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成为吐蕃主流后不久，由于佛寺占了整个社会过多的资源，世俗政权的税收大幅度减少，吐蕃政府吃不消了。赞普朗达玛选择了“灭佛”，由此引发了严重的教派、宗派斗争，在唐朝灭亡之时，统一的吐蕃也分崩离析，藏域的佛教归于消亡。
一个多世纪后，一位印度的僧人阿底峡再次把佛教带回了雪域高原，佛教重新在西藏兴盛。但此时的佛教大都归于人们的信仰层面，西藏各地仍然由许多小型的世俗政权所统治，即便有的小国君皈依了某个教派，但由于存在众多的政权竞争，很难说当时的政府是政教合一的。
当蒙古人进攻西藏时，西藏由于没有统一政权，群龙无首，甚至连个与蒙古人谈判的人都不好选。这时人们突然想到了在藏域威望最高的僧人——萨迦班智达，决定请他出山与蒙古人谈判。
萨班家族来自于一个叫作昆氏的家族。按照传说，昆氏的始祖来自于两兄弟，哥哥是西藏有名的七觉士之一，也就是最先信仰佛教的七人之一，而弟弟是有名的信徒，昆氏家族则是弟弟的后代。兄弟俩的关系决定了萨迦派传世的方法： 在家族内利用叔侄关系传承。最初时，萨迦主寺的主人不需要出家，他们可以娶妻生子，由儿子来继承寺主之位，到萨班时期则为之一变，萨班不仅出家未娶，还将寺主之位传给了侄子，以后萨迦多采取叔侄相传的方式，将教派的控制权保留在家族之内。
随着萨班出使凉州的成功，佛教的威望也在西藏无限制抬高，成就了萨迦派。
蒙古人虽然在西藏建立了世俗政权，但由于萨迦派的成功，萨迦法王们享受了统治者的待遇，也为后来的各个派别指明了一条道路。
第二，除了佛教地位在西藏大大提升之外，萨班和他的侄子八思巴还让不可一世的蒙古人与佛教结缘了。
蒙古之所以会和佛教结缘，除了佛教所谓的机缘之外，更要从信仰的一致性去寻找根源。在皈依佛教之前，蒙古人信奉的是萨满教，萨满教的特点有两个： 首先是万物皆灵，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就连石头、动物也各有灵魂。游牧部落处于茫茫的草原上，一个小小的事故都可以让他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让他们学会了对自然的敬畏，正是这样，才产生了万物皆灵的想法。其次，在万物皆灵的基础之上，承认一个最高的神： 老天爷腾格里。我在骑车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望着天空感慨，这是怎样的天气呀，一会儿晴空骄阳，一会儿苦风凄雨，哪怕是最无神论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待长了，也会咒骂老天爷作弄人。为了摸清腾格里的心意，蒙古人借助巫师的通灵来获得神意，这些巫师叫萨满，他们的职责就是做人间和老天之间沟通的渠道。
当不同的宗教争夺蒙古人时，他们所瞄准的就是这两点。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一神教宗教瞄准的是第二点，他们看到蒙古人信奉的腾格里与上帝（真主）有相似之处，至于蒙古人的万物有灵论，可以通过提高腾格里的地位、贬低万物灵性的方式进行改造，将万物表达成是腾格里创造出来的，否定它们的神性，将它们的灵性降到和人一样的高度，甚至比人还低。
中国的道教中带有很深的巫术成分，本身就与萨满类似，他们也是多神教、万物有灵的支持者，于是道教就通过这一条来争取蒙古人。此外，道教所宣扬的长生不死，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中都没有的，这一点深深地吸引着蒙古人。与虚无缥缈的来世、天堂相比，还是在此世中长生不老，更让人感到安全和放心。
在最初的争取中，基督教中的异端派别景教取得了优势地位，而中国的道教也占据了有利位置。景教之所以最受宠，部分原因是： 蒙古的兄弟民族许多已经信奉了景教，比如克烈部、乃蛮部、畏兀儿人等等。景教在中亚的传播过程中，还对来自伊朗的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有所借鉴，拜火教中带着一定的自然神（萨满）色彩，这使得景教更容易被蒙古人理解和接受。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占据了先机的宗教最后都败在了后来的藏传佛教手中。虽然西部的汗国选择了伊斯兰教，但是最重要的元朝和蒙古本部却被高原宗教争取了过去。
