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三千佛塔烟云下:东南亚五国文化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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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吴哥,远去的婆罗门(3)

为了去往这片比吴哥更古老的神庙,我清晨从金边坐车出发,希望在上午11点左右赶到磅同,再从磅同租一辆自行车骑往三波坡雷古。

由于汽车的晚点,到达磅同时已经接近下午1点,办完住宿手续之后,一位当地人听说我下午还要骑车来回60公里,吐了吐舌头。他告诉我,自己有一辆不错的山地自行车,是一位外国游客卖给他的,他可以租给我。

那是一辆不错的自行车,有八九成新,如果是完全的新车,大约值2000元人民币。在磅同租车是用不着押金的,甚至连查验护照都免了,一切基于信任关系。可是,由于手续太简单,等我回来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我把他家的位置忘记了,为了找到地方,花了很久时间。

一路上,通往三波坡雷古的道路都有明显的标志,但最后15公里的路却并不好走。这里虽然位居柬埔寨最著名景点之列,却只有一条土路通往神庙,加之我去的时候正在修路,自行车在路上非常颠簸,若非这辆山地车质量不错,我很可能早就散架了。

两个小时后,我已经站在了三波坡雷古的外围。吴哥古迹群大都是石头建筑,但由于这里的寺庙时代更早,所有的建筑都是砖结构的。这让我想起了在越南美山看到的建筑,也意识到,真腊时期和占婆的文化更加相似,只是到了后来的吴哥时代,柬埔寨人(高棉人)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民族特征,开始兴建巨石建筑。

神庙群分成三部分,分别叫作三波寺(Prasat Sambor)、狮子寺(Prasat Tao)和夜奔寺(Prasat Yeai Poeun)。在狮子寺,一对雄伟的狮子雕像雄踞在唯一残存的高大寺塔门前,相比后来在吴哥所见到的无数狮子,这对狮子的雕工相对简单,但它们却是吴哥所有石狮子的祖先,并且在质朴的刀法下已经显露出仰天长啸的气魄。

相比于其他两组寺庙,夜奔寺的寺庙群保留得更加完整,也更加多样。这里的塔体上还保存着精美的雕刻,这些用砖做的雕刻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时间。这里的寺塔不仅有普通的四角佛塔,还有一种特殊的八角形塔,在别处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佛塔。

随着岁月的流逝,有的塔顶已经长满了野草,有的已经崩塌了,有的塔顶已经开裂,从内部看得见裂缝处闪现的天光,还有的塔已经被巨大的树木彻底毁灭了。在夜奔寺的入口处,有一座被榕树毁掉的寺庙,在巨大的树根下,只有塔门的砖头由于嵌在了树根内,还保持着站立,其余的塔身都已经无存,于是,树根如同一个巨大的门敞开着,迎接着来来去去的人们。

三波坡雷古的建筑大多位于道路的南侧,但是,在道路的北侧却有一座更加令人瞠目的塔。一座榕树的根已经将塔身完全包裹了起来,网状的树根如同一顶奇特的帽子罩在塔上,告诉人们什么是岁月的痕迹。

关于柬埔寨早期的历史,人们很难从高棉文化典籍中找到记载,反而是中国的典籍保留了最多的记述,使得我们还可以通过古人的认识来了解这个国家。

当越南的中部被占婆人所占领的时候,在越南南部、柬埔寨、泰国东部却生存着另一个人种——高棉人,也就是现代柬埔寨人的祖先。

占婆人是海上民族,来自于海岛,使用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而高棉人则是陆上民族,他们很早就占据了这片土地,使用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

高棉人的近亲民族是孟族人,他们使用着类似的语言。孟族人居住在泰国的中部、西部和缅甸地区。但孟族人在一些新民族入侵下衰落了,他们的领土如今被泰人占据变成了泰国,被缅人占据变成了缅甸。现代孟族人分布在缅甸东部的海岸附近,变成了缅甸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邦。

关于柬埔寨(高棉人)最早的记载在中国的《后汉书》中,公元137年,一个叫作“究不事”的地方的人献来了未加工的犀牛角和白雉。究不事是柬埔寨(Cambodia)的音译,从读音上来看,这个词的变化并不大。这个地方在以后的史书中被称为扶南。扶南(Phnom)在高棉人的语言中就是“山”的意思,当地人认为自己是山的民族。

