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维特根斯坦被聘为剑桥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在此后的一两年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一改原来的思想而开始发展一种全新的哲学。
罗素所预言的“哲学的下一个伟大进步”确实是维特根斯坦来实现的，而且这一“伟大进步”深刻地影响着英美哲学的发展方向。
这种全新的哲学或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主要体现在他在剑桥的授课中。他的授课方式也是别具一格。他不用笔记或讲稿，而是站在学生面前“想”哲学问题，一边思想一边讲授。
有时候，维特根斯坦会忽然停下来，说：“等等，让我想想！”好几分钟甚至是十几分钟地直盯着举在面前的手，要不就是痛骂自己“真是个大笨蛋！”
由于上课并不是在教室而是在他的家里，所以听课的学生一般是十五人左右。在1933至1934学年有一门课叫“数学家的哲学”，听课学生达三四十人。他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教下去了。
于是，维特根斯坦先向五个最优秀的学生口授，然后请他们把笔记再复印给其他学生。这门课的复印讲义是蓝色封皮，后来被称为《蓝皮书》。
1934至1935学年，维特根斯坦又口授给两个学生的讲义被称为《棕皮书》。这两本书代表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思想萌芽。
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后一年，摩尔就退休了，他被选为替代摩尔的哲学教授。在此期间，1938年加入英国国籍，同年夏天开始在牛津大学开设关于“美学”和“宗教之信”的讲议，之后这些讲议和学生的对话被出版。1939年受到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推荐作为穆阿的后任成为牛津大学的教授。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维特根斯坦觉得应该参加战争工作，而不能袖手旁观。
于是，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在一家医院当了一段时间的勤杂工，后来又做研究助手。当时，有一位医生向他请教哲学，维特根斯坦却说，哲学一点用处都没有，去追求它更没有意义。
确实如他所说，维特根斯坦非常反感学院式哲学，根本不参加任何哲学学会和会议，也不向哲学杂志投稿，认定当一个职业哲学家是荒唐极顶的，他自己从事哲学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实际上，维特根斯坦一直不喜欢剑桥学院式的生活，更把剑桥看作是“哲学的沙漠”，他还坚信“哲学教授”是“一份荒唐的工作”的维特根斯坦从剑桥辞职，以专心思考、写作。就这样，1947年，他决定辞职，继续进行他孤独的哲学研究。
此时，哲学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已经成为惟一能够使他满足的工作了，没有任何其他什么可以使他振奋精神。
离开剑桥后，维特根斯坦开始了漂泊岁月。他到过爱尔兰、维也纳等地，1949年7月，他还去了一次美国。而由于身体不好，当年11月，维特根斯坦又匆匆回到剑桥。
1949年底，维特根斯坦被确诊患上了前列腺癌。但这时候的他，并没有像以前遭受挫折时想到自杀，而是坚信只要还活着，就会继续思考哲学问题和进行写作。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他完成了《论确定性》这本书的后一半。
1951年4月27日，维特根斯坦写完了他最后一部书稿的最后一页。
4月28日，失去知觉的维特根斯坦突然醒来，说了一句话：“告诉他们，我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生！”
说完，维特根斯坦又陷入了昏迷，第二天，维特根斯坦终于走完了他的那一个“美妙的人生”。
维特根斯坦虽然去世了，但他的影响依然存在。他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哲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他想揭示当人们交流时，表达自己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主张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是整个文明的基础，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他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唯一本质，为哲学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横贯其一生的哲学道路的两个互为对比的阶段。前者主要是解构，让哲学成为语言学问题，哲学必须直面语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哲学无非是把问题讲清楚。
