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古兰经》也如影随形地传入中国。史学界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尽管业已定本的《古兰经》册本传入中国的时间晚于这一时间，但从先知穆罕默德首次领受《古兰经》启示即标志着《古兰经》问世的角度来看，唐永徽二年前后，第一批阿拉伯穆斯林进入中国，也就意味着《古兰经》传入了中国，即使没有非常明确的时间界定。
《古兰经》传入中国的形式有两种，分两个时期。前者是唐宋时期来华的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通过口诵心传的方式代代相传《古兰经》。后者是蒙元时期（约1255-1259）撒拉族祖先阿合莽和尕勒莽两位穆斯林将军，从撒马尔罕用骆驼驮入中国的牛皮封面的整部手抄本《古兰经》（现收藏于青海省循化县街子清真寺），标志着文本形式的《古兰经》传入中国。[1]尤需指出的是，1318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一部中国人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古兰经》手抄本完成，被完整地保存在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抄写人署名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阿布都拉哈曼。它虽然不见得是中国最早的手抄本，但却是第一部被完整保留的手抄本”[2]
《古兰经》传入中国后，中国文献对其局部内容和精神的最早记载，当是唐人杜环（生卒年不详）所撰《经行记》中关于“大食法”（即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描述。诸如，“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女子出门，必定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断饮酒、禁音乐……”[3]
《古兰经》传入中国数百年后，注释典籍也逐渐传入中国。根据刘智的《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采辑的书目看[4]。明清时期业已形成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典籍书目中，就有《古兰经》（即刘智著作中的《宝命真经》）及其注释典籍的书目和科目，如《特福西尔嘎最》（原作译为《嘎最真经注》）、《特福西尔咱吸提》（原作译为《咱吸德真经注》）、《特福西尔白索义尔》（原作译为《大观真经注》）。明清以降时至新中国成立，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阿关系发展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更多著名注释典籍传入中国，如泰伯里的《古兰经注释总汇》、古尔泰卜的《古兰经教律总汇》、伊本·凯西尔的《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等等不胜枚举。
明清以来出现在中国的《古兰经》注释典籍反映出，《古兰经》注释的若干部典籍已在中国穆斯林中广泛流传和研读，并由此及彼地昭示着《古兰经》译注活动必将在中国的发轫和发展。换言之，明清以来，中国穆斯林由口传心授研习《古兰经》及其注释典籍的方式，逐步转向了文字译注《古兰经》的学术方式，涌现出了相对可观的译注成果。
[1]林松：《古兰经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9页。
[2]同上书，第440页。
[3]林松：《古兰经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8页。
[4]关于刘智《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所采辑的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书目，详见[澳]唐纳德·丹尼尔·莱斯利，穆罕默德·瓦塞尔《刘智所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资料》，王东平、邵红英译，载《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
