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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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一代明君唐太宗(8)

对于东宫府属中的能臣,唐太宗同样加以重用,甚至引为知己。例如,召回流放边地的东宫官属王珪、韦挺,授以谏议大夫之职,留在身边任顾问。原太子洗马魏徵的例子尤其突出。玄武门之变不久,太子党人纷纷逃亡,魏徵却不为所动。有一天,唐太宗严厉责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的兄弟关系?”在场官员个个危惧战栗。魏徵从容对答:“皇太子如果能听从我的建议,肯定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灾祸!”太宗转怒为喜,倍加器重,封他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直至丞相。贞观六年(632),在九成宫丹霄楼的赏月夜宴上,太宗饮酒微醉,出言坦荡:“魏徵,从前是朕的仇敌,但他尽忠主上这一点是值得特别嘉奖的。正因如此,朕能在群臣中擢用他,朕的做法跟古人相比,也不逊色!”他这是以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作对比。确实,唐太宗任用魏徵,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齐桓公和管仲,唐太宗和魏徵,是圣君和贤臣知遇的典范。

为了消除玄武门之变在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不良影响,唐太宗特地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曰“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剌”。这样,既可以申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又能表白唐太宗的仁爱之心。以礼改葬那一天,唐太宗在千秋殿西边宜秋门痛哭致哀,并以皇子赵王李福为李建成后嗣。

礼葬隐太子前夕,魏徵从山东返回京城,迁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王珪也升为黄门侍郎。他们联名上表说:“臣等昔受命太上皇,服侍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东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刊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风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这是一篇感情真切而富于策略的奏章。首先肯定李建成“结衅宗社,得罪人神”,他的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颂扬唐太宗“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以礼改葬二王。接着,从封建礼仪上陈述了他们作为太子的旧属请求前来送葬的道理。没有煽动东宫旧属的怨恨情绪,反而从道义上弥补了骨肉相残所留下的伤痕。因此,唐太宗乐而答应,命令原东宫、齐王府僚属统统前往送葬。通过隆重的礼葬活动,原来十分激烈的秦府王与东宫、齐王府之间的矛盾,就这样消除了。

第二,采取措施安定山东地区的局势。李世民与李建成为了争夺皇位,各自都推行结纳山东豪杰的方针。李建成开始得早,收效也大些。平定刘黑闼时,李建成根据魏徵的建议,对俘虏全部开导释放,并发给路费,因此百姓心悦诚服。对比一下李世民征讨刘黑闼时的残酷镇压,人们自然对李建成有所好感。此后,李建成利用自己在河北地区的威望,积极地培植地方势力。二人被杀的消息传来,在山东豪杰中,试图趁唐廷内讧兴兵作乱的,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分裂势力进行谋叛活动,如贞观元年(627)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叛乱。再加上太子党羽逃至关东,倘若互相勾结,势必构成严重的隐患。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先派有相当影响的大将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镇抚洛阳。这显然是估计到关东地区的形势而作出的紧急部署,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叛乱。随后又及时地选派魏徵宣慰山东。

魏徵本来是山东人,生于襄国郡钜鹿县。家境孤贫,通晓策术。遭隋末之乱,伪装成道士躲进深山。他在李密的瓦岗军里典掌过书记,曾先后十次向李密献计,表现了他的奇谋深策。后随李密降唐,在京师久不见知,请求解职回家,不久被窦建德的义军俘虏,任窦建德的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魏徵投奔李建成,很受器重,曾提出“结纳山东豪杰”的方针。魏徵和山东、河北地区各种社会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玄武门之变后一个月,唐太宗封魏徵为谏议大夫,请他去安抚河北地区,赋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魏徵到达磁州,恰好遇着地方官把前东宫、齐王府官属李志安、李思行等解送京师。魏徵跟副使商量说:“对东宫、齐王府的人,皇上有诏令,一律不再追问。现在却把李思行等押送京师,这就会人人不安。我们可以做主把他们释放了,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也就安心归顺了。”于是,魏徵将他们就地释放。这个措施,不仅是体现了唐太宗的宽大政策,有利于消除逃亡者的疑虑,更重要的是使唐太宗在河北地区树立起“信义”来,以争取山东豪杰的广泛支持。唐太宗赞赏魏徵的这次“便宜行事”,对魏徵更加信任。

唐太宗初即位,下诏免除关东赋税一年。男女老幼欢欣鼓舞,喜笑颜开,竟至于歌舞庆祝。但是不久又变卦,重新颁布敕令,说:“已役已纳,并遣输纳,明年总为准折。”就是说,已经完成的赋税徭役,不退还。关东地区百姓们大失所望。这时,正在宣慰山东的魏徵立即上书,强调指出:“今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大意是说:皇帝一言既出,不可反悔,即使国家穷得揭不开锅,也不能把已经舍出去的粮食再要回来!魏徵的慷慨陈词,使太宗震惊,只得收回成命。

