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中的专业性（上）
专业性，是论及经济报道的个性与本色时绕不过的核心命题。尽管难以用一个准确的概念界定何谓经济报道的专业性，但就社会公众的整体知觉而言，人们大致可以列举若干经济报道专业性的外在表现，比如：报道者需要专门的知识与技能方能胜任该领域特有的科学性要求；报道者能够独立地展开调查和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能够助益于经济学知识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经济形势的及时准确的传播；能够清晰、透彻、深入地解析各种经济现象或经济事件，从而理性地引导社会舆论；能够为包括政府、企业、个人等各类消费人群或组织的决策提供有价值且有针对性的参考……这些对经济报道专业性的理解，换个角度看，也就是对其专业性的要求。这些要求今天看来似乎都是题中应有之要义，然而在中国却经历了一个理论与实践艰辛探索的历程。
萌芽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近代报业，是由外国传教士来华办报的热潮开启的。在外敌入侵、国门洞开的背景下，一大批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客观上刺激了航运信息、货价行情、商业广告的需求。出于互通消息、抢夺市场、倾销商品的目的，英、美等国商人瞅准商机，纷纷创办外文商业报刊，而在华商的势力逐渐增强后，外商报馆为了争取华商的广告支持和中国读者，又转而创办中文商业报刊，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申报》和《新闻报》。这些商业报刊虽然出资者是外商，但实际的经营者、主笔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却大多是中国人，这就使得中国的报人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管理经营经济类报刊的机会。不过，这一时期的锻炼还较少今天意义上的经济报道的采编锻炼，因为那些登载在报刊上的商讯多为售卖的广告，主要为外商赚钱服务。比如，《申报》就把营利作为办报的首要目的，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十分注重广告收入，想方设法扩大发行，还以报为主经营出版、印刷等多样业务，所以能够后来居上，一举打败此前很有影响的《上海新报》，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报业的翘楚。[参考自沈毅主编：《中国经济新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38至39页。]
随着形势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剧，一大批有识之士痛感国耻，致力于寻找各种救国方案，民族独立、政治变革、富国强兵一跃成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时代主题。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开始缓慢发展，实业救国、发展民族经济、改革土地制度、改善民生、工业化、现代化等一系列新的社会思潮、社会课题、社会变动为经济报道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空间。《申报》、《新闻报》，还有晚些时候创刊的《大公报》、《文汇报》作为民主革命时期民营报刊的代表，除了继续保持对一般性市场供求、股市交易等的信息发布外，还都相当有体系地，以专题性、调查性或解释性报道的方式深入关注过工业立国还是农业立国的讨论，洋买办、官僚资本与国家垄断资本的相互勾结，民族工商业的前途，农村经济的凋敝等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参考自范敏：《体认时局高瞻远瞩——试论<；大公报>；抗战时期的经济新闻报道》，收录于沈毅等著：《传媒：经济运作·信息传播·话语语境》，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5至51页，与范敏：《上海“孤岛”抗日报刊的经济新闻报道》，收录于沈毅等主编：《传媒的经营与经济文化信息的传播》，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9年2月，第49至53页。]同时，鉴于上海是当时全国产业最集中、商业最繁荣、金融业最发达的经济之都，所以自然就成为了经济报道的中心，也是工商业报刊最兴盛的城市。这样一来，经济报道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稿件数量增多了、版面篇幅扩大了、相对比较固定的专栏专版专刊开辟出来了，甚至还出现了考虑到经济报道的接受门槛，教人如何阅读和理解经济报道的文章。比如创办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份综合性时政刊物《东方杂志》就曾在其第27卷第3号上刊登过一篇《经济新闻之读法》[同1，第145至146页。]的文章，篇幅还较长，五千余字，旨在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报刊上的各类金融信息。其导语这样写到：“上海为吾国金融商业之枢，故上海金融商业之市况，亦较他埠为复杂。沪地各日报，对于本埠金融商况，俱辟有专栏。于按日刊登各种市价表外，尚有金融商业情况之报告，及新闻之登载。如《申报》之‘商业新闻’，《新闻报》之‘经济新闻’，《时事新报》之‘工商界’，《时报》之‘商场行市’，《民国日报》之‘商业金融’均是。惟各报中所用商界习惯用语，及金融特殊名称，普通读者，对之往往有未能尽解之憾。”于是，文章深入浅出地从多方面阐释了报纸上经常出现的金融、商业述语与常识，如“银洋钱市之解释”、“金市之解释”、“国外汇市之解释”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经济报道的专业性已明显增强。
此外，作为两大对立的政治派别，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系统和中国共产党系统的报刊，除政治宣传、军事动员之外，经济报道也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都是各自政治主张、阶级立场的集中体现。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记者不能只关注“督军和富人的起居注”，而应深入社会底层的贫苦劳工，更多地反映下层百姓的疾苦。1920年1月陈独秀撰写的《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强调创办反映劳动群众生活的刊物的重要性：“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1920年10月，他为上海的《伙友》撰写的发刊词强调刊物的两大宗旨：“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也就是反映作为劳动阶级的店员们的艰辛生活和未来前途。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兼任《政治周报》主编，他曾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这样写到：“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主编《农民问题丛刊》，在所撰写的丛刊序言中，他认为要办好刊物，必须下工夫重点了解农民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一是“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二是“水旱天灾、病虫灾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只有真正认清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本段有关陈独秀、毛泽东的史料参考自沈毅：《民族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的经济新闻思想》，《编辑之友》，2010年第6期。]