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难，难在善任。而要使任人各得其所，必须掌握“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唐太宗即位之初，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可是，竟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唐太宗质问原因，封德彝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天下没有很优秀的人才。”唐太宗驳斥道：“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应当各取其长处。古时候国家达到大治的，难道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吗？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诽谤同时代的人不才呢？”他晚年还强调：“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所以朕常常告诫自己，要扬长避短。”唐太宗在用人过程中，就遵循“扬长避短”的方针，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明证。房、杜不善于处理杂务琐事，但是多谋善断，唐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相才，二人都成为青史留名的贤相。房玄龄用人也是如此，他不求全责备，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或功绩的大小来录用，不嫌弃出身低微的人，唐太宗十分信任他。杜如晦充分发挥“剖断如流”的长处，与房玄龄默契配合，共掌朝政，中央的组织规模、法令制度、礼仪等，都由他们二人制定，深得当时人的称赞，把他二人合称为“房谋杜断”。戴胄不通学术、不通经史，唐太宗利用他性格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任他为大理寺少卿。戴胄处事干练，案无滞留，敢于犯颜执法，能纠正唐太宗量刑过失，使唐太宗发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的赞语。
唐太宗即位以后，百废待兴，为了克服眼前的种种困难，进而大治天下，需要选拔和使用大批人才，唐太宗采取措施，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唐太宗选人用人，有这样一些特点：
士庶并举。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在世袭贵族中遴选官员，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许多贤才大才，往往出自民间。仅仅在贵族中选拔人才，等于丢失天下人才的一半。唐太宗力避前朝用人之失，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他早在藩府时，就注意物色有才能的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人，同时也信任士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即位后，继续实行这样的人才政策，王珪、韦挺、魏徵、马周就是庶民政治家的杰出代表。他还扩大科举制，让更多有才能的人进入国家政治生活。
官民同位。贞观三年（629）四月，唐太宗下诏说：“普通人家的人，只要文武才能出众，或言行忠谨，可以承担事务，就可以推荐到各级官府任职，得与官人同申。”就是说，推荐和任职的待遇与在职官员相同。马周本是“山东布衣”。在州里教书时，屡遭地方官斥责，被迫辞职，在各处流浪，又受到县令侮辱。住在驿舍中，驿舍主事人见他衣衫褴褛，把他冷落在一边。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让官员们议论国家大事，提出建议。马周当时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做客。常何是个武将，没读过书，提不出什么建议，马周就替他写了二十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十分惊讶，因为常何本来识字不多，怎么能写出这样好的奏章，提的建议又这样卓然可采？便问常何是怎么回事。常何说是他的朋友马周替他写的。唐太宗立刻召见马周。马周一时没到，唐太宗坐立不安，一连四次派人去催。等到和马周交谈之后，发现他的确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就任命他做了监察御史。后来又任命他做中书令，主持朝廷大政。
新故共用。唐太宗的用人标准是贤能，只要贤能，不管是故旧还是新进，都一视同仁。原秦王府的心腹之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他是非常信任的；而对隐太子李建成手中的有识之士，即所谓“昔仇”，他也加以重用。以魏徵为例。玄武门之变以后，魏徵成为阶下囚。唐太宗看重他的才能，不挟私怨，出以公心，从治国的大局出发，对魏徵日渐亲重，让魏徵进入宫禁，询问政治得失，授谏议大夫，又擢升为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徵由仇虏而位极人臣。魏徵也不负唐太宗厚望，忠正秉直，极言切谏，把臣子辅佐人主的义务发挥到了极致。唐太宗说：“魏徵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或丑都无所隐藏。”唐太宗对亲故也是重视贤能，庸才低能者不用。他常说：“君主一定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官员不论大小，都应当选用贤才。不应按关系的远近，资格的深浅，来决定官职的大小。”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被列为一等大臣的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很不服气，他对唐太宗说：“太原起兵的时候，臣第一个响应，赴汤蹈火、不辞辛苦。房、杜不过舞文弄墨，从来没有冲锋陷阵，功劳没有我大，官职却比我高。这实在不公平！”唐太宗听了之后，就把李神通过去怎样被窦建德打败、全军覆没，后来又败给刘黑闼、仓皇逃跑的事实，一件一件地摆出来，说：“叔父是国家的至亲，我怎么能不信任呢？但是，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废公！”李神通无言以对。还有一些将领，原来是唐太宗早年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唐太宗当了皇帝，他们没能得到高升，很不满意，吵吵嚷嚷地说：“我们这些人多年来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今天反倒不如李建成手下的人！”唐太宗说：“选拔人才，不能分新旧、先后，新人贤明，旧人愚笨，我只能用新人，不能用旧人。”
汉夷兼用。唐太宗在用人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重视汉族的能臣名将，也不歧视夷族，对夷族名将也倾心信用，这是十分难得的。他根据夷将的功勋与智勇，分任朝廷高级将领与地方的都督之职。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闻于天下，深为唐太宗器重。贞观十四年（640），出征高昌，唐太宗以他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争结束以后，唐太宗夸奖他廉正，赐给他从高昌得来的宝刀及各色彩绸一千丈。铁勒族酋长契苾何力内附后，唐太宗授职左领军将军。贞观九年平吐谷浑，赤水源一战，唐将薛万均、薛万彻破围，兄弟二人均中枪，随从骑兵死伤十之六七。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率数百骑前往救援，拼命厮杀，薛氏兄弟才得免一死。后唐太宗擢升他为北门宿卫。