第一节《古兰经》的中文译注
《古兰经》中文译注在中国的发展，历经两个阶段，即先翻译后译注——译和注兼而有之——的渐进过程。换言之，如果没有翻译活动的开始，也就没有译注活动的发轫。中国中文学界翻译《古兰经》的学术举措，为《古兰经》的译注活动奠定了前期基础，这与世界范围内其他语种出现《古兰经》译注的方式大致相同。因此，言注必先言译。
一《古兰经》的中文翻译
根据我国穆斯林学者、《古兰经》研究专家林松教授的研究，中国的《古兰经》翻译活动，“主要是从零星摘译、到重点选译，发展到全文统译”，共有三个阶段，用三种方式，呈现三种类型。[1]
（一）零星摘译阶段
这种翻译方式并见诸文献的译文，主要是清初学者如王岱舆、马注、刘智等回族穆斯林学者著书立说时零星摘译的经文片段。彼时，这些学者虽感到译介《古兰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他们对《古兰经》神圣性的尊崇，致使他们对翻译《古兰经》始终持谨慎态度，故没有将译介《古兰经》纳入他们的学术日程活动。即使是著述颇丰的一代宗师刘智，也因认为“天经圣谕，皆本然文妙，勿庸藻饰。兹用汉译，或难符合。勉力为之，致意云尔”[2]，而仅仅在《天方至圣实录》的卷7、卷13和卷15中，如履薄冰地翻译了《古兰经》的三个微型短章，即第1章、第110章和第111章。毋庸置疑，刘智对这三个短章的翻译，是中国学者翻译《古兰经》整章的尝试和开始，其价值与意义，堪与波斯籍圣门弟子赛勒曼·法尔斯首翻《古兰经》首章在《古兰经》翻译史上的价值和意义相媲美。我们仅从刘智对《古兰经》第1章的翻译，不难窥见那个时代的著名穆斯林学者对经义的理解程度和精确把握，以及直接将阿拉伯语的经文大义转换为中文大义的精深学术造诣。
（二）重点选译阶段
这种翻译方式，主要是中国穆斯林学界重点性地选译一些中国穆斯林易于背诵、诵读和理解的经文，通常选译的范围是《古兰经》第1章、第2章的前5节，以及第30卷中的一些短章。此外，亦不乏学者从分类角度，针对性地选译一些经文。重点选译的翻译成果主要有：1924年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的李廷相（1884-1937）的《天经译解》，内容是第1章和第2章前5节。1941年香港中国回教学会出版的伍特公（1886-1961）的《汉译古兰经第一章详解》，约15万字。香港穆斯林布道会印刷的马达五（生卒年不详）译述的《法谛哈》与《古兰选读》（出版年不详），内容包括第1章、第2章若干节和最后若干短章。1899年马联元（1841-1895）翻译《孩听译解》以来，先后出现了7种不同版本的《古兰经》选译本——《孩听》[4]，主要内容是中国穆斯林通常熟知的“18个索来”（Al-sūrah，章）和相关章节，即《古兰经》第1、36、67、86、87、93、94、97、99、102、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章，以及第2章的前5节。北京伊斯兰教协会于1992年出版的杨品三编译、陈广元校订的《古兰经分类选译》，该选译本将《古兰经》内容分为105类，每类选译数节甚至十节经文。民族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刘飞茂、纳锦文、林涛、王颖宜合编的《古兰经箴言》，选译了579节经文，分“世俗生活篇”和“宗教生活篇”两类，译文采用林松先生的《古兰经韵译》。美国华裔穆斯林高浩然阿訇选编的阿汉文对照本《古兰经每日一句》（Everday study of qur’ān），1987年由美国伊斯兰古兰经研究中心出版发行。该本所选译的经文节数与伊斯兰教教历的354天大体相等。此外，该译本还附有星期五聚礼日和有关节日的选读经文。
（三）全经统译阶段
中国最早尝试全文统译《古兰经》的学者是清末穆斯林经师马复初（1794-1879），他根据《古兰经》章节顺序翻译了《古兰经》的前20卷，命名为《宝命真经直解》。遗憾的是，《宝命真经直解》的大部分译稿毁于火灾，仅存5卷。这5卷译稿，几经周折后，终在1927年由上海中国回教学会刊行问世。
马复初尝试统译整部《古兰经》后，中国学界统译《古兰经》的学术活动，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才开始。第一部和第二部统译本《古兰经》，分别出自汉族学者李铁铮先生和姬觉弥先生之手。自李铁铮和姬觉弥统译《古兰经》以来，中国穆斯林学者相继开展了统译《古兰经》的学术活动。“无论是直接翻译或间接翻译，也无论是否出自穆斯林之手笔，借用马坚教授的话来说，可谓‘见仁见智，各有特色，亦各有价值’。这些译本从译笔上来看，有的用凝练典雅的文言体，给人以深奥含蓄之感；有的用通俗畅达的白话文，给人以简明易懂之便；有的用寺院教学中世代沿袭的经堂语，使受过熏陶的父老乡亲乐于接受；有的用顺口悦耳的带韵散文体，使人借以联想音韵铿锵的原文风貌。”[5]
