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色列传闻”的类型与影响
自圣门弟子首开“以色列传闻”作为注释的次要渊源，到文字注释以来，“以色列传闻”基本形成了三个类型：
其一，正确传闻。此类传闻得到了圣训的佐证和认可。例如，关于穆萨同伴黑祖尔的名字，《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记载，先知穆罕默德确以“黑祖尔”称呼了穆萨的同伴。同样，泰伯里的《古兰经注释总汇》记载，圣门弟子阿里请教某犹太人：“火狱在哪儿？”他说：“海中。”阿里说：“我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随后诵读了经文：“以汪洋的大海盟誓。”（52：6）阿里之所以相信这个犹太人，是因为有此节经文为证。[125]对此，穆罕默德·哈桑·海米西（Muhammad asan al-amī）的《古兰经简注、哲拉鲁丁·苏尤蒂的降示背景注、经文内容与词汇索引大全》，以“末日，火浪滚滚”注释了“汪洋大海”。[126]注释学界界定，类似这样确凿无误的以色列传闻是允许接受的。
其二，谎言传闻。这种传闻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法，不符合理性思维。学界明确界定，这种传闻既不被认可，也不得传述。上述所举的大量以色列传闻，即为此类。
其三，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传闻。对于这些传闻，注释学界遵循圣训，既不相信，也不否定：“你们不要相信有经人，也不要否定他们，你们说，我们信仰真主及其降示给我们的经典。”如七眠子之狗的颜色和名称，穆萨的拐杖产自何树，等等。[127]
以上类型中，第一类型的性质不言自明。问题在于，严重混淆“传闻注释”并且深深影响其正常发展的是第二类型，即具有谎言性质的“以色列传闻”——殃及穆斯林的信仰，祸及《古兰经》的注释学术。第三类型虽无大碍，但仍然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有鉴于此，历代部分圣训学家、注释家和考证学家，竭尽全力从以下几个尤为突出的层面，分析了后两个类型影响确凿传闻注释的原因所在，以便使所有注释家，能够明辨传闻，正确运用法理和学理界定的“传闻注释”，展开注释工作，严防将“以色列传闻”作为注释的次要渊源：[128]
其一，这些含有亵渎经义、将真主具象化、贬低使者等不符合经义经旨的传闻内容，严重祸及穆斯林信仰，误导他们的信仰思想与意识观念。例如，关于真主毁灭先知鲁特民族的传闻：“真主与两位天使扮作三个人，出现在先知易卜拉欣面前。易卜拉欣盛邀他们到家休息，洗漱，用餐。三人欣然答应后，易卜拉欣马上返回帐篷让妻子萨勒烹调美味佳肴。他们坐在一棵树下用餐。餐后，真主与易卜拉欣谈及萨勒和毁灭鲁特民众的事务。真主谈完后就走了，易卜拉欣也回到了原地。”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古兰经》陈述了毁灭鲁特民众的故事，明确指出真主派遣天使化装为人，前去会见易卜拉欣。易卜拉欣没有想到他们是天使。易卜拉欣为他们端上食物，但他们没有吃，表明他们的天使身份后告诉他，真主派遣他们来毁灭鲁特的民众。
其二，损害伊斯兰形象。这些传闻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一个迷信、幻想而误导人的宗教。如以色列传闻对经文“支持宝座的和环绕宝座的，都赞颂他们的主”（40：7）的注释：支持宝座者头顶宝座，脚踩大地。对此节经文的传闻，还有另一种版本：当真主创造宝座（Al-‘arsh）后，宝座说：“真主绝对没有创造比我更巨大的物体。”然后它就摇摆，真主遂用一条蛇缠绕了它。此蛇有七万条翅膀，每一条翅膀有七万根羽毛，每一根羽毛上有七万张脸，每一张脸上有七万只嘴巴，每只嘴巴上有七万条舌头。这些嘴巴每天的赞颂词等同于古今雨点的总数、树木和树叶的总数、石子和露珠的总数、世界历史的天数、天使的总数。这条蛇缠绕着宝座，宝座在蛇的半腰处，被它缠绕着。
其三，混淆是非，难辨传闻。该类型传闻几乎使那些著名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具有的权威性丧失殆尽。而这些先贤以权威与公正著称，以注释学和圣训学研究享誉穆斯林世界，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文化渊源的重要来源者。问题就在于，以色列传闻中，其中不乏有些被否定和贬责的内容要追溯至部分先贤，如坚定信仰伊斯兰教并为其鞠躬尽瘁的圣门弟子艾布·胡莱赖与阿卜杜拉·本·赛拉穆，再传弟子凯尔布·本·艾哈巴尔与沃海布·本·穆南比赫等。大量不可思议的“以色列传闻”涉足传闻注释后，不但令穆斯林难以辩析哪些是真正的传闻注释，哪些是以色列传闻，而且几乎使这些权威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无形中受到误解和质疑。更为严重的是，那些旨在瓦解伊斯兰教的人，如马朱勒宰哈尔·伊斯利，以及与他们沆瀣一气的伪穆斯林，将这些权威的先贤视为贻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罪魁祸首。
