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宫府属中的能臣，唐太宗同样加以重用，甚至引为知己。例如，召回流放边地的东宫官属王珪、韦挺，授以谏议大夫之职，留在身边任顾问。原太子洗马魏徵的例子尤其突出。玄武门之变不久，太子党人纷纷逃亡，魏徵却不为所动。有一天，唐太宗严厉责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的兄弟关系？”在场官员个个危惧战栗。魏徵从容对答：“皇太子如果能听从我的建议，肯定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灾祸！”太宗转怒为喜，倍加器重，封他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直至丞相。贞观六年（632），在九成宫丹霄楼的赏月夜宴上，太宗饮酒微醉，出言坦荡：“魏徵，从前是朕的仇敌，但他尽忠主上这一点是值得特别嘉奖的。正因如此，朕能在群臣中擢用他，朕的做法跟古人相比，也不逊色！”他这是以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作对比。确实，唐太宗任用魏徵，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齐桓公和管仲，唐太宗和魏徵，是圣君和贤臣知遇的典范。
为了消除玄武门之变在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不良影响，唐太宗特地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曰“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剌”。这样，既可以申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又能表白唐太宗的仁爱之心。以礼改葬那一天，唐太宗在千秋殿西边宜秋门痛哭致哀，并以皇子赵王李福为李建成后嗣。
礼葬隐太子前夕，魏徵从山东返回京城，迁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王珪也升为黄门侍郎。他们联名上表说：“臣等昔受命太上皇，服侍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东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刊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风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这是一篇感情真切而富于策略的奏章。首先肯定李建成“结衅宗社，得罪人神”，他的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颂扬唐太宗“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以礼改葬二王。接着，从封建礼仪上陈述了他们作为太子的旧属请求前来送葬的道理。没有煽动东宫旧属的怨恨情绪，反而从道义上弥补了骨肉相残所留下的伤痕。因此，唐太宗乐而答应，命令原东宫、齐王府僚属统统前往送葬。通过隆重的礼葬活动，原来十分激烈的秦府王与东宫、齐王府之间的矛盾，就这样消除了。
第二，采取措施安定山东地区的局势。李世民与李建成为了争夺皇位，各自都推行结纳山东豪杰的方针。李建成开始得早，收效也大些。平定刘黑闼时，李建成根据魏徵的建议，对俘虏全部开导释放，并发给路费，因此百姓心悦诚服。对比一下李世民征讨刘黑闼时的残酷镇压，人们自然对李建成有所好感。此后，李建成利用自己在河北地区的威望，积极地培植地方势力。二人被杀的消息传来，在山东豪杰中，试图趁唐廷内讧兴兵作乱的，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分裂势力进行谋叛活动，如贞观元年（627）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叛乱。再加上太子党羽逃至关东，倘若互相勾结，势必构成严重的隐患。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先派有相当影响的大将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镇抚洛阳。这显然是估计到关东地区的形势而作出的紧急部署，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叛乱。随后又及时地选派魏徵宣慰山东。
魏徵本来是山东人，生于襄国郡钜鹿县。家境孤贫，通晓策术。遭隋末之乱，伪装成道士躲进深山。他在李密的瓦岗军里典掌过书记，曾先后十次向李密献计，表现了他的奇谋深策。后随李密降唐，在京师久不见知，请求解职回家，不久被窦建德的义军俘虏，任窦建德的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魏徵投奔李建成，很受器重，曾提出“结纳山东豪杰”的方针。魏徵和山东、河北地区各种社会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玄武门之变后一个月，唐太宗封魏徵为谏议大夫，请他去安抚河北地区，赋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魏徵到达磁州，恰好遇着地方官把前东宫、齐王府官属李志安、李思行等解送京师。魏徵跟副使商量说：“对东宫、齐王府的人，皇上有诏令，一律不再追问。现在却把李思行等押送京师，这就会人人不安。我们可以做主把他们释放了，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也就安心归顺了。”于是，魏徵将他们就地释放。这个措施，不仅是体现了唐太宗的宽大政策，有利于消除逃亡者的疑虑，更重要的是使唐太宗在河北地区树立起“信义”来，以争取山东豪杰的广泛支持。唐太宗赞赏魏徵的这次“便宜行事”，对魏徵更加信任。
唐太宗初即位，下诏免除关东赋税一年。男女老幼欢欣鼓舞，喜笑颜开，竟至于歌舞庆祝。但是不久又变卦，重新颁布敕令，说：“已役已纳，并遣输纳，明年总为准折。”就是说，已经完成的赋税徭役，不退还。关东地区百姓们大失所望。这时，正在宣慰山东的魏徵立即上书，强调指出：“今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大意是说：皇帝一言既出，不可反悔，即使国家穷得揭不开锅，也不能把已经舍出去的粮食再要回来！魏徵的慷慨陈词，使太宗震惊，只得收回成命。
