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去往这片比吴哥更古老的神庙，我清晨从金边坐车出发，希望在上午11点左右赶到磅同，再从磅同租一辆自行车骑往三波坡雷古。
由于汽车的晚点，到达磅同时已经接近下午1点，办完住宿手续之后，一位当地人听说我下午还要骑车来回60公里，吐了吐舌头。他告诉我，自己有一辆不错的山地自行车，是一位外国游客卖给他的，他可以租给我。
那是一辆不错的自行车，有八九成新，如果是完全的新车，大约值2000元人民币。在磅同租车是用不着押金的，甚至连查验护照都免了，一切基于信任关系。可是，由于手续太简单，等我回来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我把他家的位置忘记了，为了找到地方，花了很久时间。
一路上，通往三波坡雷古的道路都有明显的标志，但最后15公里的路却并不好走。这里虽然位居柬埔寨最著名景点之列，却只有一条土路通往神庙，加之我去的时候正在修路，自行车在路上非常颠簸，若非这辆山地车质量不错，我很可能早就散架了。
两个小时后，我已经站在了三波坡雷古的外围。吴哥古迹群大都是石头建筑，但由于这里的寺庙时代更早，所有的建筑都是砖结构的。这让我想起了在越南美山看到的建筑，也意识到，真腊时期和占婆的文化更加相似，只是到了后来的吴哥时代，柬埔寨人（高棉人）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民族特征，开始兴建巨石建筑。
神庙群分成三部分，分别叫作三波寺（Prasat Sambor）、狮子寺（Prasat Tao）和夜奔寺（Prasat Yeai Poeun）。在狮子寺，一对雄伟的狮子雕像雄踞在唯一残存的高大寺塔门前，相比后来在吴哥所见到的无数狮子，这对狮子的雕工相对简单，但它们却是吴哥所有石狮子的祖先，并且在质朴的刀法下已经显露出仰天长啸的气魄。
相比于其他两组寺庙，夜奔寺的寺庙群保留得更加完整，也更加多样。这里的塔体上还保存着精美的雕刻，这些用砖做的雕刻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时间。这里的寺塔不仅有普通的四角佛塔，还有一种特殊的八角形塔，在别处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佛塔。
随着岁月的流逝，有的塔顶已经长满了野草，有的已经崩塌了，有的塔顶已经开裂，从内部看得见裂缝处闪现的天光，还有的塔已经被巨大的树木彻底毁灭了。在夜奔寺的入口处，有一座被榕树毁掉的寺庙，在巨大的树根下，只有塔门的砖头由于嵌在了树根内，还保持着站立，其余的塔身都已经无存，于是，树根如同一个巨大的门敞开着，迎接着来来去去的人们。
三波坡雷古的建筑大多位于道路的南侧，但是，在道路的北侧却有一座更加令人瞠目的塔。一座榕树的根已经将塔身完全包裹了起来，网状的树根如同一顶奇特的帽子罩在塔上，告诉人们什么是岁月的痕迹。
关于柬埔寨早期的历史，人们很难从高棉文化典籍中找到记载，反而是中国的典籍保留了最多的记述，使得我们还可以通过古人的认识来了解这个国家。
当越南的中部被占婆人所占领的时候，在越南南部、柬埔寨、泰国东部却生存着另一个人种——高棉人，也就是现代柬埔寨人的祖先。
占婆人是海上民族，来自于海岛，使用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而高棉人则是陆上民族，他们很早就占据了这片土地，使用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
高棉人的近亲民族是孟族人，他们使用着类似的语言。孟族人居住在泰国的中部、西部和缅甸地区。但孟族人在一些新民族入侵下衰落了，他们的领土如今被泰人占据变成了泰国，被缅人占据变成了缅甸。现代孟族人分布在缅甸东部的海岸附近，变成了缅甸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邦。
关于柬埔寨（高棉人）最早的记载在中国的《后汉书》中，公元137年，一个叫作“究不事”的地方的人献来了未加工的犀牛角和白雉。究不事是柬埔寨（Cambodia）的音译，从读音上来看，这个词的变化并不大。这个地方在以后的史书中被称为扶南。扶南（Phnom）在高棉人的语言中就是“山”的意思，当地人认为自己是山的民族。
《晋书》中从武帝司马炎开始，频繁地记载了扶南到中国来进贡事件。在《北史》中，我们看到人们喜欢使用扶南的犀角杖，可见当时两地之间已经有了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
关于扶南国的来历，中国二十五史中的《梁书》、《南齐书》、《南史》中都有近乎相同的记载，讲述了一个融合了婚姻、爱情、征服和开化的故事。
《梁书》中提到，从前在扶南国有一个叫柳叶的女王，她的国土上人民裸体披发，不以为耻，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这时，一个身负文明和开化使命的英雄出现了，这个英雄叫混填：
