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佛陀讲述国家和种姓的起源：从前世界毁灭时，众生转生在光净天，由心意化成，以欢喜为食，光明自照，神足飞空。后来世界再创造时，他们又转生为人，依然由心意化成，以欢喜为食，光明自照，神足飞空。那时，世界一片汪洋，黑暗笼罩，没有日月星辰，不分昼夜年月，也无男女之别。后来，大地从水中露出，地汁犹如醍醐，具有色、香和味。有人用手指尝了尝，感觉味美，产生贪欲。随后，众生效法他，以地汁为食，产生贪欲。这样，众生失去自身的光明，日月星辰显露，昼夜年月出现。渐渐，众生身体变粗，互相攀比美丑，产生虚荣心。不久，地汁消失，出现地果。众生以地果为食，身体变得更粗。接着，地果消失，出现地藤。众生以地藤为食，身体变得更粗。再后，地藤消失，出现稻米，洁净芳香，没有糠壳。黄昏采食，早晨又长出。早晨采食，黄昏又长出。众生以稻米为食，身体变得更粗，肤色差异更大，男女性别特征显现。女思男，男思女，炽热的情欲产生，耽于淫法。众人看见他们行淫，向他们扔沙子，扔灰土，或扔牛粪，叫喊道：“该死的，真肮脏！”佛陀评论道：“甚至现在某些地区，新娘被带走时，人们依然扔沙子，扔灰土，或扔牛粪。他们只是遵循古老的原始风俗，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佛陀又说道：“那时被认为非法，现在已被认为合法。那时耽于淫法的人，在一两个月里，不准进入村镇。由于被指责行不善法，他们便建造房屋，以遮盖这种不善法。”
后来，有人天性懒惰，一次采集早晚两餐的稻米。众生效法他，进而一次采集两天、四天、八天食用的稻米。从此，众生开始吃囤积的稻米。而稻米也长出糠壳，采集后不再重生。众生聚在一起，哀叹恶法流行，他们的生活方式每况愈下。于是，他们决定划分稻田，各立疆界。但是有人既看守自己的稻田，又偷取别人的稻谷。再三劝戒无用，以至拳棍相加。众生聚在一起，哀叹恶法流行，出现偷盗、呵责、妄语和刑杖。于是，他们商议：“我们何不选出一人？他当怒即怒，当责即责，当逐即逐。我们可以供给他一份稻谷。”这样，他们选出一人，称为“大选主”(Mahāsammata，又译“平等主”)。他是田主(khettānam、pati)，故而又称“刹帝利”(khattiya)。他以法取悦(rajeti）他人，故而又称“王”(rājā，音译“罗阇”)。佛陀说道：“依据古老的原始名称，这是刹帝利群体(khattiyamaala，即刹帝利种姓)的起源。”
后来，有些人这样想：“如今恶法流行，出现偷盗、呵责、妄语、刑杖和放逐，让我们摆脱这些邪恶的不善法。”由于他们摆脱(bāhenti)邪恶的不善法，他们被称为“婆罗门”(brāhmaa)。他们在林中搭建茅屋，断绝炊火，抛弃臼杵，早晨采集早晨的食物，黄昏采集黄昏的食物，也进入村镇和京城乞食。乞食完毕，回茅屋修禅(jhāyanti)。因此，他们又称“禅师”(jhāyaka)。而有些人不能忍受在林中茅屋修禅，住在村边或城郊著书(granthekarontā)。这些人不修禅，因而被称为“诵师”(ajjhāyaka，又可读作“无禅师”，一语双关)。佛陀评论道：“那时这些人被认为是低劣的，现在却被认为最优秀。”这是婆罗门群体的起源。
同时，有些人接受淫法，从事各种行业(vissutakammante，或译著名的行业)，被称为“吠舍”(vessa)。而有些人从事狩猎或其他低微的行业(luddācārā、khuddācārā)，被称为“首陀罗”(sudda)。
佛陀认为这四种社会群体都是在众生中依法产生的。因此，他再三强调“在众生中，无论现世或来世，法最优秀”。然而，每个社会群体中，都会有些人对自己群体的法有所不满，出家成为沙门。同样，佛陀认为这些沙门也是依法产生的。