后者又把哲学回归哲学，在解构之后是建构，创造一套严格的可以表述哲学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是生生不息的，这是哲学的基础和源泉，所以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解决，在“游戏”中理解游戏。
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转变很大，他在《哲学研究》序言中说明前期著作犯了严重的错误。当然，他也说过要把前后期著作对比，以前期著作作为背景来理解后期哲学。
维特根斯坦思想转变来源于他自己的长期的独立思考以及他的老师或朋友的帮助。他的独立思考焦点在于如何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自我”，一个可与世界进行不断信息交流的自我。维特根斯坦的老师或朋友，如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则使他接触到语言社会性的一面，他们的观点对于纯正安静的逻辑世界是一种冲击，因而也有助于维特根斯坦走出纯净的逻辑世界，面向喧闹的日常语言交流世界。
1999年3月29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了20世纪20位最伟大的智者。在人们的心目中，哲学家就是智者的同义词，但在实效至上的世纪主流中，最终入选的哲学家却只有一位，他就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作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影响了欧美哲学的主流，也影响了与他同时代的新老哲学家，推进了20世纪哲学的大发展。
亚伯拉罕·马斯洛——伟大的心理学家
他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较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智商高达194的天才，第三代心理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了融合精神分析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美学，主要著作是《动机与人格》、《存在心理学探索》、《人性能达的境界》等。他的思想对当代的管理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
害羞的犹太小孩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欧洲东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迁移浪潮正在兴起。无数穷苦的犹太人为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移居到美国。塞缪尔·马斯洛就是这些移民中的一位。他的老家在俄国的基辅城，那里有大量的犹太人聚居。
1908年4月1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曼哈顿降生了。依照犹太人的习惯，在一位去世的亲属之后，给他取名为“亚伯拉罕”。
马斯洛是家中七个孩子的老大，父亲酗酒，对孩子们的要求十分苛刻。亚伯拉罕·马斯洛最早的儿时记忆是关于他母亲的。他们之间相处得很不愉快。虽然家里没有什么要遵守的犹太人的宗教礼节，但她是一个迷信的女人，经常为一些小小的过失就冲着孩子们说：“上帝将严厉惩罚你！”
正是这种从幼年的心灵折磨到科学探索的发展中，年轻的马斯洛逐渐对宗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怀疑和对无神论的尊重。
母亲极度迷信，而且性格冷漠残酷暴躁，马斯洛小时曾带两只小猫回家，被母亲当面活活打死。马斯洛童年生活痛苦，从未得到过母亲的关爱。母亲去世时，他拒绝参加葬礼，可见其母子关系之恶劣。
马斯洛童年时体验了许多的孤独和痛苦。不仅如此，作为犹太人，他们住在一个非犹太人的街区，上学后又是学校少有的几个犹太人之一，这一切使使马斯洛成为一个害羞、敏感并且神经质的孩子，为了寻求安慰，他把书籍当成避难所。
后来当他回忆同年时，他说道：“我十分孤独不幸。我是在图书馆的书籍中长大的，几乎没有任何朋友。”马斯洛从五岁起就是一个读书迷，他经常到街区图书馆浏览书籍，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以此来躲避家中的紧张气氛。他后来回忆道：“那时，我经常比家里其他人起得更早，一出门就到图书馆去，站在门口等待开门。”
在青少年时期，马斯洛从来不和其他同龄的女孩交往，贝莎是惟一的例外。马斯洛的表妹贝莎·古德曼于1922年3月从俄国来到纽约，那时她13岁，比马斯洛小一岁。马斯洛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由于贝莎几乎不会讲英语，他就主动去做她的老师。从那时起，马斯洛几乎每周都要去拜访贝莎，同她聊天。
上学后的马斯洛，由于天赋极高，他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其状况后来才有所改变。当他在低年级学习美国历史时，托马斯·杰斐逊和亚伯拉罕·林肯就成了他心中的英雄。几十年以后，当马斯洛开始发展自我实现理论时，这些人则成了他所研究的自我实现者的基本范例。
