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上的引导与方法上的指导
教育是教人学做智仁勇兼备的人
在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包括其家教理念家教实践，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主张把教人学做人放在核心地位，指出教育的目的是要求学生、要求孩子做一个智仁勇兼备的人，教学生、教孩子做一个现代人。他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人不是孤立的，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因此，“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了，还要教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子、做丈夫、做妻子、做伙伴……乃至做国民”。他认为智仁勇“三达德”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培养智仁勇兼备的君子，这是儒家的教育思想。儒家经典《中庸》第二十章阐明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也就是说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间这五种关系是“五达道”，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要依靠人们内心的智慧与品德，要依靠智仁勇“三达德”。“三达德”成为儒学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至德。
梁启超认为儒家的“三达德”，是“天下之达德”，不论在何时何国何派都是适用的。在现代，教育的宗旨就是要培养智仁勇兼备的现代人，据此他提出“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
1922年12月27日，梁启超在苏州学生联合会发表了《为学与做人》的演讲，对培养“三达德”兼备的现代人这一教育思想作了全面阐释。
他在讲演中指出：“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们回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的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成个人还是个问题。”“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个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为了培养三达德兼备的人格，梁启超提出“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智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到教到人不惧”。要做到不惑，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浑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要做到不忧，“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要做到不惧，就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意志力要坚强，“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
他对学校教育偏于智育的现状提出了批评。“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智育。就算智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
梁启超在对子女的教育中，坚持了智情意全面发展，首要任务是教会做人的理念。这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在三达德中，应尤为注重仁的教育，注重品德教育。他把诚信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要求子女待人真诚、不要说谎。他常告诫子女，一个不诚实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重视做人的教育尤其是品德教育、诚信教育，是其家教成功的重要因素。
重视早期教育与女子教育
梁启超对早期教育也就是他所说的“幼学”非常重视，认为它关系到每个人一生的成败，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工程，同时也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亡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于1897年初发表了《论幼学》一文，指出“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始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他认为儿童教育尤其要注重趣味教育，批评传统蒙学“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辩训，未尝造句，而强之为文。开学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主张要循序渐进、寓教于娱乐，“为道矣，先识字，次辩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父母不得溺爱荒学，使无弃材也。”
梁启超还重视与关注女子教育，是中国近代呼唤女子教育、创办女子学校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在1896年发表了《论女学》一文，提出了关于女子教育的系统思想，是我国较早倡导女子教育的重要文章。他认为中国积弱的重要原因在于妇女的“不学”，指出“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女不学始”。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地位低下，妇女没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妇女因缺乏教育而缺乏知识，这样带来许多危害。他从“相夫教子”、“强国保种”、“伸张女权”的角度论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妇女是儿童教育以至胎教的关键，创办女学，使接受过教育的女子“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女子教育又关系到民族盛衰、国家强弱。他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思想。他提出“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而“学也者，业之母也”。因此，教育越发达，就业者越众，则国越强盛；反之，生利人少，分利人众，则国贫弱。这样，通过教育使妇女实现就业就成为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他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幸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女子教育还关系到提高妇女权利，实现男女平等。妇女无知识，无法实现就业，使妇女只能依附男子，造成了社会上的男女不平等。他把妇女教育当作女权运动的制造场，提出十几个女子师范学校“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军队”。
梁启超于1897年协助当时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创办了经正女学，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梁启超撰写了《倡设女学堂启》《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呼吁解放妇女，提倡培养有知识、有新思想的女青年。同年，梁启超与麦孟华、汪康年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发表了《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及《戒缠足会叙》等文，严厉谴责妇女缠足的恶习，国内许多爱国人士踊跃加入该会，各地也纷纷设立分会，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妇女不缠足运动。梁启超为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梁启超不仅在社会上大声疾呼进行女子教育，还在家庭教育中精心培育思顺、思庄、思懿、思宁四个女儿，身体力行地否定“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不可教论”等陈腐观念，为世人树立了楷模。他在四个女儿的教育上所付出的精力、情感与各方面的投入，没有逊色于思成、思永等人，教育方法与特色上也是以智情意全面发展为目标，突出爱国教育、品德教育、趣味教育，严慈并济，宽厚为主，严格约束，四个女儿个个事业有成，人人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所贡献的爱国知识分子。
