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人缺乏明确的是非观，把是非看得无所谓，以至于常常对身边的人和事，冷眼旁观，熟视无睹；更有甚者，对别人的善义之举，不但不称赞学习，反而指手画脚，冷嘲热讽。有了这样的是非观，哪里还谈得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许有人会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
的确，不少人的是非观，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试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抱着这样的是非观，那我们的社会还谈何真情、和谐？先辈告诫我们：“见义不为，非勇也。”要打击不良现象，改善社会风气，每个人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劝君莫做“老好人”
老好人就是那种无正义感、不分是非、没有立场、人云亦云的“好好先生”。这种人对是非抱以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说根本没有是非观。
当今社会中，丑恶的、污秽的现象随处可见，绝大多数人对此痛恨，自觉地抵制或与其作斗争，而老好人却往往做了缩头乌龟，不敢抛头露面，痛斥其恶。显然，这助长了坏人坏现象，而扫却了正义的人的威风。不仇即为友，坏人自然对其感恩戴德，道其为“好人”。
这种人无道德感，处世圆滑，不辨贤愚。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绝大多数行为是靠道德来规范的，法律仅是制裁那些违法之人，而道德却广泛地适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老好人为了能保全自己不受非难，拉关系或给人以好处来收买人心。他们的处世哲学是谁也不得罪。在他们口中，贤者也好，愚者也好，人人都好，致使贤愚难辨，忠奸不分，好坏混同，社会主义道德丧失殆尽。
这种人无法律感，他们广结宾朋，相互奉承。然而他们的亲朋一旦触犯法律，需要制裁时，老好人自然要利用各种关系出面为犯法者歌唱，大力颂扬其功德，以使其逃避法律的惩罚。归根结底，违法者得不到惩治，而受害者的冤屈也得不到伸张。
这种人在官场上用奸排忠，荐佞排贤，亲近斥远，任人唯亲。
自古到今，贤者、忠者、善者十有八九遭排斥，难避祸患。因为这些人是非分明，办事认真，清正廉洁，他们敢于说真话，敢于办实事，敢于碰硬，敢于与丑恶的不道德的东西作斗争。而老好人最惧怕的是这些人，他们表面上夸奖贤者、忠者、善者，而在关键时刻却换了另外一张嘴脸，致使好人遭贬斥。他们甚至没有一丝原则，将坏人提拔、荐举到关键位置上。因为老好人的缘故，使无数的能人遭埋没，甚至贬斥，弄成冤狱，相反却让奸人、恶人、佞人、谗人当权，致使他们为非作歹，鱼肉百姓。
这种人工作平庸，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没有一点开拓进取心和工作责任心。他们的原则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工作搞不上去，事业也难以良性发展。老好人一贯的表现是，博取上级悦目赏心，拢得众人欢心，使得贤者寒心。他们唯上是听，唯小团体私利为上，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不顾，失去法律责任心和道德责任心，在他们所辖的势力范围内，因他们很圆滑，他们很得众人喜欢。但久而久之，工作搞不上去，经济建设也没有一点发展，他们没有一点功劳，却也找不出他们的过节。在目前有些领导一贯强调的“不出事的官就是好官”的观点保护下，老好人反而成了“璀璨之星”，甚至被提拔、重用。刘向在《说苑·臣术》中将这种作为的人称为“具臣”，说“容容乎与世沉浮，上下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苟且求荣地与社会随波逐流，上下左右观望而不动，像这样的臣子就是徒有其名的臣子。”）孟子在论述老好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人和社会上的俗人在一起，适应于污浊的社会，平常为人好像忠厚老实，行为似乎正直清白，大家都喜欢他，自以为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和尧舜之道却格格不入。”孔圣人则直截了当地说：“乡臣，德之贼也”（乡间的老好人，是破坏道德的人）。王充在《论衡·定贤篇》中也一语道破“老好人无德”。圣人、伟人、有识之士对“老好人”的公然抨击可谓是毫不留情和不留一丝退路的，犹如鲁迅“痛打落水狗”之精神。
