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书中人物心理的精彩描写引人入胜，对人性的剖析入木三分，对人性评判客观真实。一个女人一生有许多时刻会使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之下，不但违反本来的心意，又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形实际上明明存在，硬不承认这种事实，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我们天性的邪魔成分，想要掩盖内心的恐惧罢了。而且许多人觉着很自慰，要这样才感到自己比“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
除了一些传记之外，《心灵的焦躁》是茨威格这个时期的一部，也是他唯一一部完成了的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已轻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在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贵族地主封·开克斯法尔伐的女儿艾迪特。艾迪特是个下肢瘫痪的残废姑娘，霍夫米勒对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小说便围绕这同情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这同情带来的后果展开情节、发展冲突、刻画人物。作者借小说人物康多尔夫之口说出了他自己对于同情的基本观点：“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人的心灵和精神是一个幽暗的神秘世界，心理学家一直为揭示这个世界的秘密而不断地探索。西·弗洛伊德在世纪交替时期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在这一领域里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且很快形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潮，影响遍及许多学术领域，以文学而论，弗洛伊德主义已成为现代派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位伟大的无所畏惧的心理学家为许多作家打开了进入这一隐秘起来的世界之路。茨威格在谈及此时说道：“在我们总是试图进入人的心灵迷宫时，我们的路上就亮有他的智慧之灯。”
茨威格虽然不能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一个自始至终的忠实的追随者，但20年代起他的创作所受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他在1936年用英文亲笔写的简历中这样写道：“……我固有的成分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学上的好奇，这种好奇我首先试着在涉及个人命运的一些性格化的短故事上加以运用。”
茨威格的作品除了具有心理分析的特点外，“反战”也是他作品的一个主题。作为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战者和与法西斯不妥协的作家，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的同情，不论是《热带癫狂症患者》中那位男主角，《月光巷》中的那位丈夫，还是《看不见的收藏》中那位双目失明的收藏家，他都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当然，最能表明他这一特点的是他在1934年发表的以尼德兰中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写成的传记《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与悲哀》，以及1936年同样以中世纪的宗教改革为背景的传记《卡斯台里奥反对加尔文》。
在书中，茨威格选择了这两位中世纪宗教改革中的历史人物，这表明他对他们思想上的认同和精神上的亲缘关系，是通过他们对他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一种表态，如有的评论家称，这是“一种遮掩起来的自我描述”。这两本传记有着共同的主旨，即是崇尚宽容，反对狂热；推崇和谐，反对极端；尊崇良知，反对暴力。
无论是《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与悲哀》还是《卡斯台里奥反对加尔文》，它们对人道主义和精神自由的颂扬，对思想统治和政治暴力的鞭笞都是有着现实意义的，他要把历史当做是对现今时代的一种警告来加以理解。
《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中篇小说。该书以一位象棋高手在旅途中的对弈开始，主人翁B博士是以为维也纳皇室保管员。后来在二战时被抓进了监狱。在幽禁的监狱中，他慢慢失去了自我，就在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一本棋谱让他的监狱生活出现了生机。随着棋艺的精进，他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但是好景不长，他开始过度沉迷于象棋的世界，弄得自己精神高度紧张，最后进了医院。一位好心的医生救出了他。
该书整篇故事都是围绕着下棋展开。其中穿插了B博士的故事。这是揭示法西斯罪行的佳作。充分表现了茨威格的人道主义。像茨威格的大多数小说一样，《象棋的故事》后来也被搬上了银幕，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自杀之谜
1942年2月23日，佩特罗波利斯小镇上的警察被告知在罗阿—刚卡弗斯大街34号，一对有名的外国夫妇自杀了。
那个死去的男人是作家茨威格，60岁。女人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33岁。病理学家认定他们是在前一天的中午到4点钟之间死去的，服用了巴比妥，一瓶矿泉水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茨威格的遗书放在带邮票的信封里，书桌上有一只削过的铅笔。那儿还有一份文字，题为《声明》，写给本市市长。标题是葡萄牙文写的，内容却使用了德文。此信表达了作者对所受到的热情款待的谢意。这封信的旁边还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有关我的狗的安排”。
这样的场景看上去更像在精心准备一次旅游，而不是自杀。然而，不管场景是怎样的，伟大的文学家茨威格还是死了。茨威格在遗书中写道：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任务殛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
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
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去世后，巴西总统下令为这位文学大师举行国葬。
茨威格自杀后，德国文学的研究者纷纷探讨这位作家的死因，提出种种疑问，作出种种解释。为什么茨威格会走上这条绝路？莫非他流亡国外，生计无着，穷愁潦倒？抑或看不见前途，悲观绝望？