《晋书》中从武帝司马炎开始,频繁地记载了扶南到中国来进贡事件。在《北史》中,我们看到人们喜欢使用扶南的犀角杖,可见当时两地之间已经有了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

关于扶南国的来历,中国二十五史中的《梁书》、《南齐书》、《南史》中都有近乎相同的记载,讲述了一个融合了婚姻、爱情、征服和开化的故事。

《梁书》中提到,从前在扶南国有一个叫柳叶的女王,她的国土上人民裸体披发,不以为耻,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这时,一个身负文明和开化使命的英雄出现了,这个英雄叫混填:

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

……

扶南国俗本裸体,文身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梦神赐之弓,乘贾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诣庙,于神树下得弓,便依梦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叶人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混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

外来的混填利用武力和恫吓征服了扶南,却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利用婚姻娶了柳叶女王,并教导人民走向文明。这个传说在现代也得到了部分承认,它反映了扶南国接受印度文化的历史。

根据考古学证据,扶南是一个受多方影响的地区。首先,它的语言可能属于孟高棉语族,但又受到南岛语系的影响。其次,它和周边的国家已经有复杂的贸易联系。

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另一种文化入侵了这个地区,这种文化来自遥远的海的彼岸——印度,在它的影响下,扶南选择了印度教作为国教。

关于印度教如何舶来的证据,可能就隐藏在上面那则传说当中:柳叶女王属于更加土著、也更加原始的民族,而混填这个“大山的皇帝”来自于广袤的文明之地南印度,在那儿婆罗门教(印度教)已经盛行,而佛教也作为一种替代品被人接受。在未来,这两种宗教对于东南亚的影响非同一般。

当带着印度文明的混填来到扶南,并娶了当地的女王为妻,印度教也随之在他的朝廷成为主流。随着统治的时间日久,下层民众也开始接受这种外来的宗教,使得柬埔寨地区成为足以和印度相媲美的宗教地域。

另一种观点认为,将印度教带到东南亚的,是无所不在的贸易。印度人通过海洋早已影响了东南亚,未开化的东南亚居民接受印度教看上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今,扶南国的遗迹已经很少,甚至扶南国的首都也无迹可寻。在人们的口头传说中,一个叫作巴山(Ba Phnom)的地方被认为是曾经扶南的首都,然而那儿的地表上除了一座新建的寺庙之外,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遗迹却早已经无存了。

扶南国的体制很可能是一种帝国模式,即它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它的周围仍然有无数的小国,这些小国臣服于它,却又保持了很强的独立性。

在中央集权模式没有确立之前,帝国模式让一个国王能够尽可能大地控制远方的土地,代表了当时的先进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却又有着巨大的弊端: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想去控制别人,而不是被控制,他们争先恐后地通过竞争获得皇帝的地位。在这种模式下,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都避免不了由盛转衰的命运。

到最后,一个叫作真腊的国家崛起了。真腊和扶南并非完全不同的种族,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夏和商、商和周的关系,虽然属于不同的部落,曾经臣服,也曾经对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融合到了一起,以至于现在已经没有扶南人后裔还是真腊人后裔的说法。

到了公元6世纪,真腊已经成为一个足以和扶南相抗衡的国家。

这时候,一个联姻事件触发了两国关系的变动:一位叫作巴伐跋南(Bhavavarman)的扶南王子娶了一位真腊公主为妻,当真腊的国王去世后,巴伐跋南继位成为了真腊国王。

巴伐跋南的野心越来越大,作为扶南的王子,他清楚地知道扶南已日渐衰弱,而真腊正日益强盛。当扶南国王去世后,巴伐跋南决定开始行动了。他不承认扶南太子的继承权,宣布自己才有权继承王位,并率领大军开始进攻扶南。两国的军队很快分出了胜负,扶南太子匆匆离开了自己的国土,流亡到更加靠南的克拉地峡一带建立了流亡政权,史称夏连特拉王国,而巴伐跋南则兼任了两国的国王。

但这次合并却并没有形成永久性的统一,不知何原因,扶南后来仍然部分独立于真腊的强权,直到100多年后,真腊的大军再次横扫了扶南,将它从历史中彻底抹去了。从此以后,真腊就成了高棉人的代称,这种称谓一直持续到吴哥时代,也就是中国的元明时期。

