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我读故我在:胡适论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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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读书与做人:“做个不受人惑的人”(2)

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他们都在受教育的时代,所以一切学生活动都应该有教育自己、训练自己的功用。这不是附带的作用,这是学生运动的方法本身。凡自由地发表意见,虚心地研究问题,独立地评断是非,严格地遵守规则,勤苦地锻炼身体,牺牲地维护公共利益,这都是有教育价值与训练功用的。此外,凡盲从、轻信、武断、压迫少数、欺骗群众、假公济私、破坏法律,都不是受教育时代的青年人应该提倡的,所以都不是学生运动的方法。团体生活的单位究竟在于健全的个人人格。学生运动必须注意培养能自由独立而又能奉公守法的个人人格。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在学校时决不会有真力量,出了本部门也只配做顺民,做奴隶,而已。

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我们今日所遭的国难是空前的大难,现在的处境已经够困难了,来日的困难还要千百倍于今日。在这个大难里,一切耸听的口号标语固然都是空虚无补,就是在适当时机的一声抗议,至多也不远临时补漏救弊而已。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

【点评】

胡适认为,学生干政是政治腐败、民意被压抑的变态社会的产物,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因为学生血气方刚,胆大好勇;思想不成熟,容易冲动;都是单身,没有后顾之忧;胸怀理想,容易为义愤激动,所以在学生中容易发生政治运动。

胡适肯定学生的义愤,同情他们是受压抑所致。但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因为学生心智还不成熟,力量不够,主要任务应该是学习。学生参与政治运动,不仅不会从中受益,而且荒废学业,受伤的终是自己。胡适希望学生们不要为“少数人”的“谣言”所惑,不受欺骗,不轻信盲从,不让纯洁的内心受到玷污。先埋头学习,培养自由独立又奉公守法的人格,而不是糊里糊涂被人牵着鼻子走。

胡适曾说:“救国需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他认为,爱国不一定非要参加政治运动,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学好知识,将来报效国家,这才是真正的爱国。社会进步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努力,而非疾风暴雨的革命运动。

3.修己再安人——大宇宙中谈博爱

【题解】

本文是1956年9月17日胡适在美国中西部留美同学夏令营大会上的演讲词。由《灯塔》特约记者简新程记录,原载于1957年2月1日香港《灯塔》第8期。

【原文】

“博爱”就是爱一切人。这题目范围很大。在未讨论以前,让我们先看一个问题:“我们的世界有多大?”

我的答复是“很大!”我从前念《千字文》的时候,一开头便已念到这样的辞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宇宙是中国的字,和英文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抽象名词。宇是空间(Space)即东南西北,宙是时间(TiMe)即古今旦暮。《淮南子》说宇是上下四方,宙是古往今来。宇宙就是天地,宙宇就是Time-Space.古人能得“Universe”的观念实在不易,相当于今日的科学。但古人所见的空间很小,时间很短,现在的观念已扩大了许多。考古学探讨千万年的事,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学等等不断的发现,更将时间空间的观念扩大。

现在的看法:空间是无穷的大,时间是无穷的长。

古人只见到八大行星,二十年前只见九大行星。现在所谓的银河,是古代所未能想像得到的。以前觉得太阳很远,现在说起来算不得什么,因为比太阳远千万倍的东西多得很。

科学就这样地答复了“宇宙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

现在谈第二点:博爱。

在这个大世界里谈博爱,真是个大问题。广义的爱,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最终目的。墨子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可说是宗教创立者(Founder of Religion),他提出“兼爱”为他的理论中心。兼爱就是博爱,是爱无等差的爱。墨子理论和基督教教义有很多相合的地方,如“爱人如己”、“爱我们的仇敌”等。

佛教哲学本谓一切无常,我亦无常,“我”是“四大”(土、水、火、风)偶然结合而成的,是十分简单的东西,因此无所谓爱与恨——根本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但早期佛教亦有爱的意念在:我既无常,可牺牲以为人。

和尚爱众生,但是佛教不准自食其力,所以有人称之为“叫化”(乞丐)宗教。自己的饭亦须取之于人,何能博爱?

古时很多人为了“爱”,每次蹲坑(大便)的时候便想,想,大想一番,想到爱人。有些人则以身喂蚊,或以刀割肉,以自身所受的痛苦来显示他们对人的爱。这种爱的方法,只能做到牺牲自己,在现代的眼光看来,是可笑的。这种博爱给人的帮助十分有限,与现代的科学——工程、医学等所能给我们的“博爱”比起来,力量实在小得可怜。今日的科学增进了人类互助博爱的能力。就说最近意大利邮船遇难的事吧,短短的数小时内就救起千多人。近代交通、医学……等的发达,减少了人类无数的痛苦。

我们要谈博爱,一定要换一观念。古时那种喂蚊割肉的博爱,等于开空头支票,毫无价值。现在的科学才能放大我们的眼光,促进我们的同情心,增加我们助人的能力。我们需要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博爱——一种实际的博爱。

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把自己弄好。我们应当先把自己弄好,然后帮助别人;独善其身然后能兼善天下。同学们,现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空谈高唱博爱;但应先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到我们有充分能力的时候才谈博爱,仍不算迟。

