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19时，里卡多准时走上演讲台，他先是介绍了道歉因由，然后拿起手中的稿子说：“这4万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曼格艾尔·阿马多加·雷亚罗、南塞·夫明格·雷·奥瓦卡迪亚、查洛慈·安东尼奥·马萨克、费德里科·博伊德……”
90分钟过去了，他们的总统里卡多，还是一个一个地念着那些名字！
电视机前的巴拿马民众困惑了，难道总统真的要把这4万个名字全念完？那得念多少时间？有不少人打电话给总统府和电视台询问这件事情，他们从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这样的答复：这场电视道歉将会持续50个小时！
用50个小时向4万人道歉？所有人都震惊了！没有人再去计较总统究竟犯了什么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为了总统的身体，一定要阻止总统继续道歉！
电视里，总统的道歉在继续，而连线的电话里，则不断传来老百姓的呼声：“总统先生，我们已经谅解了你的失误，也体会到了你的苦心，你去休息吧！”
里卡多没有停止。3个小时后，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里卡多还继续在电视里一个一个地念着名字。他的电视道歉感动了整个巴拿马，甚至感动了身在国外的所有巴拿马人，他们纷纷从海外各地打越洋电话回国，劝总统停止道歉。
里卡多这样回答他们：“如果连具体名字都不念，那还谈什么尊重与道歉呢？如果连一个道歉都无法具体地落实到一个人的身上，那还指望我为你们落实什么呢？如果我连为自己承担错误都做不到，谁还能指望我来为这个国家承担些什么呢？”
10时50分，在道歉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的时候，有一位海外巴拿马人在电话里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对民众的建议如此不在意，我们还能指望你今后能听取我们什么建议呢？”里卡多这才有所顾忌似的抬起头，对着与电话连线的麦克风问：“你们真的可以原谅我犯的这个过失？”电话连线那端的听众肯定地回答：“总统先生，我们原谅你！”
所有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他们不管总统能不能听见，纷纷大声喊道：“总统先生，我们原谅你！”直到这时，总统才停了下来，他向着镜头鞠了一个躬，说了一声“谢谢我可爱的巴拿马民众”，随后走下了讲台……
用50个小时向4万民众道歉，这样的总统是可敬的，是可爱的，是值得信赖的！一个能为自己承担过失的总统，还用担心他不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所有民众承担责任吗？
而总统这一举动的更深远意义在于他的举动感化了所有的国民，而今而后，还会有国民不讲道德和诚信吗？官德滋养民德，官风带动世风，高尚的官德不但可以保护自己，成全自己，也可以推动社会风气更趋诚实、淳朴、温厚，并在潜移默化中极大地提升全体国民的道德素质。
10.有德无德历史自有评说
有一个道理总是颠扑不破的——唯有真诚才能赢得信任，唯有德高才能名孚众望。
乾隆十七年，皇太后60寿诞的万寿恩科，殿试结束后，主考官照例将前十名考生的试卷上呈皇帝，等待钦点状元。评卷大臣们一致推秦大士为一甲一名，但最终结果还得由皇帝亲自定夺。秦大士是南京士子，自幼聪明好学，10岁便能写诗作文，23岁考中举人，而且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才华横溢。
看到秦大士的文章，乾隆当即折服，论真才实学，今科状元非此人莫属。但是，当乾隆看到秦大士的籍贯时，不由得犹豫起来，他想起了另外一个人——北宋大奸臣秦桧。乾隆心想，两人的籍贯相同，姓氏相同，这个秦大士会不会是秦桧的后代呢？万一是真的就麻烦了，奸臣的后代怎么能当状元呢？传出去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乾隆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越想越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于是立即召见秦大士。见到秦大士，乾隆开门见山地问：“你是不是秦桧的后代？”秦大士满心欢喜而来，万没料到，皇上竟会有此一问——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他确实是秦桧的后代！
事关重大，秦大士趴在地上，顿时汗如雨下，不知该如何作答。
他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如实相告，前程肯定完了；如果矢口否认，就卖掉了祖宗，这是不孝，而且犯了欺君大罪，这是不忠，弄不好脑袋要搬家。无论哪种选择，都是死路，秦大士思索片刻，索性壮起胆子高声说道：“皇上，一朝天子一朝臣。”
不愧是大才子，机智过人，此言一出，便流传后世。在当时的情境下，这短短的七个字，含义实在太丰富了。首先，他对皇帝的疑问不置可否，等于默认了是秦桧的后代，但又不明说，给双方留下一条退路；第二层意思更妙，一朝天子一朝臣，只有北宋那样的昏君才会让奸臣当道，而大清朝现在有您这样的一代明君，怎么可能出现奸臣呢？
秦大士绕开了皇帝的问题，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不露声色，恰到好处。乾隆何等聪明，哪会听不出弦外之音，更加欣赏他的过人才智，当即龙颜大悦，欣然点秦大士为新科状元。秦大士巧妙地化解了危机，成为清朝第43位状元，被授翰林院修撰。
秦大士虽然过了皇帝这关，但要想过天下百姓这关，就没那么容易了。秦桧的名声实在太大，尤其是在民间，被说书的、唱戏的添油加醋之后，人们更加恨之入骨。
大奸臣的后代不仅做了官，还当了状元，以当时的道德标准来看，人们在感情上的确很难接受，总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与秦桧联系起来。他特殊的出身，甚至成为同僚们的笑料。
秦大士面临着巨大的信誉危机，无形中被贴上了奸臣的标签，有点冤，又很无奈。历史无法改变，祖先留下的污点，他永远无法抹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秦大士高中状元后，高调做的第一件事，竟是前往杭州西湖祭拜岳飞。在岳飞墓前，看到秦桧夫妇的塑像被反绑双手，长跪于此，秦大士沉思良久，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人自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情真意切，立场鲜明。
此联传出，人们顿时对秦大士刮目相看，无不肃然起敬，终于相信，秦桧的后代跟他的确不一样。
自秦桧之后，秦家后代陷入了数百年的信誉危机，终于被秦大士成功化解。对于祖先犯下的错误，他没有刻意隐瞒，更没有百般抵赖、护短，而是勇于担当，牢记教训，时刻警醒。他说到了，也做到了。秦大士一生为官清廉，造福百姓，至今传为佳话。两百多年后的今日，在南京长乐路的秦大士故居门前，前来参观与缅怀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历史也好，戏说也罢，有一个道理总是颠扑不破的——唯有真诚才能赢得信任，唯有德高才能名孚众望。
11.为官要当好民怨的“灭火器”
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还要主持正义，帮助别人讲理。