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关键时刻，社会法制正在不断地完善，各项事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社会上仍有不少人充当着“老好人”，还有些人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当上了“老好人”，这无疑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妨碍改革开放的进度。
充当“好人”可能会害自己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都愿意与好人在一起，欢迎好人。但要知道“好人”的类别也是不同的，有的是纯粹意义上的好人，即道德高尚、有爱心、有责任的人，有的则是事事无原则，只要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好的“好人”。其实做好人也是有一定原则的，做好人不是滥充好人，不是事事做“好好先生”。
所谓滥充好人，至少有以下特点：没有原则，没有主见，不能坚持原则。这种人不知是性格因素，还是有意以好人的姿态去讨别人欢喜，反正是对他人有求必应，也不管自己该不该去做。有时候，他也想坚持，可是别人声音一大，他马上就软下来。因为缺乏原则，导致是非难分，当事情不能妥善解决的时候，便以牺牲自己来成全大家。这种滥充的好人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好好先生”一样，其产生的效应和真正的好人是不同的。
好人是有原则的，所以当他人颂扬好人时，往往带着几分敬畏。但滥充的好人则不然，他在人际关系中，往往得到的是“不能担此大任”的评语。而且因为别人深知他的弱点，甚至会算计他、陷害他，得寸进尺，随欲索求，反正他不会反抗、不会拒绝。
于是所有人都从他那儿得到了好处，惟独这个滥充的好人一点好处都没有！照此看来，滥充好人实在不宜。那么怎样才能判断自己真正是个好人，还是在滥充好人呢？那些滥充好人者应该怎么办？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自己的行为，滥充好人者可以从以下心理方面试着改变自己：
首先要了解自己滥充好人的苦果。其次要知道拒绝和坚持并不一定会得罪人，而且还能保护自己。要学会拒绝和坚持。再就是如果自己跳不出性格的限制，可请旁人不时暗示你、鼓励你，以强化你不滥充好人的动机和决心。当你下次面临他人的求助时，当你再次施舍自己的仁善友爱时，请考虑一下，你是否真正是一个好人。
做人就要做个正直、高尚的人，做个助人为乐、救危扶贫的人，但是切不可做没有原则、没有主见的“好好先生”，与人共事、与人合作也不能抛弃原则。
“老好人”应学会说“不”
有心理学家发现，比起不会拒绝别人要求的“老好人”，那些能够合理拒绝别人、善于说“不”的人更容易获得尊重和重视，从而也更容易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是因为，那些不会拒绝别人要求的“老好人”，实际上并不是内心真正接受了别人的要求，而只是因为担心拒绝别人后，反过来会遭到非议或排斥，所以才委曲求全。
然而，长久“委曲求全”，压抑自己的需求，不但会破坏自己在朋友中的威信，同时，“老好人”的内心天平也会被打破，从而产生很多不满和委屈。这种心态会导致他去曲解对方的很多正当行为，对人际关系是不利的。而那些能够合理拒绝对方的人，却能很好地保持内心天平的平衡，而且能带给别人有主见、讲原则的印象，这对人际关系反倒是一种促进。
影响“老好人”人缘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心理期待的落差。美国心理学家阿伦森认为，人们都倾向于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好、态度、行为不断增加的人，而不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好递减的人。“老好人”由于一贯的随和态度，已经给人们形成了一个“宽容”、“好说话”、“肯受委屈”的心理期待，而一旦达不到对方的心理期待，则更可能引发对方的不满情绪。这就使得“老好人”在维系人际关系中变得越来越辛苦。
因此，心理学家建议，要想拥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自己不愿意接受的要求要做到合理拒绝，善于说“不”。
当然，拒绝别人是需要一定技巧的，对于别人善意但自己却不愿接受的请求，首先应真诚地感谢和肯定对方，然后做出委婉的拒绝。这个时候，不妨找个托辞，对方更容易接受。比如“真的非常感谢您的邀请，只是最近单位总加班，我去不了，真是遗憾啊！”如果对方的要求不合理，最好能够摆出理由，并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以免对方再次做出不合理的要求。
是非观决定人们认识事物的深度
在我们小时候，秦始皇一直被作为反派人物，原因在于他是暴君，曾经焚书坑儒、修长城造成了无数老百姓家破人亡。秦始皇的坏名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渐渐被洗刷，时至今日，他老人家基本上已经是个正面人物了。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国人“大局观”的提高是秦始皇被“平反”的主要原因，与他统一中国的大业绩相比，杀多少人都只是“小节”。