【点评】

世界很大,中国人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西方人说“Time Space”。现代科学证明:宇宙空间无限大,时间无限长。人只是其中渺小一分子,生命有限,能量有限,但人还要追求不朽,爱己爱人,放大个人价值,想让有限的生命获得无限的永生。

佛教是博爱的,墨家的“兼爱”,也是博爱的,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也是博爱的。爱,人间共有同求,力量广大无边。个人如果能超越自己而博爱,就不失为伟大。

胡适认为,佛家的博爱可舍己为人,普度众生。只是,他爱众生但却不能自食其力,化缘求生,衣饭皆有求于人,如乞丐,其博爱的力量和实际效果让人生疑。自顾不及,何以博爱他人?胡适认为,古人“以身喂蚊”“以刀割肉”的舍己为人的博爱行为,也不免愚蠢,而且力量有限。说明博爱光有爱心还不够,还需要有行动、有力量。

对大学生而言,第一任务是学习,先做好自己,先“独善其身”,然后再“兼济天下”。先修己再安人。所以胡适常说:“少说点空话,多做点实事。”博爱不能空谈,博爱不怕晚。今天,大学也为世风所侵蚀,浮躁功利,很多学生名为锻炼自己的社会能力,走出学校,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口里喊着爱国、爱社会、助人为乐等等,以提高曝光率,为将来就业做准备。其实,这种做法值得怀疑。试想,一个荒废学业的人,将来能有好的事业吗?投机之利只能在一时。

【链接】

胡适的成人之美与乐善好施

沈从文没有学历,虽因为写作小有名气,但却被唯才是用的胡适聘请到中国公学当讲师。沈从文第一次上课,面对下面乌压压一大片听课的学生,他因为紧张竟发呆了十多分钟,半天才开口,快速把课讲完,讲完时间还早,沈从文又一次呆住了,不知所措。无奈,他就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哄堂大笑。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校长胡适那里,说:“像沈从文这样的人,居然也来中国公学讲课,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有人甚至提出要开除他。但胡适只是一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不仅如此,当时沈从文追求学生张兆和,一封封地写情书,弄得人家很难为情,就生气地找到胡适那里告他的状,结果胡适又一笑说:“这样一个天才,我看他是爱你的,这样,我劝你嫁给他。”还说“像这样一个天才,我们都该爱护他,帮助他”之类的话。

沈从文和张兆和最终喜结良缘。

1919年,林语堂获得哈佛大学“半个奖学金”,每月四十块美金。但如果他夫妇同去,这点钱是不够的。胡适对他说:“你回国以后到北大来教书,我们每月补贴你四十块美金。”

到美国后,林语堂的夫人廖凡生病了,要住院。可是没钱,于是打电话给胡适,胡适马上寄来一张五百元的支票。

结束哈佛学业后,林语堂夫妇又到法国打工挣了点钱,然后林语堂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在积蓄将要花光时,胡适又寄来一千美金。

1923年,当林语堂回到北大,问起自己收到的两笔救济款时,时任校长蒋梦麟竟一头雾水——原来,那两笔钱不是“北大资助金”,而是胡适自己的钱。林语堂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胡适资助林语堂,出于朋友之义,出于扶危济困,更出于爱才之心。他知道,援助林语堂,既扶持了一个人才,为北大预备了一位教授,也为国家造就一个高级人才。

此外,得到胡适帮助的青年才俊还有陈之藩、梁实秋、罗尔纲、李敖、张爱玲等人,都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文化名人。

胡适曾说:“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借出的钱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胡适是慷慨的,也是最会投资的。

4.保持自由独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题解】

此文写于1954年9月3日,原载于1955年4月台北《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

中国文化向来重道统,古代有“舍生取义”,有“处义不回”,“君子忧道不忧贫”,体现了君子对“道”的追求。为了道,可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体现了一种大无畏精神。虽是知识文人,照样不失血性,追求这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这是古代士人,即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而范仲淹提出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正是对这一传统精髓的发挥。

胡适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原文】

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 Henry在一七七五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我说,我记得是有的,但一时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了。

我记得是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困学纪闻》。今天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学纪闻》,昨天捡得卷十七有这一条:

范文正《灵鸟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

1930年1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1929年,由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发起发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人权运动,反对训政,要求宪政,维护自由人权,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卷入其中)。

范仲淹生在西历989,死在1052,他死了903年了。他作《灵鸟赋》答梅圣俞的“灵鸟赋”,大概是在景佑三年(1036)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

梅圣俞名尧臣,生在西历1003,死在1061。他集中有《灵鸟赋》,原是寄给范仲淹的,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赋中有这样的句子:

凤不时而鸣,乌哑哑兮招唾骂于里闾。乌兮,事将乖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乌兮,尔可,吾今语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误)听。结尔舌兮铃尔噱,尔饮啄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嗓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圣俞后来不知因何事很怨恨范文正,又有《灵乌后赋》,说他“憎鸿鹄之不亲,爱燕省之业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远已不称,昵己则誉”。集中又有《谕乌诗》,说,“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成用所附己,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长段丑诋的话,好像也是骂范文正的。这似是圣俞传记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