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塔维在开罗大学师范学院（Dār al-‘ulūm）任教期间，开始注释《古兰经》。其中，一部分注释是他给学生的授课内容，另一部分注释是他为Al-malāji’al-‘abāssiyah杂志撰写的文章。他将两部分内容合二为一，进行整理后，将其命名为《焦海里经注》，成为一部具有跨学科和学科交叉性质的著名注释典籍。该部经注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先解词后释义
谭塔维注释时，首先言简意赅地解析经文的词汇大义，然后再分门别类，根据现代科学知识，如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原理，广泛阐释相关经文。例如，关于经文“当时，你们说：‘穆萨啊！专吃一样食物，我们绝不能忍受，所以请你替我们请求你的主，为我们生出大地所产的蔬菜——黄瓜、大蒜、扁豆和玉葱。’他说：‘难道你们要以较贵的换取较贱的吗？你们到一座城里去吧！你们必得自己所请求的食物’”（2：61）。他注释该节经文时，先分析了该节经文中的辞藻，然后阐释了该节经文的医学意义，最后根据现代医学业已定论的医学理论，阐释该节经文的大义，及其蕴涵的科学奥妙。
（二）根据现代科学成果解读经文经旨
谭塔维最大限度地汲取教内外与东西方的各类科学研究成果，注释了相关经文，促使该部经注内容丰富，涉猎广泛。因此有评论家认为，该部经注内容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就是注释。
（三）穿插大量图片
谭塔维穿插了一些动物、植物、自然景物和科学实验的图片，以便读者通过图片能够直观地理解经义。严谨的学者认为，谭塔维在经注中穿插图片的做法不可取。
（四）引用《新约》内容
谭塔维在注释经中涉及基督教的经文时，有时候引证《新约》中的内容，以佐证他的注释内容。
（五）引证柏拉图的《理想国》
谭塔维依据柏拉图的《理想国》，注释了《古兰经》中大量有关宗教真理的经文。评论家认为，从法理来讲，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古兰经》以其纯粹的、永恒的真理而立，而不是柏拉图式的哲学理想。
（六）引证《精诚兄弟社论文集》
谭塔维引证《精诚兄弟社论文集》中的内学派思想，注释了相关经文。尽管该论文集不乏违背经训明文的内容，但从谭塔维引证的态度和行文来看，他将自己对论文集的肯定与偏爱展现给了读者。
（七）引用字母数值计算法
谭塔维注释有关经文时，运用不能达到永恒真理的字母数值计算方式，演绎了一些或然性知识。[2]
《焦海里经注》一经问世，各方评论不绝于耳。有的学者认为，该部经注在现代社会向伊斯兰教提出诸多问题的背景下，作者勇于创新，汲取前人注释精华，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广泛阐发《古兰经》微言大义的学术举措，是值得肯定的，该部经注的重要性更是不容否认。但有的学者则认为，从注释《古兰经》应遵循的学理原则来讲，由于作者一味运用自然科学原理注释那些涉及天体、地球、动物、植物、矿物等经文的举措，一定程度上与注释学界定的普遍原则和基本要求有所出入，故该部经注具有相应的瑕疵。[3]
二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古兰经注》
《古兰经注》（Tafsir al-qur’ān）是近现代埃及伊斯兰教学者、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笃（Muhammad ‘abduh，1849-1905）的主要著作，也是穆罕默德·阿布笃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古兰经注》成书于1899-1905年，是穆罕默德·阿布笃接受弟子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的建议，先后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以及阿尔及利亚、贝鲁特等地清真寺，运用新观点和新方法讲解《古兰经》，并由拉希德记录编纂而成的一部经注。该部经注的注释范围，仅为《古兰经》的7卷，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1章至第4章第126节经文（约6卷），是作者在爱资哈尔大学六年的授课内容，拉希德整理后陆续发表于《光塔》（al-Manarah）杂志。第二部分是《古兰经》第30卷，在贝鲁特等地授课而成。
该部经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穆罕默德·阿布笃及其学派的学术思想和社会主张，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发挥理性作用，主张开拓创新
穆罕默德·阿布笃是爱资哈尔大学近现代以来，首位号召穆斯林开拓创新、发挥理性、改良穆斯林社会的学者。因此，他“提倡应用新的经注学理论解释《古兰经》，应把属于基本信仰的启示和属于社会立法性的启示加以区别。从《古兰经》和可靠的圣训中寻求类似现代思想的因素，自由运用理智进行新的教法演绎，创制新的律例和新的‘公议’原则”[4]。基于这个出发点，穆罕默德·阿布笃在《古兰经注》中付诸实施，充分展现了他对创新和理性的主张。此外，穆罕默德·阿布笃在讲解注释前有个习惯——不查阅前人的任何注释，以免前人注释影响到他的理性发挥。
（二）受唯理论影响，通过注释调和理性与宗教的关系
