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中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经过吏部（中央的人事部门）的考试才能正式“授缺”。这个考试叫“选试”。选试的内容有四项：一是“身”，相貌外表要端正，没有明显的生理缺陷；二是“言”，吐字要清楚，说话有条理合乎逻辑；三是“书”，字要写得端正美观，符合行文规范；四是“制”，要具有审定文字的能力。
考中了进士，叫做“及第”。武则天的时候，皇帝还在宫殿上亲自出题考试。所以有人把进士叫做“天子门生”，意思是由皇帝亲自考取的。由于进士很难考，为了达到考取的目的，应考的举子就在考前和考试期间想出种种办法进行活动。有的到处叩拜公卿，送礼物、献文章，想得到公卿的赏识，好替他向主考官推荐。有的跑到官僚的车马前跪献文章，表示自己的诚意，这叫做“求知己”。有的把自己的文章工工整整地写成卷轴，献给达官贵人或者名流学者，请他们把自己推荐给主考官，这叫“行卷”。行卷十分重要，它往往决定看的人的印象好坏，所以举子们都十分用心。
行卷促使一些读书人在应考以前认真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努力创作高水平的作品，这对唐代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实行科举制度，官吏的选拔和任用都由中央决定，这就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同时也使大批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像家世毫无名气的李义府，曾经写诗干谒：“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上林苑有许多树，没有一枝可以让我停留）。”唐太宗回答他说：“我将整棵大树都借给你，哪里只是一枝啊！”后来，李义府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社会，最后做了宰相。
科举使全国的读书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承认考生的阶级差别，不考虑他们的身份和财产，消弭了一切鸿沟，人人机会均等，一张考卷定终身，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公平的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对于稳定国家政权，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科举制度还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而周边国家的读书人宁愿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在中国任职晋升。科举制度在17世纪为欧洲人所采用，被改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文官制度”，流布全世界，成为宪政国家整体的核心部件。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政治文明的杰出贡献。
唐太宗对侍臣说：“凡事都必须致力于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穿衣吃饭为根本，凡经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根本。要不失时，只有皇帝不苛烦百姓。如果战争不断，营建不停，就无法不占用农时。”这一年，京城天旱，蝗虫大量滋生。太宗到禁苑中去视察庄稼，捧起几个蝗虫祝告说：“粮食是百姓的生命，你吃了粮食，是坑害百姓。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朕一人，你如果有灵性，只该吃朕的心，不要伤害百姓。”祝告完毕，就要吞下蝗虫，左右的人急忙劝说：“吃下去怕要生病。”唐太宗说：“我正是希望灾难转移到朕身上的。”就把蝗虫吞了。后人看到这一情节，总以为唐太宗是在作秀，这就是对他的误解了。作为一位皇帝，他衷心希望全国无难无灾，在灾难真的降临、人力已无所作为时，他宁可求助于神灵虚妄，从这一点说，唐太宗确实有古仁人之心，与孟子说的“仁君”标准很接近了。
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很多百姓饥饿困乏。当时国家的粮仓堆得满满的，但是不允许开仓救济，却命令百姓逃荒到有粮食的地方去‘就食’。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爱惜仓库，竟到这种地步。隋文帝晚年，国家储积的粮食总量，可以供给全国军民食用五六十年。隋炀帝以这样的财富作资本，豪华奢侈，荒淫无道，结果导致灭亡。隋炀帝丧失国家，他本人固然罪不可赦，他父亲聚财而不用财，任凭国人饥饿却不肯拯救，空虚天下以充实他自己，他对隋亡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小。凡是治理国家的，务必积蓄于民，不在于装满朝廷的仓库。古人说：‘天下不足，国君孰与足？’意思是说：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那么国君的用度怎么会够？只要仓库的储粮能够防备荒年，此外何必劳烦储蓄？”