佛陀指出，无论刹帝利、婆罗门、吠舍或首陀罗，只要作恶，都会受到恶报；只要行善，都会受到善报；只要控制身、口和心，遵循七觉支，都会在现世达到涅槃。无论哪种种姓的人，成为比丘，成为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办，负担已卸，目的达到，不复受有，依靠正智获得解脱，他便是人中优秀者。
但是最后，佛陀又借梵天之口说道：“在众生中，刹帝利最优秀，他们重视族姓(gotta)。而在神和人中，智慧和德行圆满者(‘明行足’)最优秀。”[2]
从这部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佛陀对国家和种姓起源的解释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而且也运用了并不一定科学的“通俗词源学”。但较之婆罗门教的神创说，却是明显的进步。佛陀的种姓平等观立足于伦理道德，因此不可能是彻底的。他依据社会发展过程，确认四种种姓的出现是合法的。他首先承认这种社会现实，然后突出伦理道德标准，在这方面给予四种种姓以平等地位。
佛陀在承认四种种姓的社会现实时，总是强调刹帝利最优秀。所以，在佛经中，四种种姓的排列次序是刹帝利、婆罗门、吠舍和首陀罗。而在婆罗门教经典中，排列次序则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佛陀强调刹帝利优于婆罗门的理由之一是刹帝利重视族姓，也就是重视家族血统纯正。据《长尼迦耶》第3《阿摩昼经》[3]记载，佛陀住在憍萨罗国伊车能伽罗林(Icchānakalavana)时，有个名叫阿摩昼(Ambaha)的婆罗门青年来访。他自恃婆罗门出身，对佛陀傲慢无礼，还教训佛陀说：“在四种种姓中，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都是婆罗门的侍从，而释迦族实在卑劣，对婆罗门不礼遇，不尊重，不恭敬，不供奉。”于是，佛陀询问阿摩昼：“你姓什么？”阿摩昼回答说：“我姓干诃耶那(kahāyana)。”随即，佛陀讲述释迦的来历以及释迦族先辈如何保持家族血统纯正，并指出阿摩昼的祖先干诃是释迦王的婢女之子。但佛陀劝告众人不要以婢女后裔蔑视阿摩昼，因为干诃是位大仙人，曾去南方学会梵咒，回来后，娶了释迦族王女。接着，佛陀继续说明刹帝利尤为注重家族血统纯正。例如，凡是刹帝利男子和婆罗门女子或者婆罗门男子和刹帝利女子所生之子，也就是说，母系不纯或者父系不纯，均不能灌顶为王。因此，“在众生中，刹帝利最优秀，他们注重族性”。
佛陀承认种姓社会现实，而强调刹帝利最优秀，主要目的是破除婆罗门种姓优越论。在破除了阿摩昼的婆罗门种姓优越论后，佛陀告诫阿摩昼说：“凡是受出身论束缚，受族姓论束缚，受傲慢论束缚，受嫁娶论束缚，都远离无上明行(vijjācaraa，智慧和德行)成就。只有摆脱出身论、族姓论、傲慢论和嫁娶论束缚，才能达到无上明行成就。”这也就是佛陀所说：“在神和人中，明行足(智慧和德行圆满者)最优秀。”
在《经集》第3品《大品》和《婆塞特经》中，佛陀回答婆罗门青年婆塞特提出的问题：“一个人成为婆罗门是靠出身，还是靠行为？”佛陀指出，生物“由于出身形成的特征多种多样”，如蛆、蛾、蚂蚁、蛇、鱼和鸟等。“而在人类中，由出身形成的特征并不多种多样”。人都是同一类的人。“人类不存在身体上的差异，人类中的区别由名称表示”，如农民、手艺人、商人、仆人、盗贼、士兵、祭司和国王等。这些名称都是由人各自的行为决定，而不是由出身决定。佛陀认为人类中以祭祀为生的人是祭司，而不是婆罗门。至于什么样的人是婆罗门，佛陀则依据佛教的修行理想作出重新解释。[4]在《经集》第2品《小品》的《婆罗门法经》中，佛陀也是依据佛教的修行理想描述“古代婆罗门的风习”，从而说明现在的婆罗门“背离了正法”，杀生祭祀，敛财纵欲。[5]
