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
36岁的成年男子，写下这样百余页的一封信，述说自己内心的纠葛。这份血泪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诉，而是爱的尝试。卡夫卡一生试着寻求和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不过母亲却不敢将这封信转交。
相对于父亲，卡夫卡的母亲气质抵郁、多愁善感。这些对后来形成卡夫卡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具有重要影响。卡夫卡小学至中学在德语学校读书，后学会捷克语，自幼酷爱文学。
小时候，卡夫卡的父母就对卡夫卡寄予很高的期望。为了使卡夫卡有所作为，他们将卡夫卡送到一所德国人办的文科中学学习，因为当时哈布斯堡王朝为了填补官员的空缺，总是从中学中遴选优秀学生，培养他们当官。
在这所中学，卡夫卡熟练的掌握了德语和德语的写作技巧。据卡夫卡的中学同学回忆，卡夫卡在中学时是一个服饰朴实、举止腼腆的学生；“他很文静，而且是微笑着的，把世界朝自己打开，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让这个世界了解他”。
卡夫卡在日记中曾写道：“就我的经历而言，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抹杀我的个性。”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从中学时代开始，卡夫卡就已经表现出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倾向。卡夫卡是一个“独自冷峻地思索的孩子”。
另外，中学时卡夫卡对达尔文进化论产生了高度兴趣，这成为后来卡夫卡悲观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他在那阴郁而恐怖的“猴子的原罪”中看到了人类和自己的宿命，找到了他自己悲凉而局促的“家”，卡夫卡曾在日记中说，“那是我的归宿”。
这一点在很大意义上帮助人们理解后来卡夫卡的艺术世界，理解卡夫卡艺术世界中那些甲虫、鼹鼠、豺狗、猴子、耗子、兀鹰……以及理解卡夫卡自己这只“翅膀萎缩的寒鸦”。
1901年夏天，卡夫卡的学校举行中学毕业考试。规定的笔试有数学、德文—拉丁文翻译、希腊文—德文翻译、拉丁文—德文翻译，以及一篇题为《奥地利在世界形势下及其基本地位中有何优势？》的德文作文。
当时，卡夫卡十分害怕这场考试。多亏了一个名叫雨果柏格曼的帮助，卡夫卡才勉强通过中学的数学结业考试，而那位雨果则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就这样，卡夫卡完成了他中学生涯，接下来，开始了大学的生活。
大学生涯
1901年，卡夫卡进入布拉格费迪南——卡尔德文大学大学，当时只有18岁的卡夫卡对文学满怀热情，但他和雨果一起选择了化学专业。
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当时犹太学生所能做的最好选择是法律和医学，卡夫卡的父亲弗朗兹和雨果对这两个专业都不感兴趣，但他们听说学化学对将来找工作有利，于是就选了化学。而同时，波希米亚是奥匈帝国的工业中心，工厂里烟囱林立，浓烟滚滚。就这样，卡夫卡开始了化学专业的学习。
大学生活开始了，但是卡夫卡很快发现实验室的工作对自己不合适。于是，只坚持了两个星期，卡夫卡就转到了他起初抵制的专业法律。
卡夫卡在法律系各课程中的听课经历平淡无味，他在第二学期干脆去听德国语言文学的课，这是他真正爱好的课程。
不过，在大学里，卡夫卡也听了奥古斯特萨乌尔主讲的德国文学和艺术史课程。虽然他是一个饶有风趣而且很有煽动性的演讲者，但是他讲的课却使卡夫卡大倒胃口。但卡夫卡很讨厌他那种保守倾向，特别是他那种泛日耳曼主义的文学理论，挫伤了卡夫卡的民族自尊心。
在新的学年里，卡夫卡接触到一些名教授，如奥地利公法教授、社会科学国家考试委员会主席约瑟夫·乌布利希、教会法教授亨利希·辛格等。
当然，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卡夫卡每周在乌布利希那里听三个小时关于民法的讲座。但这位教授讲的东西无聊透顶，而且完全不拘小节，对仪表举止毫无顾忌，经常蓬头垢面、穿着邋遢地来到课堂里，还喜欢坐在讲台上。他的总结性、概论性的讲课方式，同卡夫卡偏爱的文学方式的生动性、具体性大相径庭。
在大学这一阶段的生活中，卡夫卡的个性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似乎不再那么懦弱，跟人的接触也略微广泛了。他经常参加一些聚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一向对跳舞不感兴趣的他居然参加起化装舞会来了。