综上，自刘智小心谨慎地翻译《古兰经》三个短章以来，《古兰经》的中文译本历经两百余年发展，可谓“丰富多彩，弥足珍贵。回顺起来，摘译、选译、通译、分类，无所不包；摘引、译述、注释、引证、循序渐进；体裁、风格、语言、版式，各有千秋”[6]。
二《古兰经》的中文译注
中国穆斯林译注《古兰经》，经历了先翻译后译注的过程。换言之，译注《古兰经》是在翻译《古兰经》的基础上得以展开。此外，译注《古兰经》不仅仅孤立地建立在翻译基础上，而且也是译注家对传入中国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古兰经》注释典籍的研习结果。
中文译注《古兰经》，是译和注兼而有之的学术活动。只有译文没有注文的《古兰经》译本有4种，分别是李铁铮翻译的《可兰经》、姬觉弥翻译的《汉译古兰经》、杨仲明（杨敬修）翻译的《古兰经大义》、马振武翻译的《古兰经》。至于其他译本，译者在翻译《古兰经》的同时，对有关经文作了或多或少的注释。
最早注释《古兰经》零星节文的是清初穆斯林学者，如刘智在《天方典礼》中，对个别节文作了注释。例如经文“呜乎，信者，如宣礼于聚日，即趋念主，弃营艺，斯于尔至善，若尔知”（62：9）[7]。刘智作了如下注释：“此真主垂告穆民当聚之辞也。信者，指穆民；即趋，随闻随赴也；念主，即聚礼自趋至己之功；营艺，乃营为家国之事也。真主呼穆民而告之曰：‘如赞教宣礼于聚日，尔众即以念主为事，赴趋聚所，毋更事家国之营为，唯弃家国而念主，在尔民为至善，若尔民知道营为家国之事小，而念主赴聚之大益也。’经文首呼信者，则凡信者必赴，而不赴者难言信矣。末信若尔知，则凡知者必赴，而不赴者未可云知矣。呼，今之人不知而不赴者，固多矣。赴而不知者，亦甚不少也。知而不赴，其知如何？”[8]
最早既译且注整部《古兰经》的中文译注家是王静斋阿訇。他的丙种本《古兰经译解》，开中文注释整部《古兰经》的先河。毫无疑问，就中文的《古兰经》译注而言，《古兰经译解》的价值与意义，丝毫不亚于侯赛尼·卡希斐的波斯语《侯赛尼经注》在《古兰经》译注史上的价值与意义。王静斋以后，陆续出版的中文译注本，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注释条目。
香港天马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肖天福汇编的《古兰经汉译注释汇集》，马坚翻译的《古兰经》正文，以及王静斋、刘锦标、马坚、时子周、林松和仝道章的注释文悉数汇集成册。该书三册，共计2600千字，是国内首部收录了六家注释的中文汇集本。该汇集本第一册的总目录前，附有王静斋、刘锦标、马坚、时子周、林松和仝道章译注本的彩页封面，林松教授的题诗及其序言，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高占福的序言，以及肖天福的汇集说明。另外，2008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杨振业阿訇编集的《古兰经韵译注释荟萃》，该书内容的顺序依次是《古兰经》原文→林松译文→王静斋、马坚和林松的释文，因此这是一部三合一的汇集本。卷首有杨宗山先生的“序言”，卷末有杨振业阿訇的“后记”。
根据《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一书的研究，所列《古兰经》中文译注典籍，宏观上主要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9]
（一）注释的共异性
上述各家注释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多属对历史背景、事件、人物的介绍，颁降场所和缘由，以及对若干教义、教法的共识等方面，无可争议。但也有不少注释、引证，确实差距很大，反复参照，自能发现。例如对经文中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即便以译文几乎相同的王静斋丙种本和时子周译本而论，引证资料不同，剖视角度互异，结论也就截然有别。一般说来，涉及某些神妙奇迹，王静斋译本主要沿用往昔经学注疏家的传统解释，从纯宗教的、维护原文表述的立场态度加以发挥，时子周译本则更多地汲取现代注疏本的观点，突出地排除传奇因素而作纯理性分析。诸译本注释中，类似情况不少。最突出的实例，如第17章《夜行》第1节所涉及的穆罕默德登霄夜游的事件，译释者引证材料不同，或确认是实体升霄，或释为系幻觉梦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