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我的阅历和学识，还不足以理解孙先生何以将此书命名为“走不出的门”，即使将全书看完亦不敢妄加断语，直到在书的《后记》中读到这样的文字：
“我曾和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说，自己研究了许久的鲁迅与五四话题，可是却没有一点那个时代人的风骨，仿佛越来越像那一代人讥讽的对象。中庸，迟缓，毫不峻急与冲荡。这也是一种错位，陷于渴望，而无力量奔走，真真是行动的侏儒。我希望自己能够走出苦境。慢慢来吧。人生只剩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态，那就静静地待朽了。”
“我希望将来自己会是另一个样子，不再被旧梦缠绕……未来可生长的亮色一定很多，那么，算完了旧账再开始吧。”“虽然知道这旧账还堆积如山，我们这代人做的还是清理旧物的工作。而我渴望的是一扇通往明快世界的门。我的写作，有时就是想走出一扇门，可笑的是我还没有推动它。”
文字里充满了无奈与彷徨，沉重的气息贯穿始终，那不单是个人记忆的集结，更是超越了小我的对时代的回望与叩问，带着历史的伤痕，无声而绝望，与钱理群有着几分内在的相像。但绝望之中似又不甘地透着一线依稀的亮光，抱有一丝隐约的、聊以寄托的幻想——在封面的左上角他写道：我渴望着那扇通往明快世界的门/我想走出去/但自知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已经走出那扇门的青年/肯定要比我有出息。
人的一生有着许多宿命的味道，一己的力量微不足道；一代人的命运，在历史面前也常常不可逆转。孙先生身在其中，又力图以旁观者的视角，从人性的角度对历史大潮中沉浮不定的文人、知识分子寄予深切的同情与关注。其在梳理的过程中一定充满了痛苦，因为在那些文字里，我不止一次地嗅到了沉重的呼吸，当读至《穿越法兰西》，他“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之时，仿佛才回归了自身本我的一点活泼与活跃。
我不得不说他的人生基调是压抑和黯淡的。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正如人生的不可逆，已然走过的时光无论如何都已然是走过了，该留下的印记都已然是留下了，明亮抑或黯淡，欢乐抑或哀伤，都带着某种命定的色彩，而孙先生又试图从这些命定的痕迹里找到些什么呢？他将我的思绪带向了很远很远……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沉重的过往，但面向未来，我们是否也和孙先生一样，依然期待找到“那扇通往明快世界的门”呢？
二
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书的作者——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先生对百年来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进行了局部梳理，有人物命运的纠结，有思想火花的闪烁，有道路的痛苦抉择，也有对文学和艺术独到的见解，还是给了我不小的收获。《旧京的漂泊者》《风动紫禁城》《新旧京派》《又远又近的老舍》《汪曾祺散记》等许多文章都以北京为背景展开，在距离上便又多了一份亲近感。其中有学术，又有感怀，关注人性又抛却了小我，知性、感性、理性渗透交织，独特而厚重。尤其是谈及沈从文、周作人、朱光潜、汪曾祺、陈平原，很合我意，内心便更是涌出许多的喜悦。
在《旧京的漂泊者》中孙先生说：“北京的形象是由那些诸多非北京的因素构成的。”“非北京的因素是什么呢？大概是漂流于此或移居此地的人吧。”“漂流在北京的青年是这个城市诗意的一部分。那是从民国初就已经开始了的。”时光延续至今，如我一样漂流于此或移居此地的异乡客，也是、曾是或依然是北京诗意的一部分吗？城与人，人与城，原本有着那么密切的联系，在时光漫长的隧道中相互浸染，彼此交融，久而久之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不经意间，我发现自己已在北京生活了18年！而人生能有几个18年呢？这大概是北京作为第二故乡，总是让我异常敏感并感亲近的原因吧。
对文学和文化史的梳理，也是对推动文学和文化前行的历史人物的梳理，本书在此过程中不时地穿插着孙先生对于文学、文化和艺术的理解。在理性研究的脉络之下，孙先生并未低估文学、文化和艺术之中感性的力量，他说：“陈独秀在文章里骂中国画，那是理论上而言，自然会漏掉感性的闪光。而文化恰恰不可以理性之尺简单衡量，因为那是生命里的折射，诸多非理性的自由的梦痕，是超越于伦常的。久在牢笼里的精神的突围，常常从艺术开始。”“一切神启的都来自于生命自身的闪烁。”