李唐皇室出于关陇贵族集团，而要实现全国范围的统治，不能不任用山东即东部地区的人士。广大的东部地区既是人才荟萃之地，又是当时财政命脉所在。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可见山东、河北地位是何等的重要。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一直留心物色山东人，用来稳定山东局势，魏徵与崔仁师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魏徵宣慰山东前夕，曾向太宗指出：“不示至公，祸不可解。”也就是说，如果失之“至公”，山东人就会产生怨恨，甚至结群思乱，天下就难以太平。对此，唐太宗是心领神会的，因此立即请魏徵“安喻河北”。太宗曾经在殿上就关中人和山东人的性格习性等大发议论，言语中很有褒贬之意。殿中侍御史张行成跪奏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应该对国民此疆彼界地说短长。”这话深深地打动了唐太宗的心弦。张行成是定州义丰人，少年师事著名经学家刘炫，后在王世充那里当过度支尚书，与山东各种势力联系广泛。唐太宗说过：“古今皇帝用人，都是有人推荐的，而张行成，却是我自己发现的，朕很以为自豪。”为什么如此器重、让他预议大政呢？原因就在于张行成的意见反映了山东豪杰的愿望。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所拔擢的山东人士，往往不是士族高门，而是普通的微族寒门。例如，魏徵是小族之家，境况孤贫；崔仁师是破落户；张行成的先世无名望；张亮以农为业，家境寒贱；戴胄出身低微；马周是个寒士。因为这些人大多经历了隋末战乱，跟关东地区人物联系密切，熟悉民间的情况，所以，唐太宗利用他们，迅速地稳定了山东、河北地区的政治局势。
第三，审慎地调整最高决策集团。唐高祖时先后有十二位宰相，几乎都是皇亲元勋或者是贵族、士族。其中最受重用的首推裴寂。裴寂是蒲州桑泉人，与李渊友谊颇深，参与起兵密谋，建立“佐命之勋”，在武德之朝崇贵无比。可是，李世民却和他历来有矛盾。在皇位的激烈争夺中，裴寂公开袒护李建成。还有，唐太宗的好友刘文静死于裴寂的谗毁，这也是太宗不喜欢裴寂的原因。他认为裴寂的身份作为，也就是一个佞幸之臣。唐太宗曾当面斥责他说：“武德年间政治缺失太多，总根子就在您老先生！”
唐太宗开始不动声色地处理裴寂问题。从表面看，裴寂仍然受到尊重甚至重用，贞观元年（627），封裴寂采邑一千五百户，在所有的功臣中位居第一，但实际上被剥夺了预议政事的实权，现在裴寂的地位身份就相当于“寓公”。贞观三年（629），发生沙门法雅案件。据侦查，裴寂和那个心怀“怨望”的法雅有牵连，于是被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乡安置。裴寂依仗自己是先皇老臣，乞求让他留住在京师，拖延不走。唐太宗大怒，以长安令王文楷发遣不力为由，笞三十。板子打在王文楷的屁股上，其实就是在打裴寂的脸面。不久，有人扬言“裴公有天子之分”。裴寂惶惧，却不敢向皇帝报告，唆使他人将说这话的人杀了灭口。事情败露，唐太宗宣布裴寂的四大罪状。第一条：“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第二条：“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第三条：“妖人言其有天子之分，匿而不奏。”第四条：“阴行杀戮以灭口。”最后说：“朕完全可以杀了你，你的罪行已经很严重了，处死刑是应该的。但法官们主张流放，朕就听大家的吧！”于是把他流放到静州。处置裴寂显示了唐太宗在人事问题上的转变，不再用处死的方式消灭政敌或者他不喜欢的人了。
对于武德时宰相中支持自己的，如陈叔达、萧瑀和宇文士及等，唐太宗的安排既合理，又有人情味。这三位分别出身于陈朝皇族、梁朝皇族及北周宗室。他们虽然衷心拥护秦王，是唐太宗的心腹之臣，但随着形势的改变，尤其是国家由战时体制转为经济建设体制，他们的思想方式就难以与唐太宗的思路合拍了，当年的核心集团中人成为改革和建设的阻力，他们应该退出领导岗位了。唐太宗即位后，就逐渐地把他们从宰相的职位上调换下来，另作妥善的安置。
唐太宗整顿决策集团的关键，在于把秦王府旧属和亲信包括从东宫争取过来的杰出人才，提拔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并鼓励他们积极地去治理国事。
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刚立为皇太子，就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书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这样就组成了以太子李世民为首的决策机构。除宇文士及外，长孙无忌和高士廉是亲戚，其他都是秦王府武将或者“十八学士”；而且大多在玄武门事变中做出过贡献。
同年七月，以高士廉为侍中，宇文士及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这就为李世民正式即位做了组织上的必要准备。贞观元年（627），封德彝死后，由长孙无忌补为右仆射。贞观二年（628）正月，长孙无忌自动辞职。杜如晦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李靖检校中书令。同年十二月，又把原东宫旧属王珪提拔到相位上来。贞观三年（629）二月，以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徵守秘书监，参与朝政。经过几年的调整，唐太宗完成了最高决策集团的重建工作。
十二、知人善任举贤授能
唐太宗的英明，不但表现在他自身的聪明睿智，更在于他的知人、用人。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用人经验时，曾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人主的用人之道，实在不简单。自己认为贤能的人，未必就是好的；相反，大家都说他不行，这个人也未必就一无是处。所以，用人有一个悖论：有才能的人，人主却没有察举出来，这叫失才；而用了他却发现他有更多的不才，这叫错认才。关键在于，对人才要各尽其用。人无全才，人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用人首先要知人，而真正知人更是不容易的。唐太宗对辅佐大臣的认识恰当，评价中肯，可以说他能够知人。他说长孙无忌善于决断疑难问题，办法多而且谋划得快，但不善于带兵打仗；高士廉知识广博，悟性超群，危难时刻意志坚定，为官不结党，但缺少犯颜直谏的勇气。这都切中了这两人的性格特点。人有才能，就要举用。举用之后，发现劣迹，不得姑息，必须斥退。一个人是真贤还是假贤，是完全贤还是部分贤，只有在举用之后也就是使用中，才能确切了解。对此，魏徵强调：“对人的了解，自古就是最难的事情，所以要坚持对官员进行考察评估，及时调整他们的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