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书的刹那有一种气息扑面而来，恬淡，平和，却又异常享受——这种气息不是单纯的文字散发出来的，而是并茂的图文于刹那间唤起的美好的艺术感觉。
和曾祺老人的其他书一样，我喜欢他书里的插画，那都是他亲笔画的写意花鸟，幽幽地点缀在同样散淡的文字里，文与画相映成趣。而他的画，又不同于其他人画的国画，究竟区别在哪儿我说不出来，但区别又是明显在的，一枝花木，一串果实，一只鸟虫，随手拈来，然而意趣横生。其意趣似乎又不全在画，常常就在留白处即兴的题诗、挥洒自如的墨迹，以及“只可自怡悦”的闲章里衬托出来的艺术效果中。汪老说：“我的画其实没什么看头，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而我喜欢这种“别致”。开篇的《自报家门》里有一幅荷苞与蜻蜓的小画，题曰：“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我尤其喜欢——我喜欢这种随意，随兴，兴来则作，兴尽则止的创作态度。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他又说：“写意画要有随意性，不能过事经营，画得太理智。我作画，大体上有一点构思，便信笔涂抹，墨色浓淡，并非预想。画中国画的快乐也在此。”对中国画原本一窍不通的我，看了曾祺老人的国画，刹那间就喜欢上了。
他的题画多半是即兴的，或即兴的诗文，或一时的感触，或彼时的记忆，但皆见真性情，生动、流畅，却不可模仿。有一幅画的是瓶里的一枝竹叶、地上的一只松鼠和几粒樱桃，题曰：“此松鼠乃驯养者我的小舅结婚时，他的小内弟带来一只松鼠，系以银链藏在袖筒里，有时爬出来吃瓜子嘬豆腐脑，心甚羡慕。今忽忽近六十年矣，犹不能忘。一九八六年曾祺记”让我想起陈丹青配有叙文的油画，虽属不同画种，但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幅画，高耸的两丛山脉，朦胧的几点朱红，题曰：“停车坐爱枫林晚”，意境缥缈，言而不尽；此外不管是“千山响杜鹃”“残荷不为雨声留”，还是“万古虚空一朝风月”似乎全是一时兴起；画于“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那幅枝繁叶茂的樱桃图（是樱桃吧？）则题：“明日即往成都”，其信马由缰可谓到了极致；其茶花图寥寥数笔，轻描淡写，题曰：“画茶花不师陈白阳，几无可法，奈何奈何。”陡然见其平和怡静性情里的一份可爱的固执——他在《题画二则》里谈起齐白石之画草本天竹和自己之画木本天竹时也有这种天性的固执，他说：“天竹是灌木，别有草本者。齐白石曾画。他爱画草本天竹，因为是他乡之物。而我宁取木本者，以其坚实结实，果粒色也较深。齐白石自画其草本天竹，我画我的。谁也管不着谁。”是啊，白石是白石，曾祺是曾祺，有何相干？也许要的，就是这份自在。
汪老对题画有独到见解，他在《谈题画》一文中写道，题画有三要：一要内容好。“内容好无非两个方面：要有寄托；有情趣”；二要位置得宜。“题画无一定格局，但总要字画相得，掩映成趣，不能互相侵夺”。三最重要的是，字要写得好一些。字要有法，有体。书画同源。“我建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要开两门基础课，一是文学课，要教学生把文章写通，最好能作几句旧诗；二是书法课，要让学生临帖。”“我一贯主张，美术学院应延聘名师教学生写诗，写词，写散文。一个画家首先得是诗人。”
文中见画，画中见诗，诗中有书，这种诗文书画共同渲染出来的艺术享受正是这本《文与画》给予我的。
作者在书中谈诗，谈文，谈书，谈画，在《创作的随意性》一文中强调“临场发挥”，提出“写诗作画主要靠情绪，不能全凭理智”。在文末，他说：“也有这样的画家，技巧熟练，对纸墨的性能掌握得很好，清楚地知道这一笔落到纸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作画是很理智的。这样的画，虽是创作，实同临摹。”深以为然，此乃画家与画匠之区别也。
汪曾祺自称是个恬淡平和的人，这种恬淡平和在他的诗文书画里都有显现。他在这本书中谈画，亦有大量的篇幅谈文，追求文无定法。对于有文学批评者将其归为“淡化”一类，他的回应是：“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咤吒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去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我想照你说的那样去写，也办不到。除非把我回一次炉，重新生活一次。我已经七十岁了，回炉怕是很难。”这种出于自然，源于真诚，发乎本心，在我看来实为难能可贵也。
该书年初某日于某师弟开的彼岸书店购得，并于昨日去怀柔的往返途中读毕。遂记于此。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