唐太宗做事情重视顺应民心。他曾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兴建工程，必须重视顺应民心。大禹开凿九山，疏通九江，耗费人力非常巨大，却没有人痛恨埋怨，就是因为民众愿意这样做。治水，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秦始皇营造宫室，历代人们都指责批评，因为他是为了满足私欲，与民心相背。”唐太宗还对侍臣说：“帝王习惯于骄奢淫逸，百姓恐惧于劳累疲敝。孔子说：‘有一句可以终身实行的话，恐怕就是仁恕之道吧！自己所不情愿做的事，不要施加给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累疲敝的事，不能施加给百姓。朕居于帝王的尊位，富有天下，处理事情必须设身处地，真诚地节制自己的欲望，不做百姓不希望做的事情。”唐太宗用生动的比喻论述了对天下百姓实行仁义的重要。他说：“树林茂密鸟就栖息，水面宽阔鱼就游动，仁义积聚百姓自然归顺。人们都知道畏惧躲避灾害，但是如果灾害根本就不发生，不是更好吗？实行仁义，灾害就不会产生了。仁义之道，应当记在心里，经常使它继续发展下去，如有片刻的松懈怠慢，离仁义就远了。仁义犹如人的饮食，饮食供养身体，才能够保存生命。仁义缺失的话，国家也就危险了。”
顺应民心，包括不夺民之所愿。长孙皇后要为唐太宗寻觅温良恭俭让的女子，让她们“关关雎鸠”地生很多优秀的王子们。前隋的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十六七岁，容貌美丽，堪称绝代佳人。长孙皇后访寻到了，决定把她留在后宫。皇后不嫉妒，如此贤达，唐太宗大喜，决定封郑女为“充华”，速速地召来后宫。诏书已发，魏徵听说这个女子早已经许配给士人陆爽，就急忙进宫见唐太宗：“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抚爱百姓，应以百姓的忧虑为忧，以百姓的欢乐为乐。自古以来，有道德的君主，把百姓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所以君主住楼台亭榭，就想到百姓应有房屋安身；君主吃着美味佳肴，就想到百姓应该没有饥寒交迫的担忧；君主眷顾妃嫔之时，就要想到百姓也有娶妻成家的欢乐。这是君主应当经常想到的道理。现在郑仁基的女儿，明明已经许配给了别人，陛下要聘娶她，却没有询问她是否已经有婚约在先。此事传播到全国各地，深恐它会损害圣上的美德。”唐太宗听了魏徵这话，非常吃惊，深深地自我责备，停止派遣册封的使者，下令将郑氏女送还给她的未婚夫。
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一干人觉得这件事弄得皇上挺没面子的。再说，皇帝富有四海，理论上说，天下所有适龄妇女，除了直系血亲，都可能是皇帝的老婆，皇帝要召幸其中一个，魏徵还有这许多啰唆！于是起来为皇帝打圆场：“说郑氏女已经许配陆家，没有确切的证据，册封的礼仪既然举行，就不可中途停止。”陆爽本人也上表说：“我的父亲在世时，曾与郑家来往，有时互相馈赠资财，但并没有明确婚姻关系。外人不知道实际情况，看我们两家来往密切，才有这样的说法。”唐太宗很是狐疑，就跟魏徵商量：“群臣有可能看朕喜欢那女子，溜须拍马说瞎话，但当事人陆爽这样分辩，就可能真的没有婚约。朕还是娶了那个小丫头吧？”魏徵说：“陆爽的心思我知道，他把陛下等同于太上皇了。”唐太宗问何故。魏徵说：“太上皇刚平定京城的时候，宠爱了辛处俭的妻子。辛处俭老大不高兴，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比如他说：‘皇帝什么嗜好，夺人家的老婆。他有那么多佳丽藏在后宫，我却只有一个老婆，真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辛处俭当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将他调出东宫任万年县令。辛处俭从此常怀恐惧之心，担心不能保全头颅。陆爽认为陛下今天虽然宽容了他，但他担心以后会遭谴责贬官，所以再三自我表白。”唐太宗于是发出诏书说：“郑氏之女，已经接受别人礼聘，朕先前发出诏书的时候，对此事没有详细审查，这是朕的不是，也是有关官署的过失。授充华的诏书应停止执行。”人们纷纷称赞皇帝的宽容大度。
唐太宗亲身参与了推翻隋朝的斗争。亲眼看到强大的隋王朝被造反的瓦岗军等农民起义军推翻，教训历历在目。当了皇帝，他总是不忘隋朝的为政得失，作为自己的鉴戒。他经常对儿子说：“一个皇帝，要是按正道办事，百姓就拥护他；如果他不行正道，百姓就推翻他，这实在可怕啊！”他又说：“水能载船，也能翻船。百姓好比是水，皇帝好比是船。”
十四、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唐太宗即位以后，曾主持开展过一次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这次辩论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大乱之后究竟能否大治？看法是很不一样的，持怀疑态度的不少。连唐太宗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对于“致治”缺乏信心。魏徵满怀信心地说：“大乱后容易施行教化，这就像饥饿的孩子容易喂养。如果皇上能够广施教化，臣僚尽心竭力，上下同心，经过战乱的国民都会积极响应，不出一个月，就能初见成效。三年成功，都算是很晚了。”封德彝等人不以为然，引证历史，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变坏，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秦汉的皇帝不是主动地舍弃教化，他们是没有办法才实行法治的，因为百姓根本就不可能教化了。封德彝直言斥责魏徵：“魏徵书生，不识时务，如果听他的胡言乱语，国家就会破败不可收拾！”但是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作出了“大治”天下的决策。
