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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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一代明君唐太宗(7)

平定王世充时,李世民和秦府记室房玄龄微服拜访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王远知装神弄鬼,故作姿态:“列位之中有圣人,是不是秦王驾到?”李世民据实相告,道士又说:“太平天子,要珍惜啊。”这句话李世民一直记在心里,他这时已经萌生了想当“太平天子”的念头了。

唐初统一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使秦王李世民威望骤增。武德(621)四年七月,他返回长安,身披黄金甲,后面跟随着二十五名威震天下的大将,铁骑万匹,军乐鼓吹,盛极一时。十月,高祖给秦王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天策府可置官属。计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咨祭酒二人;典签四人;主簿二人;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事六人。

对此,太子的东宫集团感到严重的威胁。武德五年(622)十一月,刘黑闼起兵反唐,太子中允加太子洗马魏徵向李建成建议:“秦王功盖天下,殿下只是因为年龄的原因位在东宫,到目前还没有很卓越的军功威服海内。现在刘黑闼以残存的势力起兵,也就是几千人,钱粮都很缺乏,如果以大军征讨,无疑摧枯拉朽,这是殿下树立军功确立威望的好机会,还能乘机结纳山东豪杰,巩固太子的地位。”这时,秦王征讨刘黑闼已经陷入了胶着状态,刘黑闼屡仆屡起,山东各地也叛降不定。李建成要求出征,剿灭刘黑闼,唐高祖也马上批准李建成出征。过去,每次重大战役,都是李世民挂帅的,现在改换李建成,任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李建成节制,唐高祖的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想压抑日益强大的秦王府,以加强东宫的实力地位。

唐高祖的三个儿子,各自拥兵,构成三大集团势力,即太子东宫、秦王府、齐王府。在太子与秦王的争斗中,齐王李元吉的归属十分关键,他加盟哪一方,就会加强谁的力量,将呈现为二比一的形势。结果是东宫和齐王府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王府,这对秦王府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平定刘黑闼之前,李世民和李元吉并无矛盾。自从李元吉跟随李建成讨伐刘黑闼,很快就被拉拢过去了。李元吉性情豪爽,勇猛有力,在统一战争中也立过战功。然而,他骄逸放纵,名声欠佳。他认为投靠李建成对自己有利。当时对李元吉有很多不公正的评价,主要是说他有自己的野心,也想当皇帝,想利用太子除掉秦王,再除掉太子。这种说法不能成立,这就同当时秦王说太子谋害自己是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一样荒诞。

由于东宫与齐王府的联合,秦王府已处于不利的地位。武德六年(623)下半年,李世民屯守并州,再也没有从前那样显赫的军功了。年底回长安,又遭到了冷落与排挤。李元吉曾经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哥哥杀死李世民。在李世民随唐高祖来到齐王府第时,李元吉主张派刺客暗杀,但是李建成认为这样做会使父皇很伤心,极力制止,李元吉只好作罢,愤愤地说:“我这是为你考虑,秦王死与不死,与我有什么相干!”

秦王府和东宫之间,彼此采取种种手段,打击对方,壮大自己。无论是在后宫、外朝还是在地方上,几乎都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李建成,一派支持李世民。唐高祖的态度倒是明确的:既然坚持嫡长制,那就要维护李建成的皇太子地位,不准许李世民染指。但唐高祖试图摆平三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对于李建成与李元吉的某些暗算李世民的不轨行为,也加以制止。

武德五年(622)以前,因李世民的军功卓著,秦王府远比东宫和齐王府威风。但是,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李世民既无新的战功,又屡遭兄弟的倾轧,秦王府逐渐地处于劣势了。就军事实力而言,东宫加上齐王府要比秦王府强大许多。李建成与李元吉私募骁勇,多达数千人,而李世民府中的勇士仅有八百余人。从政治影响来看,李建成是皇太子,每当唐高祖外出时,总是由他留守京师。妃嫔、大臣以及各地都督,依附于东宫的相对多些。