《中尼迦耶》第93《阿摄和经》[6]也是一部批驳婆罗门种姓优越论的重要经文。针对婆罗门出身梵天之口的神话，佛陀指出婆罗门像其他种姓的人一样，都是由女人怀孕生下的。同时，佛陀指出，“在瑜那(yona，或译余尼)、甘蒲阇(kāmboja，或译剑浮)和其他一些地区，只有贵族(āyya)和奴仆(dāsa)两种种姓，贵族可能成为奴仆，奴仆也可能成为贵族”。也就是说，婆罗门或者四种种姓并不是一种普遍永恒的存在。就四种种姓而言，每种种姓的人都能行善而获得善报。佛陀打比方说，无论刹帝利或婆罗门用娑罗木或檀香木点燃火焰，还是其他种姓的人用狗槽木或猪槽木点燃火焰，火焰燃烧和照明的功能并无差别。因此，佛陀得出“四种种姓皆纯洁”(caturaim、suddhim)的结论。[7]
其实，佛陀批驳婆罗门种姓优越论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在列国纷争时代，王族(刹帝利)的权力日益提升，商人(吠舍)的实力也日益增强，婆罗门的传统地位必然受到威胁。在《中尼迦耶》第84《摩陀罗经》[8]中，佛陀的大弟子摩诃迦旃延(Mahākaccāna)向摩陀罗(Madhura)王指出，所谓“婆罗门种姓最优秀”只是一种“世间言说”而已。实际上，无论哪种种姓的人，只要拥有财富、粮食和金银，其他三种种姓的人都会起早摸黑为他服务，取悦他，奉承他。另外，无论哪种种姓的人，只要作恶，同样受到恶报；只要行善，同样受到善报。因此，“四种种姓完全平等”(cattvāro、vaāsamasamā)。[9]
当然，佛陀主要是在僧团范围内实践种姓平等说。佛陀宣称：“正如所有的大河——恒河、阎牟那河、阿吉罗婆提河、萨罗菩河和摩希河，汇入大海，放弃它们原先的名称和身份，都称作大海，四种姓——刹帝利、婆罗门、吠舍和首陀罗，按照如来宣布的法和律，离家成为出家人后，放弃他们原先的名字和族姓，都称作比丘、释子。”[10]因此，各种种姓的人都能成为比丘，甚至有些出身低微的比丘也成了僧团里的长老(thera)，如优波离(Upāli)曾是理发匠，须泥多(Sunīta)曾是贱民，嗏帝(Sāti)曾是渔夫的儿子，难陀(Nanda)曾是牧人，等等。但总的说来，僧团里的知名比丘和长老，还是刹帝利、婆罗门和吠舍这前三种种姓占据优势。因为僧团的存在不可能脱离社会。它获得刹帝利和吠舍的支持，便能获得经济上的支持；获得婆罗门的支持，便能获得文化上的支持。佛陀无法将种姓平等说推广到社会。不仅如此，僧团吸收低级种姓比丘，也受到社会现实的严重制约。律藏《大品》中就明确规定：僧团不能接受逃亡的士兵、负债人和奴仆出家。
尽管佛陀的种姓平等说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已对婆罗门教的神创种姓说造成巨大冲击。在佛经中，尤其是在一些佛本生故事中，我们还能发现不少揭露刹帝利帝王荒淫暴虐、婆罗门祭司狡诈贪婪，颂扬低级种姓人物聪明睿智的故事。这些蕴含民主思想的篇章正是在种姓平等说的鼓舞下写成的。佛陀的种姓平等说在印度古代社会影响深远，成为印度思想史上一份宝贵遗产。
佛陀社会观中的另一个闪光点是转轮王治国理想。转轮王(cakkavatin，梵文cakravartin)的概念并非佛教的独创。这是在列国纷争时代流行的一个概念，婆罗门教典籍也使用。例如，在《慈爱奥义书》中提到有十多位转轮王。在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插话《沙恭达罗传》中，豆扇陀和沙恭达罗的儿子婆罗多也被称作转轮王。按照婆罗门教的观点，转轮王是统一天下的国王。所谓“转轮”，是转动战车的车轮，以武力征服世界。这是列国纷争时代刹帝利帝王追求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