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发展传播学视角下的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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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宣传诉求的表达空间(3)

联系上文分析的此则新闻事件的新闻价值以及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接受需求,这两段文字涉及的理当是最“硬”的骨干材料。可惜,首先从字数上看,300余字,仅占全文的三分之一,分量轻了;其次,被放到消息倒金字塔结构中最不重要的最末两段的位置,地位轻了;第三,尽管出于消息体裁的考虑,不必像深度报道那么深入、细致,但毕竟“贵”为骨干,不宜只是“参与而不干预、配合而不迁就、引导而不强制”这类宣传口号,也不宜只是抽象的“及时穿针引线,化解矛盾”、“解决实际困难”之类的表扬稿套话,更不宜是凭主观感觉的“部分企业家……他们都赞成”、“有的已打报告要求”之类的模糊推论,可见,本该浓墨着色的力道也轻了。

因此,看起来,这篇报道的意图并不在“党代表”制度本身,重点也没落在企业管理的新变动上,记者所举的例子与其说是为了向企业、公众讲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不如说是为了印证当地党委党建工作中的一个创举,引申一下,也就是为了印证如前文引述的报道者自己总结的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两位记者在回顾稿件的写作过程时,曾这样谈及对主题的构想:“作为党群政法部的时政记者,我们自然跳出经济报道的范畴,重点关注股份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同17。]这大抵能够解释报道为何把介绍“党代表”制度的由来和目前的进展的内容放到了消息主体中最重要的位置,这倒无可厚非。但紧接着两位记者也意识到所谓关注党建工作也是有具体内涵的,报道还应该同时回答:“这些企业有党组织吗”、“他们怎么开展工作,又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同17。]。显然,前面那个问题报道回答清楚了;可后面两个问题报道却没有回答清楚。可见,即使把这个事件当作时政新闻来报道,或者退一步,就当作一篇党务宣传稿来写,为了便于他人学习、效仿,也不应该只是证明我做了,而是要叙述清楚我是如何做的,因为记者也承认上述那三个问题“也是各级党委和干部群众十分关注的内容”[同17。]。

再者,单纯为党建写党建的时政思路也值得商榷,因为那样的话,其服务对象必然受限于党务部门的党务工作者,还会被习惯性地解读为“这是给领导看的”——我们很多类似这样力图用新闻的形式发挥宣传效力的稿件不都遭遇这样的传播尴尬吗?假如换个思路,从代表了新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新经济组织的效益角度,从党务工作服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角度报道,把时政和经济结合起来,如此,“党代表”制就不是(至少不全是)党组织自上而下强行向非公经济体灌输的一个政治概念,或者更糟糕的,一场政治运动,而是符合主流意识同时也满足并适应社会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动向。这不是既遵循了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又达到了宣传者想要的目的吗?当然,如果这个事件本身就是“被宣传”出来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新闻报道的规律,那另当别论。

四、宏大叙事风格

第三、通过宏大叙事风格表达宣传诉求。

用抽象概括的总述代替具体细致的描摹、用激昂慷慨的情绪代替冷静理智的观察、用斩钉截铁的判断代替客观谨慎的事实记述和逻辑推导、用单面化的思维定势代替多面向的审视角度……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报道(不单是经济报道)中常见的宏大叙事风格的表现,尤其是碰到那种带着政治任务布置下来的题材时,上述情形就更加明显,然而经济报道特有的实用性、科学性却天然地不自洽于这种源自宣传而非信息传播目的的叙事策略。往近了说,它虽为宣传之用,实则效果欠佳,会让人有读来“花哨”、“恍惚”的感觉,即使“跑过耳边”,也无法深入人心;往远了说,若把这样的表达习惯迁延到国际信息传播市场的竞争中,将很难避免国外受众,尤其是西方国家受众不知所云的尴尬——类似这样的例子近来并不鲜见。事实上,与其说这属于一种叙事策略,还不如说是个文风问题,因为,它反映的实质是究竟应该坚持以我为主,还是以受众为主的传播理念,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值得整个新闻理论及实务界反思。

就经济报道而言,当碰到反映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的题材时,“宏大”几乎成了一种潜意识的修辞习惯。

不妨先拿荣获1994年第四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由《新民晚报》采写的《中国质量的一座丰碑——来自杨浦大桥的报告》(1993年9月22日,原文见附录4-2)为例。和很多颂扬重大工程的题材一样,该报道是一篇奉命之作,不过,鉴于《新民晚报》“软些软些再软些”的报道风格,记者选取的“是从质量角度切入,去报道(杨浦大桥)这一重大工程。这样一来,这篇通讯既具有全景式的特色,又可不必拘泥于如何决策、设计、建造的具体过程;既是一篇口子很小、专写质量的通讯,又能以质量为主线去贯穿大桥建设的主要内容和细节”[孙洪康:《获奖之后话甘苦——采写通讯<;中国质量的一座丰碑>;的粗浅体会》,《新闻记者》,1994年10月。]。据记者回忆,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一是因为对大桥建设者高度的质量意识十分钦佩,对大桥工程质量之优印象深刻;二则是有感于社会上产品质量低劣已成公害,故而需要大力报道优质工程以利正面引导。正是这一新巧的角度为该报道赢得了多项荣誉——不仅荣登中国新闻奖榜首,而且还获得了上海市政重大工程好新闻一等奖、上海市好新闻一等奖。通读全文,质量主题确实贯穿整篇报道始终,也指导着记者的材料收集工作。一系列精确的数据、专业的技术描述、表现设计施工人员严守质量关的小故事,都是记者深入工地,历时月余,连续采访多位专家、工程师,并多方恶补“专业课”后才得到的,难怪接受采访的主桥安装总指挥感到惊讶:“我们接待过不少记者,还没有遇到过像你们这样对技术问题这么感兴趣的记者。”[同21。]而这正是该则报道最可贵、最新颖之处,它说明即使包含有宣传的动机,新闻报道还是离不开自身的客观规律,记者必须学会、并善于有针对性地用事实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