穆罕默德·阿布笃“从穆尔太齐赖派唯理论观点出发，认为理性为伊斯兰传统所固有，《古兰经》尊重理性，把理性提高到首要地位，这表现在‘判断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何为有益，何为有害方面，理性具有最后的权威’。人完全有能力通过理性来确证信仰，印证真主的存在和独一，从而确信‘宇宙之外有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创造者’。如果理性与圣训传说的字面意义相悖，则应服从理性的判断。但他又认为天启是不谬的，理性有时是易错的，理性离不开天启的指导。理性至多只能够认识事物偶然的、次要的本质”[5]。
（三）《古兰经》不附和信仰，信仰当遵循《古兰经》
穆罕默德·阿布笃认为，《古兰经》是衡量信仰的准则，因此穆斯林当视其为原理原则，借此确立信仰，演绎学说。他反复强调，《古兰经》是涵盖伊斯兰教各个派别和各种学说之根本，因此各派别和各学说当使各自的派别主张和思想学说符合《古兰经》经旨要求，而不应通过注释，使《古兰经》切合本派的主张观点。他在注释《古兰经》第1章时，就此做了详细阐述。
（四）没有引述以色列传闻
穆罕默德·阿布笃一改以往很多注释家引述以色列传闻来解析经文的做法，没有引述任何以色列传闻。他认为，《古兰经》没有责成穆斯林细化性地注释经文，因为人们无法解读它的终极经旨，因此不必借助以色列传闻，牵强附会地加以解释。
（五）语言学注释有限
穆罕默德·阿布笃将《古兰经》注释分为两种：其一，远离经文终极旨意的注释。他认为，以往一些注释家局限在解析经文词法、句法、修辞等层面上的注释，不是注释《古兰经》的目的，而只是对经文语言艺术的研究。其二，指导穆斯林坚守信仰，教导穆斯林遵行教法，引导穆斯林两世幸福的注释，才是真正的注释，也是注释的首要目的。因此，其注释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阐释经义经旨的内容，而很少见到解析经文词法、句法和修辞等内容。
尽管如此，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这个主张，并没有使他忽略对个别辞藻的解析，而是在必不可少的情况下，溯源前人的语言学注释，以揭示《古兰经》言辞具有的超绝性。
（六）引证圣训注释经文
穆罕默德·阿布笃根据圣训注释了一些经文，其目的在于，如果某段圣训契合了某节经文，那么他就以该段圣训注释该节经文，以求两者之间的相通性，使人们更加明白经文的旨意所在。
（七）关注社会问题
穆罕默德·阿布笃但凡注释一节经文，都力求通过注释来分析和梳理穆斯林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因此，他“主张改革伊斯兰教传统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和教律。他把伊斯兰教义区分为基本和辅助两部分。基本部分也称为‘基本教旨’，它包括《古兰经》及真实圣训，此外均属辅助部分。前者是永恒的、绝对的、不可动摇的，适用于一切时代，后者则是相对的、暂时的，要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他主张简化烦琐的宗教礼仪，使伊斯兰教摆脱旧的清规戒律的束缚，改革一夫多妻、蓄奴制等封建制度，反对一切陈规陋俗，‘把思想从盲目信仰的牢笼里解放出来’，给伊斯兰教以新的生机”[6]。例如，他在注释仅有3节经文的第103章（时光章）时，旁征博引，辅以案例，用7天的授课时间（每天不少于两个小时），详细分析了该章蕴涵的社会哲理，分析了“时光”对于社会整体和个人个体的重要性，以及“行善、真理、坚忍”等具有的社会义理等。[7]由此可见，通过注释，关注和分析社会问题是该部经注的重心所在。
三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的《光塔古兰经注》
《光塔古兰经注》（Tafsir al-manārah）是埃及学者、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Muhammad Rāshid Ridā，1865-1935）的代表作。它既是穆罕默德·阿布笃学派在《古兰经》注释领域的扛鼎之作，也是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观点最新颖的《古兰经》注释典籍之一。
就《光塔古兰经注》的渊源来讲，它是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在整理和刊载穆罕默德·阿布笃注释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现代知识并加以发挥，提出新的见解后形成的一部经注。该经注因1900年起在《光塔》杂志陆续发表而被命名为《光塔古兰经注》（又称《拉希德古兰经注》）。《光塔古兰经注》由于里达的去世成为一部未完的作品，注释范围为第1章至第12章（优素福章）第101节经文（该章共111节经文），共12册。其中，第12册以第12章第53节经文为结束，拜赫哲特·拜塔尔（Bahjat al-bayār）教授此后补注了该章第54-111节经文，并独立成册出版发行，署名为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此外，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还注释了《古兰经》中的部分短章，主要是第108-11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