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
……
扶南国俗本裸体，文身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梦神赐之弓，乘贾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诣庙，于神树下得弓，便依梦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叶人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混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
外来的混填利用武力和恫吓征服了扶南，却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利用婚姻娶了柳叶女王，并教导人民走向文明。这个传说在现代也得到了部分承认，它反映了扶南国接受印度文化的历史。
根据考古学证据，扶南是一个受多方影响的地区。首先，它的语言可能属于孟高棉语族，但又受到南岛语系的影响。其次，它和周边的国家已经有复杂的贸易联系。
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另一种文化入侵了这个地区，这种文化来自遥远的海的彼岸——印度，在它的影响下，扶南选择了印度教作为国教。
关于印度教如何舶来的证据，可能就隐藏在上面那则传说当中：柳叶女王属于更加土著、也更加原始的民族，而混填这个“大山的皇帝”来自于广袤的文明之地南印度，在那儿婆罗门教（印度教）已经盛行，而佛教也作为一种替代品被人接受。在未来，这两种宗教对于东南亚的影响非同一般。
当带着印度文明的混填来到扶南，并娶了当地的女王为妻，印度教也随之在他的朝廷成为主流。随着统治的时间日久，下层民众也开始接受这种外来的宗教，使得柬埔寨地区成为足以和印度相媲美的宗教地域。
另一种观点认为，将印度教带到东南亚的，是无所不在的贸易。印度人通过海洋早已影响了东南亚，未开化的东南亚居民接受印度教看上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今，扶南国的遗迹已经很少，甚至扶南国的首都也无迹可寻。在人们的口头传说中，一个叫作巴山（Ba Phnom）的地方被认为是曾经扶南的首都，然而那儿的地表上除了一座新建的寺庙之外，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遗迹却早已经无存了。
扶南国的体制很可能是一种帝国模式，即它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它的周围仍然有无数的小国，这些小国臣服于它，却又保持了很强的独立性。
在中央集权模式没有确立之前，帝国模式让一个国王能够尽可能大地控制远方的土地，代表了当时的先进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却又有着巨大的弊端：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想去控制别人，而不是被控制，他们争先恐后地通过竞争获得皇帝的地位。在这种模式下，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都避免不了由盛转衰的命运。
到最后，一个叫作真腊的国家崛起了。真腊和扶南并非完全不同的种族，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夏和商、商和周的关系，虽然属于不同的部落，曾经臣服，也曾经对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融合到了一起，以至于现在已经没有扶南人后裔还是真腊人后裔的说法。
到了公元6世纪，真腊已经成为一个足以和扶南相抗衡的国家。
这时候，一个联姻事件触发了两国关系的变动：一位叫作巴伐跋南（Bhavavarman）的扶南王子娶了一位真腊公主为妻，当真腊的国王去世后，巴伐跋南继位成为了真腊国王。
巴伐跋南的野心越来越大，作为扶南的王子，他清楚地知道扶南已日渐衰弱，而真腊正日益强盛。当扶南国王去世后，巴伐跋南决定开始行动了。他不承认扶南太子的继承权，宣布自己才有权继承王位，并率领大军开始进攻扶南。两国的军队很快分出了胜负，扶南太子匆匆离开了自己的国土，流亡到更加靠南的克拉地峡一带建立了流亡政权，史称夏连特拉王国，而巴伐跋南则兼任了两国的国王。
但这次合并却并没有形成永久性的统一，不知何原因，扶南后来仍然部分独立于真腊的强权，直到100多年后，真腊的大军再次横扫了扶南，将它从历史中彻底抹去了。从此以后，真腊就成了高棉人的代称，这种称谓一直持续到吴哥时代，也就是中国的元明时期。
在真腊高棉的历史中，这个国家又曾分裂为水真腊和陆真腊两个王国，水真腊在南方靠近海洋和低地，陆真腊在北方。
我所游览的昂戈博雷和三波坡雷古都曾经扮演过两国首都的角色。