相对于嬴政，蔡伦是个小人物，然而他发明了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造纸术，所以在美国畅销书《影响世界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中，他排名第七，在中国名人中仅次于孔子，远在秦始皇之前。正因为蔡伦并非大人物，所以他的生平事迹不会像秦始皇那样透明，于是秉承“君子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恶”的原则，蔡伦先生历来都被当作正面人物。直到柏杨先生像当今宋祖德一般不断侦探名人隐私，终于在史料中发现蔡伦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人。
蔡伦15岁就入宫当了太监，或许因为智商较高，很快成为主管，继而成为宫中实力派窦皇后的亲信。窦皇后虽然有势力却没有生儿子，宋贵人的儿子被立为当朝太子，窦皇后生怕日后宫内一把手的地位被宋贵人取代，于是策划了一起“巫蛊”案，诬陷宋贵人诅咒皇上。此案由蔡伦主审，结果蔡公公对宋贵人姐妹严刑拷打，终于让她们认了罪。为了积极表现争取进步，蔡伦还在“起诉书”中建议皇上判处宋贵人姐妹绞刑，最终宋氏姐妹含冤在牢里服毒自尽。多年以后，宋贵人的孙子汉安帝继位，清算蔡伦的罪行，蔡公公当年曾经整过人，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于是自己服毒了断了。
蔡伦的人品不好，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大局观”又一次发挥了作用。许多人觉得蔡伦堪称中国第一发明家，冲着发明造纸术的历史贡献，区区冤杀两个中年妇女实在只是“小节”。不少文人甚至很理解蔡伦，设身处地替他考虑，不顺从窦皇后会怎样？多半会被杀头，至少流放，那么蔡公公就无法完成发明造纸术的大业了。如此一分析，蔡伦不仅无过，而且很明智，的确是个能成大事者。
“中国人宁可永不用纸，也不要有这种丧尽天良被阉割过的酷吏。”柏杨在书中这样说。似乎有些偏激，但这种偏激正是许多国人最缺乏的素质。蔡伦不发明造纸术，自然会有张伦、赵伦发明，中国人不可能没有纸用，顶多是晚几年而已。而视丧尽天良为“小节”，那么即便我们有再好的纸用，也写不出锦绣文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装备不逊日本海军，却一败涂地，历史早已证明“思想”比器物重要。没有先进的人文思想，再大的“业绩”终究会被历史淘汰。
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节？许多国人的误区在于用最原始的生物进化论去理解，而没有考虑到人文思想的重要性。除了造纸术，蔡伦还造出了中国第一把尚方宝剑，可是剑再锋利，它本身并不能判定人间善恶，持剑之人有正义的思想才能保证尚方宝剑的正义。
与最起码的是非观相比，决策修长城、发明造纸术都应该只是“小节”。
是非观是做人应保持的原则
始终如一地保持原则是水的天性。它不因外界的喧闹而改变平静的态势。可以说，保持原则是水让自己之所以成为水的根本所在。水如果自己没有原则，水就不称其为水了，就会混同于大千世界的其他物质，没有了令人尊敬的资本。做人也一样，有了高尚的节操，有了崇高的品性，有了受人称道的处世方式，就应该秉持保持二字，用保持之心、保持之力应对外物的干扰，并不断把自己的好节操、好品性、好的处世方式发扬光大，像水一样永不变质。
一个会做人的人，如果能够始终保持自己正确的做人原则，就能够像水一样不受外界酒色财气的诱惑，在致命的诱惑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就不会失去自我的本性，落入别人的圈套而成为受制于人的人，自然，他就会成为心态平和，说话仗义、办事磊落的人，成为一个厚道本分、无虑无忧的幸福之人。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意料之外的变故发生，因此能够在各种变故中保持原则，始终如一地发扬做人做事的好操守，就显得更为可贵。
瞿秋白先生，虽然他的人生只度过了36个春秋，但却在36个春秋里始终保持原则。从1917年到英勇就义的1935年，18年里，他一方面投身于革命，一方面又不停地追求人生完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拥有了比身外之物更高的尊严和追求，而不会急于眼前唾手可得的利益。在狱中，他不但用自己伟岸的人格力量感化监狱的官兵，而且面对他旧日黄埔学生宋希廉的劝降时，他都断然回绝：
“什么都可以改变，但我的做人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无法改变。”
身躯柔弱的瞿秋白表现出了灵魂上的最大坚强和行动上的最大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