藏传佛教之所以获得了蒙古人的青睐，不仅仅因为它是佛教，还因为佛教的西藏支派有很多迎合蒙古人的成分。
西藏和蒙古的地理特征类似，大都是草原、峡谷和荒漠、湖泊地貌，人口密度也类似，对于自然的尊崇和在蒙古一样流行。在佛教进入西藏之前，高原本土的宗教是苯教，苯教的自然神论带着萨满教的影子，其理论对于蒙古人来说易于理解，也容易被接受。当佛教传入西藏后，吸收融合了苯教的一些内容。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蒙古人遇到藏传佛教后，就被逐渐“俘获”了。
至于元朝和西藏的关系，虽然蒙古人建立了行政组织，西藏已经成了元朝的直属地区。但由于宗教上的传承，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蒙古人只是西藏的施主，而自己是蒙古人的老师。
萨迦班智达死后，他的侄子八思巴继承了萨迦派的宗师地位，并将藏传佛教正式介绍给了蒙古人。八思巴还为蒙古人创造了一种表音的文字： 八思巴文。这种文字让忽必烈大喜，在全国推广。只是这时的蒙古人已经四分五裂，即便合汗也没有办法决定其他汗国使用的文字。八思巴文只是在元朝和蒙古本部的区域内流传。元朝灭亡后，八思巴文逐渐成了死文字，反而是根据畏兀儿文创造的蒙文字母流行到了现在。
7月30日清早，在穿越了一座小小的山口后，那座期待中的城市——乌列盖出现了。它在一片谷地中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科布多河穿城而过，留下一条漂亮的光带，仿佛点缀着无数的宝石。
就在我收起相机的一刹那，城市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一架巨大的飞机。原来从乌兰巴托来的航班到了，由于机场在城市的西部，从东方来的飞机要经过城市的上空。我连忙去拿相机，但已经晚了。我错过了这个古代和现代交会的时刻。是啊，如果没有这个现代科技的背景，谁又能说下面的小镇不属于几百年前呢？
在乌列盖，最大的任务是购买食物和水。但由于进城过早，所有的商店都还没有开门，我在城市里一圈一圈地骑着自行车。这座西部小城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从南头骑到北头，但在几个西部的省会城市中已经算规模大的了。由于靠近俄罗斯边界，城市里的商店更多，也显得更加繁华。
我在城市里闲逛到10点，才碰到了第一家开门的超市。很快我已经瘪下去的驮包又变得鼓鼓囊囊： 七公斤的水、十个鱼罐头、月饼、面包、巧克力、果酱、啤酒。我遗憾地发现，一路上最喜欢吃的火腿肠已经找不到了，西部人们的饮食习惯与东部已经表现出差异，我只能多买了几个鱼罐头。
等我从城里出来，天空已经开始布云。我坐在路边吃下了两个鱼罐头，喝了一瓶啤酒，带着眩晕感开始了旅程。此刻我已经不再向西，而是改为向东南方向骑行了。我要赶到此行的最后一个目的地，那座叫科布多的城市。科布多也是清代官兵曾经驻扎过的城市，它距离乌列盖200多公里，中间相隔着一座高耸的山脉，我要翻过一座山口，山口的四周是四座超过或者接近4000米的雪峰。
在山口之前，我将碰到一个叫作陶乐包（Tolbo）的湖泊，在湖泊的边上，恩琴男爵曾经和布尔什维克打过仗，战败的恩琴男爵最终下场悲惨。
我已经骑了2000公里，前面只有200公里等待着我。由于接近整个旅行的终点，我骑行的速度并不快，甚至故意放慢了——在前方出现了大片的雨云，闪电在白昼也如同植物复杂的根系一般伸向地面。根据估算，这些闪电都在十几公里之外，我希望骑慢一些，等到达的时候雨已经散去了。
直到傍晚时分，我才抵达陶乐包湖边。这个湖在一个平坦的坝子里，整个坝子有数十公里的长度，坝子四周是一圈带雪的山峰。阿尔泰山系是阻挡在蒙古国西部和中国新疆地区之间的巨大山脉，也是游牧民族前进中亚必须突破的屏障。这里距离中蒙边界只有几十公里，而我却必须绕到400多公里外过境。
我在陶乐包湖边扎了营，由于刚下过雨不久，湖边的地面还有些湿，从不远处一座山峰飘来的旗云似乎在提醒我，也许不久就会再下雨。夕阳下陶乐包湖的景色如此美丽，在雪山的映衬下，几只水鸟悠闲地浮在水面，湖边连绵的山峰起伏不定，带着蒙古高原特有的韵律。我享受这些景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恋恋不舍，直到太阳落下，天气变凉，才进了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