青少年时期马斯洛曾因体弱貌丑而极度自卑，于是，他借锻炼身体冀求得到补偿。后来，读到阿德勒著作中自卑与超越的概念，得到启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马斯洛的早年经历不仅影响了儿时的马斯洛，而且使成年甚至成名后的马斯洛仍然害怕当众发言。以至于每一次演说之前他都会经历极为强烈的焦虑。
1922年1月，马斯洛进了布鲁克林最好的中学之一的男子高中。在高中的这几年里，马斯洛喜欢科学，尤其是物理学。
在进入这所学校之初，马斯洛就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思想上的启蒙。他的老师塞巴斯蒂安·利特尔向全班推荐说，如果他们真正想读点有用的书籍，厄普顿·辛克莱的书是必不可少的。
听过老师的建议后，马斯洛真的去读了厄普顿·辛克莱的著作。通过阅读厄普顿·辛克莱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小说，触发了马斯洛潜在的对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兴趣。
求学生涯
中学毕业后，马斯洛的父母未受过教育，但他们坚持让马斯洛学习法律。起初他满足他们的愿望于1926年，进入纽约市立学院专修法律。
但仅仅两个星期，马斯洛就断定自己的兴趣并非在法律上，感觉自己不适合当律师而广泛地另选择各种喜欢的学科。三个学期之后，他转往康奈尔大学。他希望在新的地方能发现自己所期待的学术气氛，因为刻板的、两点一线式的市立大学的生活，让他在智力上几乎没能感受到任何刺激。他离开纽约市立大学的另一个原因，是想与表妹贝莎在感情上拉开一段距离，其实这时他已爱上了她。马斯洛以为，两人的距离远一些，可以减少自己对她的迷恋。
在康奈尔大学，马斯洛的心理学导论课的教师是W.冯特的学生—构造主义学派的创始人E.铁钦纳。在康奈尔的一个学期里，马斯洛还是没有发现能使他在学术上感到兴趣的课程。
即使在基础心理学课程方面，马斯洛的期望也破灭了。心理学课的教师是爱德华·铁钦纳，他是美国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可铁钦纳研究心理学的方法与马斯洛那充满激情的社会目标完全是南辕北辙，毫无关系。此时，马斯洛发现，结构主义“与人无关”；也正因为其中没有什么可以被“应用”的，所以铁钦纳强调，心理学纯粹是对意识的实证性研究。
也是在这一阶段，马斯洛感到贝莎对他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他找不到进一步发展感情的办法。富有恋爱经验的贝莎的姐姐安娜早已看出了他们双方的尴尬和痛苦，是她加速了这段缓慢的浪漫史。
有一天，安娜一边把马斯洛推向贝莎，一边说：“看在彼得的份上，吻她吧！吻！”马斯洛先是大吃一惊，然后，几乎是在安娜的胁迫下，吻了贝莎。
贝莎没有反抗或拒绝，而是还吻了他。这第一次亲吻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时刻，他获得的是一次真正的“高峰体验”。
1928年，马斯洛不顾父母的反对和他的表妹，也是高中同学贝莎结婚，他们有两个女儿。马斯洛宣称，他真正的生命是从结婚和转学威斯康星大学时开始的，那时马斯洛20岁，贝莎19岁。
1928年9月，马斯洛来到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继续他的大学学业。在上个世纪初，这个学校因杰出的教育水平和自由的学术气氛而名闻遐迩。
在威斯康星最初的心理学训练中，马斯洛发现了不少令人激动的东西，但直至获得硕士学位，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
然而，1931年冬天，当他选修哈里·哈洛的研究实习课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长久以来，哈洛的名字就与灵长目动物的高级机能、社会行为和学习过程等研究联系在一起，他在这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四十多年里，他一直是猿猴群中伙伴关系发展和母婴纽带（爱的学习）研究方面的先驱。
很快，马斯洛成了哈洛的研究助手，后来又成了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哈洛还是单身，年纪仅比他大三岁，更像一个同事而非上司。马斯洛很愿意和哈洛一起工作。
至此，他渐渐对猿猴产生了兴趣，并自信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对猿猴的支配权和性行为的研究中，马斯洛闯入了一个几乎完全未知的领域。
就在这时，猿猴也开始吸引他了，马斯洛发现它们很有趣，可爱得使人动感情。他变得像哈洛一样，喜欢上了猿猴。在1931年7月19日的《威斯康星州报》上登有一幅照片，马斯洛和助手哈里·约丁正站在麦迪逊的维纳斯公园动物园的猴笼前面。标题宣称：“灵长目动物正确地拾取了豌豆。”照片的说明写着：“亚伯拉罕·马斯洛，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系助教，正用延时反应测试西非狒狒‘帕特’。哈里·哈洛教授据此可以确定猿猴是否具有类似人类的意象方式。”
在那之后不久，哈洛的小组完成了这个研究，论文发表在1932年的《比较心理学杂志》第13期上，题为《从狐猴到长臂猿灵长目动物的延时反应测试》。哈洛慷慨地把马斯洛列为作者之一，尽管他并没有参与论文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