在真腊高棉的历史中,这个国家又曾分裂为水真腊和陆真腊两个王国,水真腊在南方靠近海洋和低地,陆真腊在北方。

我所游览的昂戈博雷和三波坡雷古都曾经扮演过两国首都的角色。

但到了晚期,水陆真腊再次合并,初步形成了横跨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的国家,为吴哥的强盛打下了基础。

也就是在扶南和真腊时期,这些处于柬埔寨的政权与位于越南南部的占婆开始争斗,占婆是一个海上强国,但在陆地上却一直受制于扶南的陆军。当占婆逐渐强盛,而扶南和真腊出现衰落或者分裂的时候,占婆北部的越南却又独立并强盛了起来,使得占婆人在对待高棉时总是受到掣肘。

扶南和真腊时期,柬埔寨与中国的联系也比人们预料得还要频繁。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在中国佛教传播中起到的作用。

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却一直面临巨大的瓶颈:

虽然士大夫们开始对这个新鲜的宗教感兴趣,对于佛教的教义却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经典不同,佛教的佛经虽然经过三次大的结集,但三次结集却并没有像《圣经》或者《古兰经》一样形成一部为全体教徒膜拜的经典。三次结集的成果汇成了《阿含经》(南传佛教中则属于南传大藏经的一部分),这部经文最直接地记录了佛陀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但是,随着佛教的分裂,只有上座部将《阿含经》奉为圭臬,其余的部派则开始了个人发挥,佛学大师们创作了各种各样的佛经,发展成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甚至连方法论都有区别,这些大师的著作各自被本门奉为经典,反而是记录了佛陀言论的《阿含经》由于道理过于质朴、形式过于简单而受到了忽视。之后,随着大乘和金刚乘(密宗)的兴起,佛经也变得更加复杂。

如此众多的佛经对于刚刚了解到佛教的中国人而言太难理解,更难接近原典,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佛教。

寻找新佛经、了解各种教义的实质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译经师们作为文化的使者出现了。在那个阶段,任何一个携带着某种佛经、并且能够理解它、讲解它的人都能成为文化的使者。一时间,从印度和各个佛教国家来的僧人成了中原人士追逐的对象。

从印度将佛经传往中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域道,即后来鸠摩罗什从西域来华的道路,也是玄奘去西天取经的道路。另一条则是经过东南亚去往印度的海路。在这条海路上,除了走马六甲海峡之外,从印度来的人还会选择乘船进入扶南境内,再走陆路穿过克拉地峡,再继续乘船去往中国。

作为中转站和文化中心之一的扶南就承担了向中原供应僧人的重任。

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第一批扶南僧人负笈北上,成为传道的先行者。他们大都掌握了一两本佛经,利用这一两本佛经的知识在中国开坛讲课,并拥有了一定的从众。由于佛教浩瀚、庞杂,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于是,中国很快成为佛教教义的试验田,宗派林立、说法不一,却又显示出勃勃生机。

早期最著名的僧人叫僧伽婆罗,他在南朝的萧齐时代进入中国,萧齐和陈朝恰好是中国礼佛最虔诚、甚至为此不惜亡国的时代,僧伽婆罗迅速被认定为一代宗师,留在中国翻译了数十卷经书,包括了《解脱道论》、《大育王经》等经典篇目。

僧伽婆罗之后就轮到了著名的僧人真谛。真谛的祖籍在印度,后来到扶南讲法,四处求取经文和圣僧的梁武帝派人找到了真谛,鼓动他前往中原。

真谛听从了梁武帝的话,从扶南北上中原。他带着大量的经文,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师。真谛在中原不仅学习了汉语,还翻译了数百卷经文,这使得他与后来的鸠摩罗什、玄奘齐名。

更难得的是,虽然现在的东南亚大都信奉上座部(小乘、南传)佛教,在扶南时期首先传入的反而是大乘佛教的经典,真谛所翻译的最著名经书是《俱舍论》、《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等一系列奠定了大乘佛教基础的经文,这些经文使得中国成为大乘佛教研究的中心,并经过自我进化,产生了禅宗。

到了唐代,另一个僧人玄奘也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痛感大乘经文的不足,于是前往印度取经。从这个角度说,那位从扶南来的僧人影响到了后来的玄奘法师。

当真谛的大乘佛经在汉地逐渐取代了小乘、越来越受人关注的时候,在东南亚佛教反而受到斯里兰卡和缅甸的影响转向了小乘,并最终取代了最为流行的印度教,成为现代的主流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