他评价激进文学和王小波，认为“一百年来的激进文学都是对抗的文学。那结果是走向了政治。王小波却走上了精神哲学的高度”。“阅读的结果是趴在地上，那是过去的经验。而王小波却让我们飞动起来。飞起来俯瞰大地的时候，我们才恍然看到，已有存在，是何等的渺小。”
而汪曾祺，“对鸟虫、林木的眷恋几乎是童话般的美丽，那些失去家园的惆怅似乎也有鲁迅的痕迹在，只是他显得更为单纯些罢了。而他运用文字时，毫无模仿的痕迹，自己的心绪自然地流露着。”“他的苦楚似乎是幼稚的孩童的旋转，根底还是单纯的”。“文章之道不是个伦理的问题，而是趣味的问题，非社会的传声筒，而是自己的个体的智慧的延伸，别的低语都没有太多的意思。自己向着自己的空间展开，与神秘中的那个存在对话才是真的。汪曾祺注意的就是与自己的对话。这一点，他与周作人、废名真是接近得很。”“汪曾祺不喜欢客观环境对人的挤压，想的多是人性不变的东西。人有没有常恒的存在呢？还是有的吧。那是侧隐之心，天然常态。”“汪曾祺使我们返回到人的原我，返回到内心。”“作家的任务是从人的世界发现理念无法概括的存在。废名做到了此点，沈从文做到了此点。汪曾祺也做到了此点。”
谈及陈平原，他说：“陈平原的学术随笔沉潜里有悠然的趣味。”“把学术当作美文来写。历史的镜头里多诗意的闪现。”“在书话里灌注的是知堂、胡适的情调，文人的戾气在此弱化了。”
虽然从未像孙先生这样对读过的文字作过系统的总结和梳理，但对于这些我接触过的作家和学者，我认为他的概括是准确的，也都是我认同的。
再看看他对京派的理解：“沈从文是赞佩京派的精神的。他认为周作人、废名、俞平伯等都是难得的高人。”“沈从文很是羡慕周作人为首的‘苦雨斋’部落的学识与人生态度。他觉得那些本于学识的平静的美，以及从容的审美精神，在中国最为难得。当血腥的文字盈满世界的时候，博雅与温和的态度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京派文化是现代意识的一种，因为多为大学教授的文字书写，儒雅的东西自然很多。民俗学、性心理学、儿童研究、妇女研究等，都在这个圈子里萌发。他们对历史和西洋哲学，多少有点研究。而且文字安静，并非非理性的冲动。他们也有痛感，思想异常活跃。可是多是内敛着感情，在一种节制里思考问题。”
“像胡适这样的人，对京派就有种亲切感，在他看来，那里保留了内心的宁静，期间的智慧与趣味，无疑对人的养性有益。”而我们平时读周作人，读汪曾祺，读沈从文，读胡适，不正是这样的感觉吗？包括朱光潜的文字里，都有一种闲淡、脱俗、平静、喜悦、不染世事的美感。
“那个群落的人多不讲革命，远离血腥之地，寻找的是自己的园地。”“京派的自恋与不食人间烟火式的话语，遭到批评与误解都是自然的。”“读书人一旦进入私语的层面考虑问题，就容易出现京派的风向。那些多是低回的趣味，不去追求宏大的叙事。”“叶圣陶、吕叔湘的读书札记，也沉寂平静，多染古意，内中透着学识。”
“中国读书人的个性写作，借着一种文人化的表达方式，尽力自我着，趣味着。在诗意消失的地方，他们犁出了诗意的园地。”
“京派的存在说到底是个人主义的流转，与团体、阶级的意识无关。或者说希望在多变的世界上保留着自己的个性，任凭风云涌动，而我自逍遥云外。”
“我们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坛，还可以看到许多新京派的面孔：吕叔湘、邓云乡、舒芜、周汝昌、谷林……他们都是‘苦雨斋’的亲近者或研究者，审美的基调是相近的。后来年轻的一代陈平原、止庵、刀尔登、缪哲、林凯、靳飞等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不冲动，喜沉思，弄古董，说闲话。在基调上别于流行文化。”
“新京派与旧京派的不同是没有一个共有的平台，也无沙龙式的聚会。至于主义与口号也从没有标举过。他们在学识上未必及五四那代学人与作家，在审美上或弱或新，大体不出前人之格。这个新传统对当代的中国文人意味着：在经历了战争与动乱折磨之后，读书人找到了一种精神的活法，人可以在宁静中找到思想的栖身之处，不必都去振臂一呼成为豪杰。”
而无论是旧京派还是新京派，都不同于左派政治式的激进和高昂，不知道推动文人、作家们作出选择的主导因素究竟是什么，但此时的我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众多的文学流派当中，又是什么力量使自己自然地被京派之中的许多人吸引呢？——沈从文、周作人、汪曾祺、朱光潜、陈平原……读来都有一种心性相合的舒畅。性情乎？气场乎？（《走不出的门》，孙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第1次）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