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上尚德自强，做儿女的模范
一个人的健康，最重要的还是心态心理；一个人的富有，最重要的还是精神心灵；一个人的优秀，最重要的还是道德人格。事业上的成功固然可喜，但是人格上的成功更令人钦佩。梁启超曾经提醒“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知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人们“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例如黄包车夫，知识粗浅，他绝没有有知识的青年这样的烦闷，并且作恶的机会也很少。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智识阶级的人做的。由此可见，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识实在危险。”所以他强调“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思礼认为其父亲“更关注对子女们在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他总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梁启超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呼唤着如清泉一般洗涤人心的伟大道德力量。人生的自我修养比功名富贵更为重要。要通过自身修养不断提升道德水准和人格魅力，做到正确对待个体和集体，正确对待自身与他人，正确对待顺境和逆境，正确对待道义与功利，正确对待平凡与荣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到“顺境安然，逆境释然”，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做到即使身处贫穷也能知足常乐，身受诽谤也能自得其乐，身陷逆境也能感到自身幸福，怀着感恩之情度过每一天。
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很重视道德修养、精神陶冶与人格培育，他希望以自己的道德实践，以自己的人格修养，以自己的高尚情操，为儿女、为青年、为社会，做出示范。他在1927年5月5日写给思忠的信中说：“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气消磨了没有（我自己常常有这种警惧），不过你再转眼一看，一定会仍旧看清楚不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狠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若有这种自信力，便‘随遇而安’的做。”
在个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梁启超倡导公德意识、公共精神。他自称“任公”，取墨者任侠之义，且表明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天下为己任，悲悯苍生，忧患国家，关怀中华民族的自强自立。又自号饮冰室主人，“饮冰”一词出自《庄子·人世间》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借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虑焦灼。他和子女们说过：“我常感觉我的工作，还不能报答社会上待我的恩惠”，“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一生多变，但爱国之心、渴望实现民族振兴之心从未改变。当时国家有难，政治腐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梁启超在书信中没有跟孩子说过一句“不要回国”之类的话，而是要求子女以所学报效国家。受其影响，他的子女个个都是爱国的，其中有七个在国外学习，学成之后，通通都回来参加国家的建设；即使遭遇不公平待遇，也不改报国之志，做到了与祖国共患难，与人民同命运。他要求子女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常思回报社会。受其影响，子女个个关心公益，融入社会，致力于为社会服务。他要求子女要有淡泊心态，要看淡个人利益，指出“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若勉强倒会出岔子”，“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
在对待逆境与顺境问题上，梁启超做到了顺境时淡泊明志、逆境时泰然处之，他在给子女的书信中称“我关于德性修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消磨”，他担忧自己当年的豪情壮志，是否会随着年华的消逝而逐渐减退，一直以为天下做大事自励。他也告诫子女：“人生在世时能够勤劳还不够，因为一个人如须发展个性和群性时，不能天天都走在平坦的道路上，有时不免要在崎岖狭隘的路上走走。”受其影响，他的子女磨砺人格，坚定信念，坚持以正确的心态面对人生，即使是处在动荡的社会局势中依旧做出了不平凡的成就。思庄自称“我是一个压不扁的皮球”，她几十年来遭遇了丈夫过早离世、“文革”中受造反派批斗等人生的不幸，但对祖国、对事业、对人生总是抱着坚定的信念。思礼幼年丧父，留美八年自强自立，一生五次遇险，也受到过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坚持自己的人生追求，以奉献书写了一个航天人的壮丽人生。