可见，中共领导人把经济报道既作为揭露统治阶级经济剥削的武器，又作为唤醒受压迫的底层劳动民众对自身经济地位、经济命运的认识，从而激发斗争意识的武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近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报道一直贯穿着这两大主题。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转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经济报道又多了一大主题：边区建设与土地改革。1930年代的《新中华报》与1940年代的《解放日报》是革命根据地影响最大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两份报纸前后接续，比较清晰地勾勒出革命战争年代党报经济报道专业性的发展历程。
《新中华报》时期经济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经济政策、号召生产运动。这主要反映在它的第三版上，该版辟有“边区新闻”、“经济建设”、“生产运动”等专栏，以反映边区的经济生活为主，位置突出、注重分栏、栏线清晰、标题务实。同时，为了适应部队及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新中华报》的经济报道主要采用灵活且通俗的采写方式，如：消息、简讯、通知、公告、素描、特写，甚至还有民谣，小品文等，追求简单明了、平易素朴的文风，注重可读性、知识性和实用性。当然，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分析《新中华报》，它的坐实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经济报道的专业性，使其偏于具体的、浅层面的经济现象的呈现，而疏于抽象的经济规律的概括和经济本质的探究。不过，显然，这种历史性的缺陷既与党报经济报道的成熟程度正相关，也与当时边区总体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参考自范敏：《从<；新中华报>；到<；解放日报>；——浅析我党抗战时期经济新闻报道的特色》，收录于沈毅等著：《传媒：经济运作·信息传播·话语语境》，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2月，第34至44页。]
到了《解放日报》时期，党报的经济报道有了很多新变化。但由于编辑思想的偏差，《解放日报》创办初期的经济报道相对《新中华报》却一度大退步，比如：放弃了活泼务实的传统，脱离各边区的生产生活实践；主题模糊，不能有效地组织专题报道，宣传鼓动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数量明显减少，地位明显降低，和别的新闻类型同挤一个版面，几乎没有专栏；体裁单一，多为消息、简讯，鲜见有深度的报道……这种状况在《解放日报》改版后得到明显改善，经济报道的专业性明显增强：服务生产生活实践的意识得到恢复，报道领域的广度和复杂度明显提升；出现了深入分析边区，以及日占区、国统区，甚至国外经济形势的报道，如《边币的根本问题》（1942年5月29日）、《最近华北敌伪经济动态》（1942年12月29日）、《苏联的战时经济》（1943年11月2日）等；经济类调查性报道得到重视，如《敌占区一村庄/一个初步的调查》（1942年7月23日至7月24日）、《从景家沟调查看谁为广大人民谋利益》（1943年12月28日）；经济报道的策划意识逐步增强，如1942年11月20日，《解放日报》用两个版组织了一个关于秋季征粮的大型专题，从内容上看，既有面上的情况、又有个别的典型，既有工作的部署、又有经验的总结，既有事实的报道、又有政策的解读，从形式上看，既有新闻、又有通讯，还有公告和评论，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比较复杂而成熟的经济报道策划。[同5。]
之所以能有这样长足的进步，首先应该归因于解放区经济的活跃和发展，归因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经验的积累和水平的提高。随着党的政权在各革命根据地的日渐巩固，以及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日渐深入，各种经济活动也日渐丰富和复杂起来，需要予以规范和管理；同时，党还必须为日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发展经济做准备。因此，党必须研究各种经济现象，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把握其中的规律。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党的报纸不能仅仅满足于关注具体的经济事件，而必须增加报道的深度和专业性。其次，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开辟的敌后革命根据地虽然偏居西北一隅，但是党的威望和影响力已逐渐在全国树立，吸引了相当数量来自各地的优秀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对经济有相当造诣的人士，他们的理论分析文章也在改变着《解放日报》经济报道的面貌。[同5。]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新中华报》时期（包括《新中华报》的前身《红色中华报》），还是《解放日报》时期，党报的经济报道都不时为“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路线所影响，这在有关土地运动、土地改革的报道中最为突出，既出现过“布尔什维克式的春耕”[沈毅主编：《中国经济新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23页。]这类完全政治化的宣传语式，也曾经过分渲染“地主自动献地后马上变成劳动人民，一派‘和平’土改的虚幻景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甚至还出现过凭空制造土改英雄与模范的“克里空”现象，进城后，又一度受农村土改中忽“左”忽“右”思潮的影响，导致对城市经济的报道也“左”“右”摇摆。实事求是地说，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经济报道要为整个政治、军事形势服务，所谓的客观规律、专业性难有作为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这些教训仍然促人警醒与反思，因为，在建国后直至今天的六十年建设过程中，类似的问题还依旧困扰着我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经济、恢复国力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可由于持续受到“左”或右（主要是“左”）的思想干扰，社会主义建设在异常复杂曲折的政治风波和形势变动中艰难前行。经济报道深受时局左右，也起起伏伏，发展缓慢，但是在建国之初，在助力于农村土改工作，恢复工农业生产与商业、财政经济，推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改造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和有限的舆论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