们说，不要试图在校外教人阅读。我们认为，《芝麻街》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它总是有正－误答案。如果一个孩子发现自己经常出错，他可能会灰心丧气。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呆板、非常循规蹈矩的节目——每一点总是落入正确的孔中。相反，我们的节目往往会留下一小部分杂乱无章的、我们称之为创造性的东西。当然，按照我们的标准，发生在芝麻街上的许多事情，像讲故事、小戏曲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极其业余的。”
在BBC碰了一鼻子灰之后，《芝麻街》的销售员转而去了英国商业电视网。在那里，他们碰到了许多奇特的英国式障碍。有关法律规定，商业台一星期只能播出50多个小时的节目，教育节目不包括在内。独立电视公司的教育部门主管布赖恩·格鲁姆布里奇说：“要把《芝麻街》划为’定额外‘的节目，我们必须得到当局教育顾问们的同意。我们的学校委员会的确看了《芝麻街》，委员们意见不一。有些人很热心，另一些人则感到忧虑——这也许很有意思，但是……教大写字母，没有多少教育价值！要知道，在持反对意见的这部分人中，有两位曾经在美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节目他们看过很多次了。另外，我们还有第二个障碍——这是外国的节目，我们还要受有关外国节目播出量的法规限制，我们的工会团体很在意对国外电视节目的配额问题，不希望看到我们的荧屏上充斥着外国节目。看来，有必要就外国节目配额问题再次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