但到了晚期，水陆真腊再次合并，初步形成了横跨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的国家，为吴哥的强盛打下了基础。
也就是在扶南和真腊时期，这些处于柬埔寨的政权与位于越南南部的占婆开始争斗，占婆是一个海上强国，但在陆地上却一直受制于扶南的陆军。当占婆逐渐强盛，而扶南和真腊出现衰落或者分裂的时候，占婆北部的越南却又独立并强盛了起来，使得占婆人在对待高棉时总是受到掣肘。
扶南和真腊时期，柬埔寨与中国的联系也比人们预料得还要频繁。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在中国佛教传播中起到的作用。
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却一直面临巨大的瓶颈：
虽然士大夫们开始对这个新鲜的宗教感兴趣，对于佛教的教义却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经典不同，佛教的佛经虽然经过三次大的结集，但三次结集却并没有像《圣经》或者《古兰经》一样形成一部为全体教徒膜拜的经典。三次结集的成果汇成了《阿含经》（南传佛教中则属于南传大藏经的一部分），这部经文最直接地记录了佛陀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但是，随着佛教的分裂，只有上座部将《阿含经》奉为圭臬，其余的部派则开始了个人发挥，佛学大师们创作了各种各样的佛经，发展成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甚至连方法论都有区别，这些大师的著作各自被本门奉为经典，反而是记录了佛陀言论的《阿含经》由于道理过于质朴、形式过于简单而受到了忽视。之后，随着大乘和金刚乘（密宗）的兴起，佛经也变得更加复杂。
如此众多的佛经对于刚刚了解到佛教的中国人而言太难理解，更难接近原典，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佛教。
寻找新佛经、了解各种教义的实质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译经师们作为文化的使者出现了。在那个阶段，任何一个携带着某种佛经、并且能够理解它、讲解它的人都能成为文化的使者。一时间，从印度和各个佛教国家来的僧人成了中原人士追逐的对象。
从印度将佛经传往中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域道，即后来鸠摩罗什从西域来华的道路，也是玄奘去西天取经的道路。另一条则是经过东南亚去往印度的海路。在这条海路上，除了走马六甲海峡之外，从印度来的人还会选择乘船进入扶南境内，再走陆路穿过克拉地峡，再继续乘船去往中国。
作为中转站和文化中心之一的扶南就承担了向中原供应僧人的重任。
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第一批扶南僧人负笈北上，成为传道的先行者。他们大都掌握了一两本佛经，利用这一两本佛经的知识在中国开坛讲课，并拥有了一定的从众。由于佛教浩瀚、庞杂，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于是，中国很快成为佛教教义的试验田，宗派林立、说法不一，却又显示出勃勃生机。
早期最著名的僧人叫僧伽婆罗，他在南朝的萧齐时代进入中国，萧齐和陈朝恰好是中国礼佛最虔诚、甚至为此不惜亡国的时代，僧伽婆罗迅速被认定为一代宗师，留在中国翻译了数十卷经书，包括了《解脱道论》、《大育王经》等经典篇目。
僧伽婆罗之后就轮到了著名的僧人真谛。真谛的祖籍在印度，后来到扶南讲法，四处求取经文和圣僧的梁武帝派人找到了真谛，鼓动他前往中原。
真谛听从了梁武帝的话，从扶南北上中原。他带着大量的经文，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师。真谛在中原不仅学习了汉语，还翻译了数百卷经文，这使得他与后来的鸠摩罗什、玄奘齐名。
更难得的是，虽然现在的东南亚大都信奉上座部（小乘、南传）佛教，在扶南时期首先传入的反而是大乘佛教的经典，真谛所翻译的最著名经书是《俱舍论》、《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等一系列奠定了大乘佛教基础的经文，这些经文使得中国成为大乘佛教研究的中心，并经过自我进化，产生了禅宗。
到了唐代，另一个僧人玄奘也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痛感大乘经文的不足，于是前往印度取经。从这个角度说，那位从扶南来的僧人影响到了后来的玄奘法师。
当真谛的大乘佛经在汉地逐渐取代了小乘、越来越受人关注的时候，在东南亚佛教反而受到斯里兰卡和缅甸的影响转向了小乘，并最终取代了最为流行的印度教，成为现代的主流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