种种解释或许都有一定的价值，然而，在1940年，即他去世前两年，茨威格在流放生活中开始写他的回忆录，从中我们可以找到驱使他自杀的线索。在回忆录里他写到：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那麽重要，以至于要把自己的生活写给别人看。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发生了太多的历史事件、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和考验，这使我有勇气写一部书，在这本书里我是主角，或者说，是关键人物。
……
我生长在维也纳，一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欧洲大都市。却不得不像一个罪犯一样离开，因为它即将沦为德国的一个省会。我用母语写的文学作品，都被付之一炬。
因此我不再属于任何地方，在哪儿，我都是陌生人。欧洲，我的精神故乡，对我来说已不复存在，它在又一场兄弟种族自相残杀的战争中自我毁灭了。
我的父母生活都很富裕，他们是一点点富起来的，到后来变得非常富裕。他们的生活是典型的所谓“上等犹太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对维也纳的文化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而得到的回报却是被扫地出门，事实上，我所说的不只是我个人的情况，在上个世纪的维也纳约有1到2万户像我父母那样的人家过着宁静、舒适的生活。
然而，萨拉热窝的枪声，顷刻间击碎了我们赖以成长的和平而理性的世界。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一位年轻的波斯尼亚民族主义者开枪打死了弗朗西斯—费迪南大公。大公的遗体在大公妻子的陪同下到达特里雅斯特港口，帝国以隆重仪式安葬了他。
这时在欧洲的其它地方，外交家们和各国政府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在二战爆发初期，我完成了最出色的小说《昨日的世界》。这部自传体小说唤起了自己，也唤起了人们对失去的乐园——昔日的维也纳的记忆。
……
1937年，我给弗洛伊德的信这样写道：“当我想到维也纳，我就感到沮丧。我想到了你！你的平静使你成为我的榜样这种感觉一年比一年强烈。”
大师回信道：“怀疑和研究并肩前进，我们只是发现了真理的一小部分，眼前的现实看来非常残酷。”
弗洛伊德1939年9月23日在流亡伦敦时去世。我当时也在伦敦，是一个“从敌国来的外国人”。在他的同乡的葬礼上，—我用德语说道“西格门德—弗洛伊德通过他的工作，使这门语言优雅丰富、更加高贵。”
没有他，对20世纪的思考和理解就会完全不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还将仍然以狭隘的、不自由的、甚至某种程度上不公正的方式来思考、判断和感知。如果我们试图在人类心灵的迷宫里有所进步的话，就要用他的智慧来继续照耀我们的道路。西格门德—弗洛伊德创造和发明的一切将在未来的路上指引着我们，只是他本人已经离我们远去。
在外国的土地上一个人会逐渐磨掉了自尊，同样也磨掉了自信和自强以及从前我引以为豪的四海为家的想法。只被一种感觉占据着，那就是我应该为每一口呼吸向外国人民表示感激。我曾经训练自己的心脏训练了近半个世纪，希望它能够像一个上等人一样跳动，这都是徒劳的。
在结束我的生命之前，我不得不完成这最后的使命，巴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为我，以及我的作品提供了美好的归宿我要对它表达真心的感谢。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我不希望被葬在别的地方，我的祖国对我来说已经消失了，我的精神家园——欧洲也已经自我毁灭了。
大师虽然去了，但他作品的影响依然还在。1945年以后，茨威格的作品首先在美国和日本，接着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响，惟独在德语国家似乎为人所遗忘。
直到1981年，茨威格诞生一百周年，联邦德国费歇尔出版社重版了茨威格的作品，他的中短篇名篇《奇妙的一夜》、《感情的混乱》，他的作家传记《三大师》、《与妖魔搏斗》，他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歇》、《玛丽·安东奈特》以及他惟一的长篇小说《爱与同情》先后出版，并且一再重版。
顿时，读者似乎发现了一颗文坛新星，从此茨威格名声大振，不仅他生前已经发表过的名篇逐一再版，便是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遗稿也被克鲁特·贝克整理付印。
于是，读者得以欣赏茨威格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变形的陶醉》和《克拉丽莎》以及其他第一次问世的中短篇。从1981年掀起的茨威格热，至今持续不衰。
弗兰茨·卡夫卡——现代主义经典大师
他的作品才思敏捷，哲理深刻，对人生具有洞察纤毫的敏感度，其作品很有深意地抒发了他愤世嫉俗的决心和勇气，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也因此被尊称为20世纪现代文学的鼻祖和现代艺术的探险者。
一个怕父亲的孩子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在今天的捷克西部。
卡夫卡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犹太人。“卡夫卡”这个姓氏是希伯来语，其含义为“穴鸟”或“寒鸦”。据资料记载，卡夫卡这个姓，很可能是在犹太人遭受迫害期间，奥匈帝国为犹太人规定的仅供选用的几个姓氏之一。
在卡夫卡的童年，他所经历的一件事就是怕父亲。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优郁的性格。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是个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富商。他的体格壮硕，说话充满了自信，动作快速，脾气火暴，他期盼长子卡夫卡像自己一样刚猛，然而卡夫卡瘦弱的外表和性格，简直和父亲有天壤之别，卡夫卡叙述自己在父亲面前自惭形秽。
父亲对儿子的行为总是暴跳如雷，特别是卡夫卡经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出来，更让父亲火冒三丈。父亲从来不曾试着去理解儿子的才华，也不喜欢卡夫卡所有朋友。虽然卡夫卡的母亲个性极为温柔，总能给儿子许多安慰，但她对丈夫百依百顺，长期在生意上充当丈夫的助手，她能给孩子的时间也就极为有限。
卡夫卡回忆童年有一次，为了找人跟他说说话，半夜藉口要水喝，无理取闹，结果被父亲扔到屋外的走廊，罚站一夜。他说这对他的心灵伤害很大。
父亲不在乎孩子的需求是什么，每天餐桌上，他最在乎的只是孩子有没有遵循种种严苛的餐桌礼仪，他自己却可以吃得杯盘狼藉，同时剪指甲、挖耳朵，还时时吆喝着：“快！快！吃快点！”
卡夫卡称父亲是“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说自己“像奴隶活在父亲掌控的世界里”，他“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父亲的律法单单为他而设，他却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亲的要求”。
虽然后来布劳德批评卡夫卡将童年梦魇过度放大，但任何人只要读一读卡夫卡在1919年写的《给父亲的信》，就不难理解卡夫卡终其一生，不论是童年还是求学期间，不论是职业还是婚姻的选择，父亲巨大的影响总像噩梦般缠绕着他。信是这样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