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另一方面，细究报道，我们还是能很轻易地品出其厚重的宣传味，至少不会否认它是一篇典型的应景式主题报道，因为俯拾即是的抒情性、评论性语句暴露了这一点：“彩虹般的杨浦大桥乃是浦江儿女献给‘母亲’的珍贵的项链”、“这是世上无与伦比的精品”、“今天，杨浦大桥以其跨世纪的雄姿使世界一流的‘中国质量’名播万里”、“其时开发浦东热潮初涌，千军万马急待东渡”、“大桥建设者艰苦求索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在高耸入云的主塔上也留下了闪光的纪录”、“在中国工人阶级摇篮里成长起来的大桥建设者不愧为维护中国质量的中流砥柱”、“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是与它们全社会的质量活动同步的，那么黄浦江上矗起的这座‘中国质量’的丰碑是否也昭示着东方巨龙的腾飞”……上述这些气势磅礴、语气坚定、措辞宏大的表述，相信确实是记者采访时的真情流露，因为记者的回忆文章就多次提到充盈内心的“钦佩”、“感慨”、“冲动”等情绪，但用专业的眼光推敲起来，却难以将之划归为新闻的语言，更别说作为一篇严谨务实的经济报道，“开发浦东热潮初拥，千军万马急待东渡”是否过于追求辞藻而导致信息空乏？“无以伦比”、“名播万里”、“中流砥柱”是否可借被访问者之口表达，以免留下过于主观甚至自大之嫌？训练有素的记者是应该克制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的，就算是带着宣传任务，也应考虑新闻传播的专业品位以及实际的说服效果；再说，不是还可用其他新闻手段（比如新闻评论）表达意见与情感嘛。新闻报道（不管是经济报道还是其他领域的报道），则应该还原其客观可信的公共利益服务者的形象。
同样是反映经济发展成就，相比《中国质量的一座丰碑——来自杨浦大桥的报告》，2010年获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由《经济日报》采写的《跨越1000万辆：新的台阶新的起点》（2009年10月21日，原文见附录4-3），在情绪控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该报道的角度也非常巧妙，以“我国的第1000万辆汽车在长春一汽诞生，中国就此迈进千万辆级的汽车生产大国行列”为由头，以“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世界汽车工业”为背景，反衬出我国汽车工业的“一枝独秀、蓬勃发展”。尤其是主体部分有一段用典型数据梳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的材料，生动直观，令人印象深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料表明，全国汽车年产量从零到1万辆，用了5年；从1万辆到10万辆，用了13年；从10万辆到100万辆，用了21年；从100万辆到突破200万辆，用了8年；之后平均每年增长100万辆。从100万辆到1000万辆，我们用了17年。”除此之外，记者还多次使用从权威部门采集到的数据，进一步展现我国汽车工业和汽车消费市场的发展状况。就一篇不足千字的消息来说，能在短促的截稿压力和有限的篇幅要求下，巧用数据，算账示理，既有新意又有可读性，殊为难得。
但仍感遗憾的是，报道还是没能褪去让人一看就心知肚明的领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做”的痕迹，只不过，这一次的“痕迹”不是表现为上一篇报道那样的澎湃的激情，而是换成了记者直接站出来发议论、下结论、展望宏伟蓝图。比如，在借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一个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国产汽车的产销情况后，记者写到：“今年（指2009年——笔者注）以来，在国家出台了《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相关政策后，我国汽车工业发展水平稳定，同时在汽车产销增速快速提升的带动下，汽车行业内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开始呈现增长态势，整体汽车工业运行形势良好，这也意味着我国汽车在冲量的过程中，保持了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应有的良性增长，是整体行业发展进步的体现。1000万辆是中国汽车由小到大的拐点，同时也将成为其由大到强的新起点。”由于此前只提供了有关生产和销售的量的提高，此处所谓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也随之增长，以及既实现了“冲量”又保持了“良性增长”、“整体进步”的结论便较为牵强，而“拐点”和“新起点”的说法无疑也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宣传套话，漂亮却无用。
接下来，在前面分析过的那一段巧用数字之后，记者附了这样一句：“这些数字变化，体现出中国汽车工业又好又快的发展轨迹。”殊不知，这句话同样蕴含了一个很弱的逻辑，即，“从1万到10万到100万再到1000万”只能说明“快”的变化，如何能说明“好”的轨迹呢？再者，就算必须把这层意思表达出来，为什么不高明一点，去访问一位专业人士呢？
估计记者也感觉到了报道列举的数据都是“量”方面的，缺少表现中国汽车工业“质”的变化的事实支撑，于是最后，记者补充了这样一段：“新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解放CA10诞生于中国一汽。今天，代表中国汽车生产制造能力的第1000万辆车——解放J6重卡2009升级版，也是一汽自主创新的硕果。中国一汽解放品牌的历史浓缩了中国汽车工业从零起步，艰难中探索、改革中进步、发展中腾飞的每一个瞬间。更加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汽车也已经能够在产销排行序列中赢得领先。自主品牌汽车正在承载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责任，以领先的技术力量创造竞争优势和市场优势，以永续创新的精神和实力引领中国汽车工业由大到强的未来。”出于“质”、“量”平衡的考虑，记者意识到报道应该有一些表现国产汽车业自主创新的材料，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或许是时间有限，或许是记者平时的积累不够，甚或是中国国产汽车这方面的材料本身就不够充足，而既然是受命又必须得有，所以记者不得不，当然也不排除是很习惯性地就用议论取代了——依然忽略了在新闻报道中，事实与观点的区别处理。看起来，在宣传的压力下，宏大叙事真成了中国记者的集体无意识了，从时政报道到经济报道，几无幸免。
中国传媒大学的刘笑盈教授在2010年参加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评奖工作后，有感于获奖作品中过分集中的成就报道，以及内涵其中的过分浓烈的正面宣传味，提出要准确客观地向世界报道中国，全面提升我国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就不妨“把‘两难’的中国告诉世界”。这些“两难”包括：调结构与保增长；主流宣传与世俗接纳；我国的现实情况和困难，在对外传播中说与不说、报与不报。正确处理这些两难，而不是一味的单向度的宣传，才能减少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媒体“报道不够专业”、“负面报道不足”、“由政府控制”的刻板印象，提升媒体的公信力；以及消除国际与国内对中国认识上的偏差。[参考自刘笑盈：《把两难的中国告诉世界——从中国新闻奖评奖说起》，《对外传播》，2011年1月。]笔者完全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并且认为将之放到对经济报道的认识上同样令人警醒。
在后发现代化的现实国情下，中国坚持由执政党领导媒体、以正面报道为主、重视舆论导向的指导思想和传播制度，因此，宣传并非一个像在西方语境下那样讳莫如深的贬义词。在建国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建设的集中动员中，宣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意义值得肯定。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今天的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目标、社会环境、民生需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下形成的那种泛意识形态化的，而且“以我为主”、单声道灌输式的模式化、教条化的宣传思维，严重阻碍了有着特殊专业性、科学性、服务性指向的经济报道的功能发挥，使其常常背负了太多不必要，或者即使必要但却方法俗套、手段生硬的政治说教负累，到头来，最后损害的还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恪守经济信息传播的客观规律，还原经济报道本来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使经济报道不但开始变得“像”它本身，而且逐步培养起走出国门、参与全球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市场竞争的眼界与能力，这理当成为新闻宣传主管部门以及新闻传播理论界、实务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