在奉献与名利问题上，梁启超教育子女要“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把握现在，努力耕耘，重在享受从耕耘到收获的过程，而把收获当做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太看重结果，太在意收获，把结果、收获当成人生目标，可能期待越高，失望越大。他要求子女不求回报、看淡结果、看轻名利、少计较物质上的享受，也不要介意“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要重在过程，要坚定地朝着自己所选择的方向前进，不是每一个美梦都能成真，不是每一丝希望都能够变成现实，不是每一个目标都会完全实现，也不是每一样工作都能够最终成功，更应当在拼搏奋斗的过程中用心去欣赏人生旅途上的每一道风景，用心去留意人生历程中的每一个脚步。梁启超的子女虽为名人之后，但他们一个个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打拼，都是从自立自强的耕耘中摸索走来，通过不同的人生道路实现人生价值。他们的成功不是在大富大贵，不是在高官厚禄，不是在名利地位，而是在于一步一个脚印的人生历程，而是在于在奋斗中享受人生的精神富足，而是在于他们为社会所作出的奉献。实际上，人生大体也是公平的，付出了、努力了不一定是你所期盼的回报，但付出过、努力过，和没有付出、没有努力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梁启超子女的“一家三院士，满门皆俊秀”，就是在他们默默耕耘之后自然而然的一种收获，是社会对他们自然而然的一种肯定。
智育上乐学敏思，堪为儿女楷模
梁启超在学术上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忙于著述，一生手不释卷，一生笔耕不辍，终至于学识渊博、著述等身，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要求子女勤思苦学，“学业切宜勿荒”，他自己首先是这样做的，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他在给子女的书信中，经常和他们谈到自己从事看书、著述、讲演、学术活动等方面的情况，对子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著述方面，除已提到的《中国史》《中国图书大辞典》《中国图书索引》等书及《祭文》等诗文外，书信中提到著述之事还有：
1916年1月2日“致思顺书”说到“方拟著一书名曰《泰西近代思想论》”；2月8日“致思顺书”说到“吾近来心境之佳，乃与伦比，每日约以三四小时见客治事，以三四小时著述，馀晷则以学书（近专临帖不复摹矣），终日孜孜，而无劳倦”；3月18日“致思顺书”提到《从军日记》；3月26日“致思顺书”提到“作《国民浅训》一书，三日夜成之，亦大快也”。
1919年12月2日“致思顺书”提到“吾在此作自己，已成六七万言，本拟再住三月，全书可以脱稿”，该书指《欧游心影录》，4月20日的信中也提到了它。
1920年7月20日“致思顺书”提到“吾一切不问，安心读书著书，殊畅适”。1921年5月16日“致思顺书”提到“除就餐外，未尝离书案一步，偶欲治他事，辄为著书之念所夺，故并汝处亦未通书也”。1923年5月7日，思成遭遇车祸，梁启超忙了几天。11日的信中说到“我已返（昨日）西山著我的书了”。
1926年2月9日“给孩子们书”提到“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编又红起来，被克礼很抱怨一会儿，一定要我去住医院，没奈何只得过年后去关几天”。12月20日的信中说到“新近著成一书，名曰《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约四万余言，印出后寄给你们读”。
梁启超晚年还有大量的讲学、讲演活动，他在给子女的书信中较详细地谈到了1922年11月在南京讲学的情景。
梁启超在11月底的“致思顺书”中，写了一份自己每天讲学的“课程表”：“你猜我一个月以来做的什么事，我且把我的课程表写给汝看。每日下午二时至三时在东南大学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除来复日停课外，日日如是。每来复（周）五晚为校中各种学术团体讲演，每次二小时以上。每来复四晚在政法专门讲演，每次二小时。每来复二上午为第一中学讲演，每次二小时。每来复六上午为女子师范讲演，每次二小时。每来复一、三、五从早上七点半起至九点半，最苦是这一件，因为六点钟就要起来。我自己到支那内学院上课，听欧阳竟无先生讲佛学。此外各学校或团体之欢迎会等，每来复总有一次以上。讲演之多既如此，而且讲义都是临时自编，自到南京以来（一个月）所撰约十万字。”
接着，梁启超又说到了张君劢阻止他讲学的情景。说到前几天，自己吃醉了酒；次日晨稍感风寒，回来大吐。张君劢请了一个外国医生“诊验我的身体。奇怪，他说我有心脏病，要我把讲演著述一概停止。”梁启超感叹道：“医生说不准我读书、著书、构思、讲演，不准我吃酒、吃茶、吃烟。我的宝贝，你想这样的生活我如何能过得。”“神经过敏的张君劢，听了医生的话，天天和我吵闹，说我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不能由我一个人做主，他既已跟着我，他便有代表四万万人监督我的权利和义务。”梁启超不听劝告，认为自己没病，继续讲学。“那天晚上是法政学校讲期，我又去了。君劢在外面吃饭回来，听见大惊，一直跑到该校，从课堂上硬把我拉下来，自己和学生讲演，说是为国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他已经写信给各校，将我所有讲课都停一星期再说。”两个人经过激烈争论以后，签订了工作契约，内容有“除了本校正功课每日一点钟外，其余讲演一切停止”、“除了编《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其余文章一切不作”等。对此，梁启超在书信中发牢骚说：“我想好好的一个人，吃醉了一顿酒，被这君劢捉着错处（呆头呆脑，书呆子又蛮不讲理），如此欺负我，你说可气不可气。君劢声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问他怎么办法，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送我出境。你说可笑不可笑。”
虽有了南京这一幕，但梁启超的讲演与学术活动并没有减少。他在1922年12月25日的“致思顺书”中说道：“今日是护国军起义纪念日，我为学界全体讲演了一场，讲了两点多钟。我一面讲，一面忍不住滴泪。今把演讲稿十来张寄给你。我后日又要到苏州讲演，因为那里学生盼望太久了，不能不去安慰他们一番，但这一天恐怕要劳苦了。”