由于唐太宗广开才路，吸引和任用了不少精英，形成了唐初贤人在位众多的局面。贞观一代，人才济济。图画于凌烟阁的二十四位功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尉迟敬德、李孝恭、高士廉、李靖、萧瑀、段志宏、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秦琼。唐太宗经常去凌烟阁观看画像，以表示对这些英才的赏识和纪念。此外，被唐太宗器重的还有著名的文学之士如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如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还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为贞观之治贡献了自己的才干智勇。
人才已经选拔和任用，还要考虑如何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忠心耿耿、终生不渝。唐太宗在这方面也是做得相当成功的。
信任贤才，用则不疑。君王多有用人多疑、疑而又用的问题，使君臣之间不能相互信任。唐太宗深知君王多疑的害处，吸取前人的教训，对大臣们采取“洞然不疑”的态度。萧瑀以自己不受重用，嫉妒房玄龄，诬告房玄龄搞朋党，对主上不忠，还预言房玄龄一定会谋反，只等时机成熟。唐太宗严厉批驳了萧瑀的诽谤。一次，有人密报长孙无忌职位过高，荣宠过度，太宗将此密报让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假如心里装着各种传闻又不明说，则君臣的想法便有所不通。”
用人司职，各负其责。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号召素有贤名的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进宫，问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自作主张，独自处理日常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秉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聪明睿智，乖谬失误之处也是难免，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还能不灭亡？陛下谨慎选择群臣，根据他们的才具，让他们各职其事，皇上自己就可以拱手安坐，清和静穆，考察他们的成败得失，实施刑罚赏赐，天下自能大治！”唐太宗赞赏张玄素的建议，并能够身体力行，付诸实施。贞观四年（630）的一天，唐太宗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临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传送餐饭。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唐太宗不赞同此论，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你们赞扬欣赏他的，正是他的失误之处。文帝不精明却自以为精明，由于‘精明’就喜欢‘洞察一切’，这在人主叫做‘苛察’，人主最忌讳这点。不精明则上下不通气，但苛察则多有疑心，凡事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费心劳神，难道处理每一事都能切中！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各司职守？”这一篇谈话，可以看做是唐太宗实行张玄素建议的一次总结，结论是，圣明的皇帝一定是用别人的大脑来思考，他把许多聪明的大脑集中到自己这里，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唐太宗就是一位善于集思广益的英明君主。
斥退小人，杜绝谗邪。要使贤能之士尽职尽责，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疏远小人、不用小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唐太宗对魏徵说：“因官职而去选择人才，不可仓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则众位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他小人竞相引进。”他把用小人比作“养恶草”，“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还引用北齐、隋朝的历史教训，说明群小之徒诽谤君子、谗害贤臣给国家造成的极大危害。他说：“说人坏话的邪佞小人，都是国家的害虫。他们有的人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如果国君昏庸，就要被这些小人迷惑，忠臣孝子就要为此含冤受罪了。斛律明月是齐朝的良将，威名震撼敌国。北周每年冬天要砸破汾河上的封冰，就是担心他率兵西渡来进攻。斛律明月被祖孝徵谗言构罪遭杀害，北周开始侵略北齐。高颎是隋朝宰相，他很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帮助隋文帝完成霸业，执掌朝政二十多年，天下依靠他得到安宁。隋文帝偏听妇人的话，一味排斥他。到后来他被炀帝杀害，隋朝的法制政令从此衰败了。隋太子杨勇统率军队，代理朝政，本来就有储君的名分。杨素欺骗文帝，残害善良，离间他们父子之情，祸乱的根源，从这里开始了。隋文帝已经混淆了嫡子和庶子的名分，结果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国家不久就覆亡了。朕常常防微杜渐，以此禁绝谗言构罪的发生，仍然担心还没有尽心尽力，或者还不能觉察它的苗头。”
为了防止奸佞小人对贤能之士的损害，唐太宗决定对诽谤、诬陷者“以谗人之罪论之”，即对诽谤者实行“反坐”。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诽谤房玄龄、杜如晦，说他们思虑有限，想罢黜房、杜的宰相职位。唐太宗对房、杜的长处和缺点都了如指掌，断定陈师合是“妄事诽谤”，便对他采取法律制裁，流放到岭外。贤能之士毕竟不是神，有时也会有小的失误和过失。居心叵测的人往往抓住不放，借机诽谤。对此，唐太宗态度十分明朗，总是保护贤能之士。比如，魏徵、温彦博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曾有一些过失，有人据此弹劾他们，太宗置之不理，对他们的信用不变，使他们安心任事。
十三、科举取士关注民生
贞观初年，有一次，唐太宗想亲自看看考试进士的情况。在发榜那天，他带着几个内侍，来到考试进士的端门前，看见许多新考取的进士，排成长长的一队，整整齐齐，鱼贯而入。唐太宗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内侍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指箭的射程，他这是说：天下的人才全都落到我的手中，为我所用了。他看到，科举制度对于选拔人才，提高官员素质，乃至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确实具有很大作用。
科举，就是由朝廷设立许多科目，通过分科考试，推举、选拔政府的各级官吏。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文帝时期，隋炀帝发扬光大，把它由临时改为定制。到唐朝，经过唐太宗的大力改革，科举制度更加完备了。
唐朝的科举考试科目很多，其中进士科和明经科最受重视。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的记忆理解，进士科主要考诗赋策论的写作。进士科的前途看好，所以当时的读书人都愿意考进士科。考进士科录取很难，一般百个人中只能录取一二人。所以人们把考进士比作“登龙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进士比明经难考，三十岁考中明经科已经很老了，五十岁考中进士还算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