也就是在此时，卡夫卡加入了一个很有名的学会，并认识了一些对他有影响的朋友。卡夫卡坐在的布拉格大学建于1348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在1882年，分裂为两部分，即德语大学（卡夫卡所在的学校）和捷克语大学。两所学校中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极为高涨。学校甚至为说捷克语的学生和说德语的学生开设了不同的入口和出口。
同大多数说德语的犹太学生一样，卡夫卡很快加入了学生联合会“德语学生阅读演讲厅”，这个联合会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定期组织会员阅读文学作品，参加展览和音乐会，并开展讨论。卡夫卡对联合会的“文学艺术部”特别感兴趣。
当时，卡夫卡学了一年罗马法、德国法、哲学和德国艺术史，功课是枯燥乏味的，只有在联合会里，卡夫卡才能呼吸到自由活跃的空气。
1902年10月23日，大学二年级的卡夫卡参加了文艺部举办的关于叔本华和尼采的报告会，正是在这一天，卡夫卡遇到了马克斯布洛德。当时的布洛德是一位法律系的优等生，音乐家、诗人和未来的小说家，在当时宛如一颗明星，他在这次报告中称尼采是一个“骗子”。
卡夫卡的观点当然与他相反，报告结束后，卡夫卡和布洛德一起回家，两人在路上进行了热烈地讨论。这位布洛德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卡夫卡死后，他为卡夫卡赢来了文学上的声誉。
同其他年轻的孩子一样，这个时期的卡夫卡在精神生活上左右摇摆，常常感到迷惑。大学一年级时，他经常改变主意，听了很多不同的课程，一年后，他打算离开布拉格，到慕尼黑大学完成学业。1902年秋天的一天，他到了慕尼黑，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破产了，原因很可能是他的父亲不肯提供资助。
在布洛德的记忆中，大学二年级的卡夫卡外表“极不显眼，他经常穿的深蓝色衣服，得体合身，像他本人一样不引人注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人，很快就开始崭露头角了。
到第二年底，卡夫卡在这个组织的文学活动中已不仅是旁观者，而且成为有关艺术领域的报告主讲人。由于他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他的文学眼界进一步开阔了。过去他主要靠自中学高年级以来阅读的文艺刊物《艺术守卫者》来了解文艺方面的信息，形成自己的艺术观点，但《艺术守卫者》毕竟有局限性，而且由于过分强调不能因现代文学而忽视古典作家，不能高估消遣文学，因而具有片面性。
现在他开始冲破《艺术守卫者》的框框了。另外，也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他的社会接触面扩大了。过去他对中学高年级以来的好友波拉克有依赖性，只要波拉克在布拉格，他就只跟波拉克来往，只跟波拉克谈话，即使有别人在场也是如此。
然而，这位卡夫卡依赖的波拉克在这一年里离开了他，随家搬出了布拉格，把艺术主讲人的头衔也留给了卡夫卡。卡夫卡不得不有所改变了。就这样，卡夫卡在1904年的夏季学期，又当了文学报告主讲人。
当然，作为后来的文学家，社交活动只是他大学生活的一小部分，文学创作才是他的主要生活。早在卡夫卡大学一年级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开始崭露出写作才华。在一封给波拉克的信中，卡夫卡第一次试着用虚构、寓言的方式叙述了发生在生活中的真事。他写了一个名叫《高个子出丑记》的故事，其中的高个子就是卡夫卡本人，另外一个人物是卡夫卡的中学同学埃米尔乌蒂茨。
在这封信里，生性羞涩的高个子身体瘦长，顶破了天花板，脚只好伸到窗外，他的手指“笨拙，瘦得皮包骨头，像蜘蛛的脚一样。”一个热情而饶舌的朋友“坏心眼”从城里来看他，朋友走后，高个子哭了起来：“他感到心痛而又无处倾诉。”在故事人物那奇特而难看的外形以及沉默、无助、绝望的心理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卡夫卡后来大作《变形记》的影子。
卡夫卡进入大学第二阶段以后，对法律课程仍无多大兴趣。他在课堂上边听课，边在笔记本边沿空白处画了许多图画，以此来打发时间。虽然这些图画非常粗糙，完全是无意中画下来的，但图中那些孤独绝望的人物形象，使人看到了一个和他后来的小说一致的想像世界。
在卡夫卡的大学中，还发生了一件事，这对这位后来的文学家的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那时在1903年7月，卡夫卡有了第一次性经历。对方是一个出身低下的捷克女孩，卡夫卡一家居住的房子对面是个服装店，一个女售货员经常会站在服装店门口。