苏州之后，梁启超去了上海，经医生诊验，确实有心脏病，需要静养。他1923年1月7日“致思顺书”中说道：“本来这一个星期内，打算拼命把欠下的演说债都还清，现在不敢放肆了，只有五次讲义讲完就走（每次一点钟）。”但实际上他又是“大讲而特讲”。15日的信中说到“这几天并没有依医生的话行事，大讲而特讲，前天讲了五点钟，昨天又讲四点钟，但精神却甚好”。
他在1926年12月10日写给思永的信中说：“我现在忙极，要通过十天半月后再回你，怕你悬望，先草草回此数行。我近来真忙本礼拜天天有讲演，城里的学生因学校开不了课，组织学术讲演会，免不了常去讲演。”讲演实在太多，忙得父亲都无法给儿子静下心来好好写封回信。
他整天忙著述，忙讲演，忙讲课，身体又不好，王夫人就常常劝其不要这么拼命，要保重身体。但他也不听劝，每天依旧废寝忘食，包括去做演讲。“近来多在学校演说，多接见学生，也是如此——虽然你娘娘为我的身子天天唠叨我，我还是要这样干。”
梁启超晚年还身兼多个学术职务，包括清华大学董事、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给清华的学生上课，是其本业，“校课甚忙——大半也是自己找着忙——我很觉忙得有兴会。新编的讲义很繁难，费的脑力真不少。盼望老白鼻快来，帮我舒散舒散。”
梁启超给子女的书信中虽无一句“你要向父亲学习，刻苦努力”之类的话，但既有老爸如此勤学苦读、勤于著述，又有哪个子女不对父亲肃然起敬，暗自用功呢？
意育上乐观进取，为儿女树立榜样“意育使人不惧。”梁启超教育青年、教育子女要做到意志力坚定，一是要保持勇气，做到“勇者不惧”，要有乐观心态；二是“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勿为物欲所动，勿为情欲所牵。他自身也在乐观进取、节制欲望等方面，为子女树立了磨砺意志的榜样。
梁启超只活了56年，然而一生波澜起伏，大起大落。在人生历程中，他做到了宠辱不惊，一生热情似火，乐观进取。他说：“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哪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在其看来，人生一辈子，不可能总是顺风顺水，但无论是何种处境，都要泰然处之，即使是逆境又何尝不是磨练的机会，“患难之事，古之豪杰无不备尝，惟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轻乎？”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人的一生，或多或少，总是难免有浮沉。不会永远如旭日东升，也不会永远痛苦潦倒。反复地一浮一沉，对于一个人来说，正是磨练。因此，浮在上面的，不必骄傲；沉在底下的，更用不着悲观。必须以率直、谦虚的态度，乐观进步、向前迈进。”
他在给子女的书信中，展现了其虽疾病缠身、虽有磨难挫折、虽处社会动荡，但依旧保持着乐观心态与进取精神的顽强形象。他在1926年9月17日的信中说：“我有什么看不开，小小的病何足以灰我的心，我现在早已兴会淋漓地做我应做的工作了。”
尤其是到了1927年以后，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国内政局正发生重大变化，且不容乐观。但梁启超以乐观处忧患，坚持自己的事业，坚持“有一天做一天”。他在1927年3月9日的信中说道：“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每星期有五天演讲，其余办的事，也兴会淋漓，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将来你们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替我担忧。”3月10日的信中说：“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3月21日的信中说：“我是捱得苦的人，你们都深知道全国人都在黑暗和艰难的境遇中，我当然也该如此（只有应该比别人加倍，因为我们平常比别人舒服加倍）。所以这些事我满不在意，总是老守着我那‘得做且做’主义，不惟没有烦恼，而且有时兴会淋漓。”5月5日的信中说：“我虽然为政治问题绞些脑髓，却是我本来的工作并没有停，每礼拜四堂讲义都讲得极得意，（因为《清华周刊》被党人把持，周传儒们不肯把讲义笔记给他们登载）每次总讲两点钟以上，又要看学生们成绩，每天写字时候仍极多。昨今两天给庄庄、桂儿写了两把小楷扇子。每天还和老白鼻玩得极热闹，陆续写给你们的信也真不少。你们可以想见爹爹精神何等健旺了。”
他也告诫子女要经得起磨难，不能悲观失望，要始终保持乐观上进的精神。他在林徽因父亲遇难后多次致信思成和海外孩子，强调“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他在1927年5月13日的书信中告诫因国内动荡不能及时领取薪俸而陷于生活困境的思顺“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又告诫因徽因的处境牵累而忧伤的思成“总要常常保持这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10月26日，他给孩子们写信，指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他在1928年4月26日致思成夫妇的信中，提醒回国后可能不一定能马上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失望，“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它侵入”。当他从思永的来信中得知，思成渐渐恢复了活泼样子，儿女们有自己乐观精神的遗传，觉得很高兴。他说：“前次和思永谈起，永说：‘爹爹尽可放心，我们弟兄姊妹都受了爹爹的遗传和教诲，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果然如此，我便快乐了。”