形势不利,李世民及秦王府僚属都深怀忧惧。房玄龄主张策动政变,率先夺权。这个见解完全符合李世民的心意。据说,李世民曾与灵州大都督李靖商量,李靖表示不同意;又和行军总管李商量,李也反对。二李主张后发制人,待李建成打上门来再收拾他们,这叫名正言顺、师出有名。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等认为,只有果断地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他们三人密谋策划,商定诛杀太子和齐王的手段步骤。李建成觉察了秦王不轨的苗头,经唐高祖的同意,将房、杜逐出秦王府,长孙无忌就和舅父高士廉以及秦王府将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继续进行策划,秦王府夺权战紧锣密鼓。

武德九年(626)夏,突厥数万骑兵入塞侵边。按过去的惯例,应该由李世民督军抵御。这次李建成提议李元吉和李艺出征,目的在于防止李世民掌握兵权。李元吉故意要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秦琼等一道去,想借此机会把秦王府精兵转到自己手里。然后,伺机除掉李世民。

李世民与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等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危急,祸在朝夕,唯一的出路是先下手为强,不能再犹豫了。李世民面对即将发生的骨肉相残的局面,考虑的当然要比别人多些。他并非犹豫不决,而是要保证胜算,不出一点纰漏。他找了不少府僚商量,还秘密地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商量发动政变。房、杜虽然早就主张占据先手,但他们并不同意实行这种血腥的杀戮手段,他们主张,最严厉的处置,也就是把太子和齐王贬为庶人,并流放边地,没想到秦王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因此不肯做这等乱臣贼子之事。李世民竟勃然大怒,要尉迟敬德拿他们先开刀。

秦王府决定在玄武门设伏兵杀李建成和李元吉。玄武门即宫城北门,是中央禁卫部队屯守之所。当时负责门卫的将领是常何。常何虽然在武德五年跟随李建成讨平刘黑闼,但已被秦王李世民收买。李世民还收买了玄武门的其他一些将领,如敬君弘、吕世衡等。在京师整体力量对比中处于劣势的李世民,在关键的玄武门地区,却拥有绝对优势。

六月三日,李世民完成了政变的部署,便向唐高祖密奏太子与齐王“淫乱”后宫,并企图谋害他。他说:“我对哥哥、弟弟没有任何过失,我实在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谋害我,很可能是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吧。我很快就要被他们杀害了,不能再侍奉您老人家,但是我到了阴曹地府,也不愿见王、窦等贼子。”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为王世充等人报仇,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无异于诬蔑,但李世民的本意并不在此,他是在向唐高祖强调自己在唐帝国建立过程中的功绩,也等于向唐高祖宣布,大唐的建立也没有您老人家什么事,是该交权的时候了。听了秦王的“密报”,唐高祖不禁愕然,决定第二天召开特别会议,邀请几位核心大臣参加,要太子、秦王、齐王前来对质。他要借这次会议,彻底解决这几个弟兄之间的矛盾冲突。

六月四日,唐高祖李渊召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到会,为了使会议不那么紧张,唐高祖特地选择在游船上进行。三个儿子来到之前,唐高祖和大臣们一直在太极宫中“泛舟海池”。他们没有预料到事态的严重性。当然,他们更不清楚李世民已经通过常何的关系,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十人伏兵于玄武门。

后宫张婕妤探知李世民的动静,立刻向李建成报告。李建成找李元吉商量,李元吉主张动员府兵,李建成说京城准备严密,秦王不会有什么作为,不妨觐见父皇,当面揭发秦王的阴谋。李建成早就对京城的军事力量做了准备,而且旧属常何在玄武门,不会发生问题。所以,李建成没有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就和李元吉一道入朝。行至临湖殿,才觉察情况不对,正想拔马回东宫,李世民一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带领七十骑奔驰而来,射杀了李元吉。