这天，卡夫卡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背诵“令人厌恶的罗马法”中那些“毫无意义的论点”，为初次参加秋季的国家法律考试做准备。卡夫卡一次次地走到窗口，向那个姑娘张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腼腆的年轻人竟然同姑娘打起了手势。他比划着对她说，他要在晚上八点去找她。
当晚，卡夫卡走下楼，发现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那个男人挽起姑娘的手臂，但是那姑娘向卡夫卡打手势，让他跟在后面。那个人带着姑娘去了安全岛，在那里喝啤酒，卡夫卡就坐在他们的邻桌。然后，他们起身回到姑娘的住所，最后那个男人离开了，姑娘跑又折回来找卡夫卡，他们俩去了一家偏僻的旅馆。他后来又同这个姑娘睡了两晚。
然而，后来卡夫卡后悔了，他觉得不该让一个女售货员玷污自己的纯洁。同女售货员发生关系以后，马拉斯特拉纳旅馆的这段经历时常困扰在卡夫卡的心头，挥之不去。卡夫卡后来也说：“我的身体，有时会一连几年安宁平静，然而突然间它会无法抑制地对一件细小的、特别具体的下流事充满欲望，渴望某种有点恶心、尴尬、龌龊的东西，一丝轻微的污秽的气味，硫磺和地狱”。这件事，给卡夫卡的影响是不小的，他后来的一定程度的“禁欲”生活，可能与此有关。
在1904年冬季学期中，卡夫卡写下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一场斗争的描写》，后来，这个小说在双月刊杂志《徐培里安》上发表了其中的两个部分，其他部分在他有生之年终未见诸于世。
这篇小说展现了卡夫卡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以及他的作品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布洛德后来回忆，这是卡夫卡向他朗读的第一篇原创作品：“我和卡夫卡交往了好几年，却根本不知道他在写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布洛德和卡夫卡的友谊飞速发展，布洛德逐渐取代了奥斯卡波拉克在卡夫卡心目中的位置。
1905年夏天，卡夫卡由于精神过度疲劳而第一次住进了疗养院。他在奥地利境内的楚克曼特尔疗养院整整住了一个月。此时，卡夫卡从那里给他的一个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卡片的正面是一群穿着游泳裤的男子们在水里嬉戏，在卡片的背面，卡夫卡用潦草而轻松的笔迹写道：“在这里，你畅饮的不是啤酒而是空气，你沐浴的不是水而是空气”。
1905年秋天，气候恶劣，卡夫卡又回到了布拉格，准备参加严格的法律考试。整天死记硬背给他本来就脆弱的身体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当时，卡夫卡的毕业考试又叫“博士学位口试”，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要参加11月7日的奥地利民法和刑法考试。其次是1906年3月16日的宪法和国际法考试，最后是1906年7月13日的罗马法、德国法规和教会法规考试。
结束这一连串的考试后，又过了五天，卡夫卡得知自己成绩“合格”，由阿尔弗莱德韦伯教授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就这样，卡夫卡顺利通过了考试。当然，作为一个不爱法律的法律专业学生，有人认为卡夫卡的顺利过关，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借用了布洛德的财政法笔记。就连卡夫卡自己也承认，这些笔记“为我挽救了三个月的生命”。
毕业初的生活
毕业之后，卡夫卡并不清楚下一步要做什么。他对找工作没有兴趣，惟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写作。他也可以不工作，但他并没有具体的打算。然而，从经济上考虑，他必须立刻工作。
从1906年10月开始，卡夫卡先后在地方法院、刑事法庭从事司法实习。他对这种乏味的工作毫无兴趣，感到自己在那样一些地方非常不能胜任，非常不合适，所以他感觉很痛苦。
但是，不管怎么说，卡夫卡在法院的一年实习还是很有收获的，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奥匈帝国司法机关内的许多内幕，接触到各级官吏，有机会领教当时国家机器中盛行的官僚主义。这写经历，对他后来在《审判》与《城堡》等作品中以讽刺笔法成功地刻画那些麻木不仁、随心所欲、草菅人命的官吏形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工作时，尽管每天只有六个小时，卡夫卡却总是像个傻子一样。事实上，1906年冬天到1907年初春之间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1907年2月，布洛德在柏林《当前》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