李唐皇室出于关陇贵族集团,而要实现全国范围的统治,不能不任用山东即东部地区的人士。广大的东部地区既是人才荟萃之地,又是当时财政命脉所在。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可见山东、河北地位是何等的重要。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一直留心物色山东人,用来稳定山东局势,魏徵与崔仁师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魏徵宣慰山东前夕,曾向太宗指出:“不示至公,祸不可解。”也就是说,如果失之“至公”,山东人就会产生怨恨,甚至结群思乱,天下就难以太平。对此,唐太宗是心领神会的,因此立即请魏徵“安喻河北”。太宗曾经在殿上就关中人和山东人的性格习性等大发议论,言语中很有褒贬之意。殿中侍御史张行成跪奏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应该对国民此疆彼界地说短长。”这话深深地打动了唐太宗的心弦。张行成是定州义丰人,少年师事著名经学家刘炫,后在王世充那里当过度支尚书,与山东各种势力联系广泛。唐太宗说过:“古今皇帝用人,都是有人推荐的,而张行成,却是我自己发现的,朕很以为自豪。”为什么如此器重、让他预议大政呢?原因就在于张行成的意见反映了山东豪杰的愿望。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所拔擢的山东人士,往往不是士族高门,而是普通的微族寒门。例如,魏徵是小族之家,境况孤贫;崔仁师是破落户;张行成的先世无名望;张亮以农为业,家境寒贱;戴胄出身低微;马周是个寒士。因为这些人大多经历了隋末战乱,跟关东地区人物联系密切,熟悉民间的情况,所以,唐太宗利用他们,迅速地稳定了山东、河北地区的政治局势。

第三,审慎地调整最高决策集团。唐高祖时先后有十二位宰相,几乎都是皇亲元勋或者是贵族、士族。其中最受重用的首推裴寂。裴寂是蒲州桑泉人,与李渊友谊颇深,参与起兵密谋,建立“佐命之勋”,在武德之朝崇贵无比。可是,李世民却和他历来有矛盾。在皇位的激烈争夺中,裴寂公开袒护李建成。还有,唐太宗的好友刘文静死于裴寂的谗毁,这也是太宗不喜欢裴寂的原因。他认为裴寂的身份作为,也就是一个佞幸之臣。唐太宗曾当面斥责他说:“武德年间政治缺失太多,总根子就在您老先生!”

唐太宗开始不动声色地处理裴寂问题。从表面看,裴寂仍然受到尊重甚至重用,贞观元年(627),封裴寂采邑一千五百户,在所有的功臣中位居第一,但实际上被剥夺了预议政事的实权,现在裴寂的地位身份就相当于“寓公”。贞观三年(629),发生沙门法雅案件。据侦查,裴寂和那个心怀“怨望”的法雅有牵连,于是被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乡安置。裴寂依仗自己是先皇老臣,乞求让他留住在京师,拖延不走。唐太宗大怒,以长安令王文楷发遣不力为由,笞三十。板子打在王文楷的屁股上,其实就是在打裴寂的脸面。不久,有人扬言“裴公有天子之分”。裴寂惶惧,却不敢向皇帝报告,唆使他人将说这话的人杀了灭口。事情败露,唐太宗宣布裴寂的四大罪状。第一条:“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第二条:“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第三条:“妖人言其有天子之分,匿而不奏。”第四条:“阴行杀戮以灭口。”最后说:“朕完全可以杀了你,你的罪行已经很严重了,处死刑是应该的。但法官们主张流放,朕就听大家的吧!”于是把他流放到静州。处置裴寂显示了唐太宗在人事问题上的转变,不再用处死的方式消灭政敌或者他不喜欢的人了。

对于武德时宰相中支持自己的,如陈叔达、萧瑀和宇文士及等,唐太宗的安排既合理,又有人情味。这三位分别出身于陈朝皇族、梁朝皇族及北周宗室。他们虽然衷心拥护秦王,是唐太宗的心腹之臣,但随着形势的改变,尤其是国家由战时体制转为经济建设体制,他们的思想方式就难以与唐太宗的思路合拍了,当年的核心集团中人成为改革和建设的阻力,他们应该退出领导岗位了。唐太宗即位后,就逐渐地把他们从宰相的职位上调换下来,另作妥善的安置。

唐太宗整顿决策集团的关键,在于把秦王府旧属和亲信包括从东宫争取过来的杰出人才,提拔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并鼓励他们积极地去治理国事。

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刚立为皇太子,就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书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这样就组成了以太子李世民为首的决策机构。除宇文士及外,长孙无忌和高士廉是亲戚,其他都是秦王府武将或者“十八学士”;而且大多在玄武门事变中做出过贡献。

同年七月,以高士廉为侍中,宇文士及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这就为李世民正式即位做了组织上的必要准备。贞观元年(627),封德彝死后,由长孙无忌补为右仆射。贞观二年(628)正月,长孙无忌自动辞职。杜如晦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李靖检校中书令。同年十二月,又把原东宫旧属王珪提拔到相位上来。贞观三年(629)二月,以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徵守秘书监,参与朝政。经过几年的调整,唐太宗完成了最高决策集团的重建工作。

十二、知人善任举贤授能

唐太宗的英明,不但表现在他自身的聪明睿智,更在于他的知人、用人。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用人经验时,曾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人主的用人之道,实在不简单。自己认为贤能的人,未必就是好的;相反,大家都说他不行,这个人也未必就一无是处。所以,用人有一个悖论:有才能的人,人主却没有察举出来,这叫失才;而用了他却发现他有更多的不才,这叫错认才。关键在于,对人才要各尽其用。人无全才,人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用人首先要知人,而真正知人更是不容易的。唐太宗对辅佐大臣的认识恰当,评价中肯,可以说他能够知人。他说长孙无忌善于决断疑难问题,办法多而且谋划得快,但不善于带兵打仗;高士廉知识广博,悟性超群,危难时刻意志坚定,为官不结党,但缺少犯颜直谏的勇气。这都切中了这两人的性格特点。人有才能,就要举用。举用之后,发现劣迹,不得姑息,必须斥退。一个人是真贤还是假贤,是完全贤还是部分贤,只有在举用之后也就是使用中,才能确切了解。对此,魏徵强调:“对人的了解,自古就是最难的事情,所以要坚持对官员进行考察评估,及时调整他们的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