天下如何大治？唐太宗和魏徵认为，必须抚民以静。就是安定民心，不去骚扰民众，使民众各安其业，国家坚决不干预百姓的生产生活，尽可能不发布文告诏令，最好是让百姓忘记朝廷的存在，这就是恢复了上古治世了。所谓“治世”，就是不施治而自治。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初即位，北方突厥扬言以百万大军来攻相威胁，颉利可汗侵犯至渭水之北。唐太宗坚决实行“安人理国”的方针，他挺身而出，订立了“便桥之盟”，突厥撤退回去。事后，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朕新即位，当前的国策是求得稳定。”“便桥之盟”是新朝廷的无奈之举，但是在国家实力尚未达到足以抵抗强敌的时候，这样的妥协退让是必要的。
唐太宗和群臣商议“止盗”对策，提出了“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唐太宗强调指出：“国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国民。如果剥削国民，满足国君的私欲，就等于割自己的肉喂自己的嘴，把胃装满了，这人也就死掉了。所以，国君富了，百姓穷了，国家也就灭亡了。”这个比喻，形象地表明了治国必先安民的道理，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人们完全可以原谅他在玄武门事变中的阴毒和残忍。军阀或权臣在夺取政权时，可能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手段与目的发生冲突，他们当然选择目的，所以李世民会在玄武门事变中手段残酷。但是，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皇帝就应该允许百姓正常地生产生活，只有王莽那样的政治洁癖者，才反复地要求百姓不断地纯洁思想，这种政治洁癖，主要的倒不是想叫国民都成为圣人，而是为自己不光彩的夺取皇帝位的手段与过程辩护。其实一旦皇帝位置稳定了，就不会有人追究这个帝位的起始缘由，就像没有谁追问唐太宗为什么杀害弟兄。所有的担心都是自我恐吓。唐太宗的英明就在于他没有恐吓自己，相反，他很快地就把国家带上了正轨。也只有王世充那样的愚蠢“皇帝”，才热衷于在大灾年月“务虚”，开展大规模的宫廷演讲会。贞观元年（627），唐太宗重申“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次年进一步阐明治国在于“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这样，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就被明确地规定下来了。
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是以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和静为农本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对于这一点，唐太宗在贞观二年（628）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唐太宗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他的思路是很明确的：帝国的长治久安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百姓的存亡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他说：“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是君主的安危受到人民力量制约的思想流露。同时，唐太宗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必须在经济上十分重视农业这个根本问题。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唐太宗的农本论并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静为农本的观点。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征役要不违农时。与民休息是静为农本的核心内容，不违农时则是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
唐太宗不仅规定了以“静”为特征的施政方针，而且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