个性化教育理念
梁启超主张个性解放，体现在教育领域就是尊重个体、尊重每个孩子个性的个性化教育理念。他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的人格修养思想结合起来，主张以体现个性意识与责任意识相统一的个性解放，来塑造现代国民。他在寄给北美的思顺等孩子的《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说：“借鉴西方文化长处，第一要紧的是要谋个性的发展”，“国民树立的根本意义，在发展个性，《中庸》里头有句话说得最好：‘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我们就借来起一个名叫‘尽性主义’。这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就私人而论，必须如此，这才不至成为天地间一赘瘤，人人可以自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就社会国家而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
梁启超的子女个个成才，但其学有所成是在不同的领域，所走的是不同的道路，这与其父亲注意孩子的独立人格、尊重孩子的个性的家庭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他用心观察与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根据孩子的特性因材施教，对他们采取个性化教育方式，各因其性进行人生规划、教育规划与职业规划，进行智商（IQ）、情商（EQ）、逆商（AQ）等心理素质的陶冶，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创业能力与创新能力，积极鼓励孩子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与专业领域，对孩子学习与成长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尊重孩子的个性与志趣，典型的例子有对思庄选择学校、专业的态度，及对思成、思忠选择学习领域的态度。他希望思庄在美国以外的大学上学，避免全家变成“美国风”；又希望学习生物学，觉得这门学科在当时中国还是空白、有发展前途。思庄尊重父亲的意愿，考取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二年级时又选学了生物学。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难以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将这种苦恼告诉了思成。梁启超得知后，于1927年8月5日写信说：“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最后，思庄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了图书馆学。他希望思忠学工程，思成则学建筑美学，兄弟俩进行合作。思忠自己拿主意去学了军事、政治，父亲又从就业的角度希望思成学都市设计，思成坚持学了建筑史。孩子一旦打定主意，梁启超总是予以尊重和支持。
梁启超对孩子进行因材施教的典型例子，是他对思成、思永、思忠提出回国实习的不同态度。三个孩子在1926年底1927年初相继表达了回国的愿望，思永提出回国参加考古实习，思忠要求回国参加北伐，思成则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转校之际回国先打一年工。梁启超从当时的国内情况、孩子特点及所学专业等方面进行考虑，没有同意思成、思忠在当时国内战乱的情况下回国。他对思成说“若欲做什么工程，怕不是时候，我也不愿意你如此速成”。对于思忠，则担心其“思想一天天趋到激进”、“血气未定”，“他所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最后，只有思永在父亲的支持下回国实习了一年。
趣味主义的教育观
趣味主义是梁启超最重要的教育理念之一，也是他的人生信仰。他多次说过自己是信仰和主张趣味主义的人，拿趣味主义作为人生的根底。1921年12月11日，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了《“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演讲，提到：“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半生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谈到“兴味”或者“趣味”，他说“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1922年，他发表了《学问之趣味》的讲演，他谈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他认为趣味的主体有劳作、游戏、艺术、学问四项，学问最合于其趣味主义的条件。他把趣味主义贯彻到教育中，提出了趣味主义教育原则。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一文中认为：“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他还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味淋漓。什么悲观、厌世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
因为主张以趣导学，因为实行趣味主义，梁启超在学校成为学生心中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在家里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很注意引导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享受生活的乐趣，注意把趣味主义体现于对孩子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的设计中。他主张孩子选择专业、职业要因趣而学、因趣而去劳作，不要毫无兴趣而赶鸭子上架，不要把学问当敲门砖。思庄在选择专业时，梁启超考虑到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极有趣且相对轻松，于女孩子较为合宜，希望女儿学习生物学，以便成为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先登者”。思庄先是选择了生物学，但在后来的学习中，思庄发觉自己的兴趣并不在此且为此事苦恼。梁启超知悉后立即致信，指出“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建议她根据自己的兴趣重选专业，“不必泥定爹爹的话”。他希望子女“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各人选择兴趣最浓的事项做职业”。他希望儿女不仅从所学专业中、从学业、从读书中获得趣味，也从人文、艺术、游戏、现实生活中多渠道增进自己的兴味，希望孩子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他让思顺多做游戏运动，让思成“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学科中之某部分”，让思庄“多认识些朋友”并在专业外再学“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让思忠参加社团活动，与“老白鼻”思礼戏耍等。总之，要寓教于乐，把学习变成了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父亲所主张和信仰的趣味主义，对子女有很大的影响。梁思礼谈到自己的特点时说：“我跟我父亲一样。我父亲强调要以趣味主义，我也是趣味很广泛的。刚才谈到摔跤问题，实际上我在美国普渡大学上学的时候，是摔跤队的校队队员，为什么我选择摔跤队呢？因为要是比个头和比块头，我跟美国人没法比；可是摔跤是按级别来的，我是最轻的级别，所以跟我同样重量、同样个头的美国孩子，我也能跟他干一下，这是摔跤问题。我的兴趣更多的是游泳，我现在就爱游泳；要算泳龄的话，我可能有七十多年，我不到十岁就会游泳；现在我已经开始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的‘闲庭信步’，能基本漂在水里，就像处于失重状态，像在太空舱行走。另外，对球类运动都很感兴趣，另外还爱下象棋。”思成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兴趣很广泛，是校铜管乐队队长、校运动会跳高冠军，还参加了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