生活中，如果两个人之间有矛盾，因未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大有剑拔弩张、大打出手，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的趋势，这时，由于你的出面斡旋，使两个人的矛盾得以化解并成为朋友，这就可以说你做了一件大有功德的事。其实，我们现今的领导干部很多功德或者说是官德也体现在化解矛盾上，所不同的是，这矛盾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什么呢？看过******先生的一个讲演，现引用在下面：
众所周知，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了，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的进步、国际地位的上升速度等方面，许多国家比不上咱们。可令人困惑的是，社会上的怨气却特别大。在老百姓的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的领导人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使我们想起在中学读历史时，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政府这样的恐惧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的直接感觉是因为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地说，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在中国，有些人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得讲理，不能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还要主持正义，帮助别人讲理。
可是现在某些公权在握的官员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一系列的事情说明地方政府有时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胜诉的不到10％。在某种情况下，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缺乏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一些官员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于是形成官民的对立。假作真时真亦假，即使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管制舆论，反过来又使得民怨进一步上升。事情搞到这个地步，最早是由于个别官员因私利而牺牲正义，上级政府监管不力，甚至同流合污，事态越来越滑向无序，终于造成民怨泛滥、治理困难的局面。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百姓只好在一些群体事件中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例如贵州瓮安事件。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现在，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根源就是有些官员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治久安，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
当前大部分学者和官员认为收入差距是问题的根源，也有认为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根源，笔者并不认同。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恰好背道而驰，部分官员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用强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强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强力。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
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力量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不诉诸武力。这是从讲“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得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因为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有时，失败的民众一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就继续上街闹事。
的确，双方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那么，就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通过******的讲演，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平息老百姓的火气、怨气上，领导干部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拱火还是灭火，还是任凭火继续着，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素质，也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有无官德的重要标准。一个有责任、有道德的官员无疑是一个“灭火器”。
12.沉静是一种淡定的官德
领导者的身份及其所处的复杂环境，客观上要求领导者从谨言慎行做起，温和而理智、沉着而持重地处理各项事务。
“沉静领导”最初由美国哈佛商学院巴达拉克教授提出。在巴达拉克教授看来，沉静领导的形象与传统意义上大胆而勇敢的领袖形象大相径庭。沉静领导是以负责任、低调和幕后的方式来解决各种问题的领导者。本文将“沉静领导”界定为心灵宁静、行为沉稳的领导者。具体而言，沉静领导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心灵宁静。心灵宁静不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虚无，而是人生的历练和修养。这种由内而外的“宁静”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风度，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从容，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淡定。历经风雨洗礼与岁月锤炼，沉静领导对万事万物保持一种持久的耐心与悲悯，追求心如止水、波澜不惊的境界，坚守恬淡平和、谦逊宽容的内心。正因有了这种厚重如山的宁静，即便身处物欲横流的俗世之中，依然心如磐石，平静素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