其四，转移重心，本末倒置。“以色列传闻”不但使少数注释家几乎偏离了求解《古兰经》经旨义理的目的，使他们无暇顾及研习经义，汲取殷鉴，创制教法。反之，“以色列传闻”将他们注释的重心转向了那些不值一提、裨益无存、价值尽失、浪费时间、近乎嬉戏的细枝末节方面，如注释七眠子之狗的颜色和名称，穆萨拐杖产自何树，易卜拉欣复活之鸟的名称、努哈之船的长、宽、高，以及所载动物的名称，等等。
（三）省略传述系统（adhf al-’isnād）
传闻注释中出现羸弱注释的第三个原因是，一些注释家传述圣训与先贤注释时，往往因繁就简，省略了传述系统，从而使后人不得而知该传闻究竟出自何人。由此及彼，此类注释内容因无传述系统而被界定为“羸弱注释”。
“传述系统”（Al-’isnād），是圣训学范畴内的一个专业术语，其产生与圣训的传述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圣训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的一两个世纪内，由代代人口耳相传，逐渐被收集、整理、成册和定本。圣训的可靠程度与是否确凿，基本上取决于传述人的可靠程度和传述系统的严密程度。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考据极其严密的“传述系统”。亦即，如果代代传述人的人品和学品都无可挑剔，那么他所传述的圣训就被界定为确凿无误的圣训。反之则不然。因此，传述人的综合素质成为决定圣训性质的关键所在，是考证圣训真伪与否的重要杠杆和考量依据。鉴于传述人之于界定圣训真伪的重要性，“对圣训传述人的研究构成了圣训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圣训学研究的一半内容，因为圣训学研究分两大板块：传述系统（主要是传述人）和圣训的内容。因此，对圣训传述人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历代学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部分内容后来竟成了圣训学大范畴中独立的一门学科，叫传述人考证学”[129]，类似于我国传统史学中的考据学。
圣训的传述系统和方法，表面看似烦琐，实质上是实事求是地追溯了“训”的来源是否出自先知穆罕默德，界定了它的确凿无误，证明了它的非伪造性。现引述一段圣训的传述系统作为范例，以供参考：叶海亚·本·布凯尔给我（布哈里）传述，赖斯——根据——欧盖立——根据——伊本·什哈卜——根据——阿布杜·拉哈曼传述，阿卜杜拉·本·凯尔布说，他听凯尔布·本·马立克说：“我没有参加塔布克战役，我见穆圣后就请安，他兴奋得面目闪光。穆圣高兴时面容发光如圆月，我们以此来了解他的心情。”[130]从该段圣训的传述不难看出，传述系统一般是由下而上，直至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本人。该段圣训就是从《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的收录者布哈里开始，经过历代传述人一直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从而明确了该段圣训传述的来龙去脉：布哈里→赖斯→欧盖立→伊本·什哈卜→阿布杜·拉哈曼→阿卜杜拉·本·凯尔布→凯尔布·本·马立克→先知穆罕默德。换言之，先知的所有言行，由他而下，通过一个个传述人的传述，最终被布哈里等人甄别与界定其确凿无误后，收录、成册和定本。
明确圣训的传述系统后，如果将圣训与《古兰经》的关系进行有机联系后，就会得出结论，传述系统之于《古兰经》的传闻注释，两者一脉相承，无法割裂。换言之，圣训的“传述系统”同样应用于传闻注释的传述，两者的标准同出一辙，是界定传闻注释确凿与否的依据和杠杆。据此，传述系统决定了传闻注释的渊源——圣训与先贤的注释是否正确。如果传述系统严密，那么传闻就正确，注释内容也就相应确凿无疑，不容置疑。如果传述系统的严密程度相对缺乏，注释的权威效果也就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果传述人因考虑到注释传述系统的烦琐而采取去繁就简的方法，直接省略传述系统，或者故意删繁就简，仅保留注释内容，那么这种注释毫无疑问是“羸弱注释”。
省略传闻注释的传述系统，呈渐进式发展成为羸弱注释。