知道玄武门兵变,太子和齐王被困,东宫与齐王府精兵两千人结阵猛攻玄武门,由于张公谨闭关,不得进入。原来屯守玄武门的一些将士采取观望的态度,认为“事未可知,暂且观变”。但是,玄武门屯营将领敬君弘早已被李世民所收买,这时奋不顾身、英勇作战。正当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经与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筹划,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率领家丁吏卒,还有监狱的囚徒,急忙赶到,与秦王合并一处,玄武门始终掌握在李世民手里。

东宫、齐王府的部队攻玄武门不下,转攻秦王府,秦王府震恐。就兵力而言,李世民的兵力处绝对劣势,而且将领大多集中在玄武门,秦王府处虽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守卫,毕竟力量单薄,万一失守,全局皆输。这时,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展示在东宫、齐王府将士面前。那些将士看到自己的主人已经死难,再无斗志,纷纷溃散。

战斗临近尾声,李世民令尉迟敬德向唐高祖报告。敬德全副武装,手握利刃,突然来到唐高祖身边。请求(实际是命令)唐高祖写手敕,宣布军队归秦王指挥。唐高祖慌忙问裴寂等怎么办。在尉迟敬德刀斧的威逼下,萧瑀、陈叔达进言:“建成、元吉本来就没有参与谋划攻取天下的大计,也没有什么军功。现在嫉妒秦王,施展奸谋。秦王把他们诛灭了,是为国家立功。秦王军功卓著,天下归心,陛下应该立秦王为太子,让他主持朝政,以使天下太平。”唐高祖只好同意,并写了“手敕”,命令所有的军队一律听从秦王的处置;同时,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晓谕诸将卒。东宫、齐王府知道大势已去,更知道秦王对于失败者的狠毒手段,于是纷纷逃离长安,隐藏到外地。事变最终平息下来了。

六月七日,唐高祖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诏文说:“皇太子世民文德武功,统一宇内。朕付托得人,如释重负。从今后军国政事,不分大小,一律先由皇太子裁决。”这就表明李世民实际上开始执政了。

过了几天,唐高祖提出:“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了要早些退位的意愿。八月,正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即位于东宫显德殿。次年正月,改元“贞观”,大唐帝国开始了“贞观之治”的新时期。

十一、不拘一格选才东宫

唐太宗李世民刚执政时,形势十分复杂,问题堆积如山,由于他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策略,迅速稳定了政局,为“贞观之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妥善处理政变后的遗留问题。玄武门事变以后,东宫、齐王府余党纷纷逃亡。对于东宫和齐王府的敌对势力,李世民实行高压政策。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和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株连被杀,两个兄弟被灭门了。高祖眼看着自己的十个尚在少年、幼年的孙子被杀,却不能施救,心中之悲凉可想而知,这也是他想提前传位的原因之一。原秦王府诸将还建议诛杀李建成、李元吉的部属百余人,并且抄家灭族。尉迟敬德坚决反对,他说:“有罪的只是太子、齐王,二人已死,如果打击面扩大到身边许多人,不利于安定团结。”唐太宗同意尉迟敬德的意见,下诏:“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一概不问。”就是只问建成、元吉罪,其余人一律不涉及。诏令虽下,一些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太子和齐王余党隐姓埋名躲在民间,仍不敢出头。那些企图侥幸获名得利的,争相到官府告密,以求封赏。李世民根据谏议大夫王珪的建议,于七月下令重申:“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制止民间举报太子和齐王的余党,违反者治罪。采取这些宽大政策,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敌对情绪,争取了多数,稳定了人心。

唐太宗还对东宫府属中杰出人才加以提拔任用。李建成曾延揽了一批骁勇的武将,这些人忠心事主,很讲义气。如将领薛万彻,带兵攻玄武门和秦王府,失败后与数十骑逃亡于终南山。唐太宗派人请他回来,说他忠于自己的主将,这不是罪过。又如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李建成被杀后,他仍然不肯放弃抵抗,叹道:“生时享受他的恩惠,现在他死了,我决不逃亡!”率兵攻玄武门,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现在,他前来请罪,唐太宗就好言抚慰,授以左屯卫中郎将。冯立激动地说,要以死报答皇上的宽宏大量。唐太宗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原东宫党羽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