梁启超的乐观精神在子女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延续。抗日战争期间，思成、思永两家人经长途跋涉来到大西南，蛰居极其偏僻闭塞的四川李庄期间，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就连最基本的生存状况也需要依靠典当物品来维持，思成、徽因俩人都身患重病，梁思成依然还是那样幽默而风趣。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后来曾回忆说：“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我们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正是因为他这种难得的乐观性情，不仅使家人度过了漫长的李庄难关，还带领营造学社成员坚持进行野外调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情感上知所节制，为儿女做出表率
年轻人浪漫，有激情，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生活。身为父母要教育子女用智慧以理性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包括引导他们理性对待感情问题，提醒他们情感也需要理性、冷静的一面，使其认识到青春需要激情燃烧，但有时需要控制感情，要多想想责任、道德义务、社会观感。梁启超结合徐志摩的例子，告诫子女：“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
在情感生活中，梁启超有激情奔放的一面，但也有理性克制的一面。他在1925年12月27日的信中说：“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它，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业。”他有一位叫何惠珍的红颜知己，曾三次向其表达爱意，但梁启超以理智克制自己的情感，都以家有妻室为由明确予以了拒绝。1899年梁启超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在他演讲时由何惠珍担任同步翻译。才华横溢的梁启超让何惠珍情愫暗生，并在活动过后大胆地表露了心迹，梁启超回答以“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这是第一次拒绝。不久，何惠珍再次提出“情愿下嫁梁先生为小”的要求。其实梁启超也心有所动，他一口气写下了情诗，其中有云：“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他还给身在日本的李蕙仙夫人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蕙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表示乐意成全其美事，不过需禀告父亲梁宝瑛。梁启超急忙复信妻子，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捱骂矣；即不捱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惠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又诗赠何惠珍：“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这是第二次拒绝。1924年9月，李蕙仙因病逝世，梁启超心里深为悲痛，何惠珍得知李蕙仙病逝的消息后，一面劝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秦晋，但梁启超还是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
在那个时代，达官贵人三妻四妾是司空见惯之事，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就有6位妻子，因此，他接受何惠珍的爱情，在社会上、法理上、习俗上都无障碍。但梁启超看重婚姻家庭的价值，他自己这样做，同时也这样去要求别人。基于此，他反对他的学生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也极力反对徐志摩与有夫之妇陆小曼恋爱，上演了作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证婚人而严词训斥新郎新娘的一幕。
在父亲婚姻家庭观的影响下，梁启超的儿女对爱情都是很忠贞的，他们的婚姻家庭都是美满和幸福的。有的文学作品虚构了林徽因在婚外的爱情故事，但那只是传说，于史无据，梁家后人对此更不会认同。在2000年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长女梁再冰对剧中歪曲徐志摩与林徽因关系的性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梁再冰说：“徐志摩去世时我年纪还小，但作为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女儿，我很了解徐志摩同我父母之间关系的性质。徐志摩是我家两代人的朋友。他曾经追求过年轻时的母亲，但她对他的追求没有作出回应。他们之间只有友谊，没有爱情。徐志摩是在母亲随外祖父旅居伦敦时认识她的，那时她只有16岁，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对她来说，已结婚成家的徐志摩只是一个兄长式的朋友，不是婚恋对象。破坏另外一个家庭而建立的婚姻是她感情上和心理上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她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受到伤害的妇女。”又说：“母亲在世时从不避讳徐志摩曾追求过她，但她也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她无法接受这种追求，因为她当时并没有对徐志摩产生爱情。她曾在一篇散文中披露过16岁时的心情：不是初恋，是未恋。当时她同徐志摩之间的接触也很有限，她只是在父亲的客厅中听过徐志摩谈论英国文学作品等，因而敬重他的学识，但这并不是爱情。她曾说过，徐志摩当时并不了解她，他所追求的与其说是真实的她，不如说是他自己心目中一个理想化和诗化了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