圣门弟子时代，他们运用圣训注释经文时，必须严格考证所引圣训是否确凿。换言之，他们唯有在确定圣训真实的情况下才能传述。如果他们之间互相传述圣训，也不轻易接受另一人的传述，而是必须取得证人证明或传述人发誓后才予以认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圣训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而并不是对传述人本身的质疑，可谓“对事不对人”。如发生在圣门弟子欧麦尔与乌班耶·本·凯尔卜之间考证圣训真实的典故，就反映了圣门弟子对传述圣训的严肃态度和严谨考据。欧麦尔对给他传述了一段圣训的乌班耶·本·凯尔卜说：“你一定要给我举出证明这段圣训的证据。”乌班耶遂请来一些辅士圣门弟子，并将此事告诉了这些人。他们为欧麦尔作证：“我们亲耳听到先知这样说。”欧麦尔遂对乌班耶说：“我绝对不是怀疑你，而是我想肯定圣训。”[131]
再传弟子秉承业师圣门弟子的方法，亦步亦趋地根据传述线索溯源圣训。他们引证圣训或圣门弟子的传闻时，只有在传述系统具备的情况下才放心地引证和传述。即使在伪造圣训和荒谬之语初见端倪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在传述系统具备、肯定传述人品的情况下接受所传圣训。如果某段圣训的某一传述线索被省略，或者传述线索具备但某传述人不被信任，他们就不接受这段圣训。对此，穆斯林在《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的前言中记载，再传弟子伊本·西林讲道：“再传弟子们但凡产生分歧，他们不问传述系统，只是说：‘你们为我们举出传述人的名字。’”[132]这就说明，再传弟子不仅仅依靠传述系统中的传述线索，而且要肯定传述人的人品学品。在两者都具备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判定圣训的真伪与否，并由此及彼地界定传闻注释是否确凿。
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严格按照传述系统的规范注释经文的举措，一直持续到三传弟子时期。三传弟子如苏夫扬·本·艾耶奈、沃基尔·本·吉拉赫等，已经初步开始收集、整理和记录圣训，注释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得以整理和记录。他们在记录注释性圣训、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的注释时，无一例外地叙述了传闻的详细传述系统。
如果查阅以上三个时代的任何注释，就会发现它都是按照确凿、严密的传述系统进行传述。问题出在三传弟子之后。三传弟子以降，文字注释家日渐趋多，他们中不仅有人省略了传述系统，而且既没有认真研究传闻的真实性，也传述了那些与注释者没有任何联系的言论。如此举措，给伪造者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伪造传闻乘虚而入，造成一叶障目、真伪难辨的局面。这种无根无据的传闻从此代代相传，每一个传述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所传之闻有根有据，而不深究传闻是否来自先知穆罕默德和先贤。[133]很大程度来讲，省略传述系统又成为“伪造注释”与“以色列传闻”介入传闻注释的重要因子，最终造成了“羸弱注释”形成的最为危险的因素。这是因为，读者会想当然地认为，即使注释家省略了传述系统，其注释传闻都是正确的。至于那些缺乏学术严谨的注释家，甚至是心存不轨者，则借此伪造了很多有违传述考证学的伪造注释，传述了大量理性难以接受的“以色列传闻”，造成了鱼目混珠的注释局面。
诚然，伪造注释和“以色列传闻”具有的严重破坏性毋庸置疑。然而，这种破坏性不是不可避免。亦即，注释家可以运用传述系统法来考证传闻内容的实质，然后给予法理和学理辩解。如泰伯里在《古兰经注释总汇》中，即使没有认真研究部分传闻的真伪，但他实事求是记载传闻的传述系统的作法，为后学能够一窥原貌，界定确凿注释和羸弱注释留下了极大的研究空间。
[1]穆罕默德·艾布·舍赫布：《古兰经注释典籍中的以色列传闻注释与伪造注释》，开罗圣训出版社1971年版，第43-44页。
[2]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卷1，开罗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3]同上。
[4]法赫德·鲁米：《古兰经注释原理及注释方法研究》，利雅德塔伊布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5]穆萨伊德·坦雅尔：《古兰学及古兰经注释原理论集》，利雅得穆罕底斯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255页。
[8]哈立德·阿布杜拉·哈曼·俄克：《古兰经注释原理》，贝鲁特纳法伊斯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