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坏事会是那样的呢？可以说，剥夺的相对坏处就是这样。毕竟，你不需要存在就能缺失某些东西。事实上，也许正是你不存在这一事实解释了你为何被剥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缺失都是这样。还记得看电视的例子吗，你在看电视，但你本可以参加一个很棒的派对。显然，当你看电视并被剥夺参加那个派对的机会时，你是存在的。同样，在选信封的例子里，当你仅仅得到10美元而非1000美元的时候，你是存在的。所以，有时剥夺和存在是同时发生的。但关于剥夺的关键一点是，你不必非要存在才能被剥夺。不存在本身决定着你被剥夺了某些事物。
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也许我们应该说，当我们谈论缺失时，当我们谈论剥夺时，（1）是错误的。即使你不存在，事物仍能对你有坏处。存在性必要条件是说不通的。这就是对伊壁鸠鲁论证第二种可能的解释的回应。通过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可以保留认为死亡是有坏处的想法。
不幸的是，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的某些含义可能会难以理解。想想我们摒弃了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会说某些事物，比如不存在，可能对某些人有坏处，尽管他们已不复存在。这就是死亡对我来说是有坏处的原因。但如果不存在可以对某些即使不存在的人有坏处，也就可能对从未存在的人有坏处。比如，不存在就会对某个可能成为人，某个本应该存在但从未真正出生的人有坏处。
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人，所以让我们试着更具体一点。我需要两个志愿者。我需要我读者中的一名男性志愿者和女性志愿者。好，很好。现在我想让你们两人这样做：去做爱，然后生孩子。
让我假设这件事不会真的发生。不过，我们可以考虑在某个可能的世界里，这事确实发生了。我们可以考虑如下这个不会实现的可能性：这名男性和这名女性做爱，然后生下孩子。他的精子和她的卵细胞结合，形成受精卵，受精卵发育成胎儿。这胎儿由37号卵细胞和4000309号精子结合而产生。胎儿出生了，那婴儿慢慢长大。以上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它本可能发生。
因此，这个本可能出生的人事实上没有出生。对于这个本来可以出生的人，我们叫他拉里好了。拉里是一个可能存在的人。他可以存在（我的两名读者可以做爱），但他不会存在（他们不会做爱），这就是为什么拉里只能是一个可能的人。现在，我们中有多少人为拉里感到遗憾？可能没有人。毕竟，拉里从未存在过，我们又怎么会为他感到遗憾呢？
当我们接受存在性必要条件，即“只有你存在，事物才会对你有坏处”时，这个回答就言之成理了。既然拉里从未存在过，那么没有任何事对拉里来说是有坏处的。但是一旦我们放弃了存在性必要条件，一旦我们说即使你从未存在过，也有事物对你来说有坏处，那么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理由去克制对拉里的同情了。我们会说：“哦，我的天呐！想想如果拉里生下来了，他生命中本可以拥有的美好吧。”但他从未出生过，所以他被剥夺了这些美好。如果死亡对我有坏处，是因为它剥夺了生命中的美好，那么不存在对拉里来说也有坏处，因为他被剥夺了生命中的所有美好。我太惨了，我要死去了。但是拉里更惨，我们真的更应该为拉里感到遗憾。但是，我敢打赌你们都没有为拉里感到遗憾，因为这个人从未出生过。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千万莫走回二元论的老路上。尤其不要一开始就想象拉里拥有灵魂，迫切希望自己能出生。我想，在《荷马史诗》中有一个场景，某种祭祀在进行，所有死者的灵魂四处徘徊，渴望重生，希望自己可以尽情享受食物的味道和香气。如果你想到了如下的画面，那些不存在的、有可能出生却从未出生的人以某种鬼魂般的状态存在着，并希望托生，或许你应该更同情他们。但这个场景绝不是基于我所设定的物理主义，不存在的人没有以某种让人毛骨悚然、希望自己托生、像鬼魂一般的状态而存在。他们只是不存在，句号。一旦我们对于拉里有这种想法，就很难为他感到遗憾。
当然，我一直在絮叨他会如何如何被剥夺掉生命中所有的美好，也许你们已经开始为拉里感到遗憾了。所以，有必要澄清一下，将潜在的人未能出生当作坏事对待，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让你们大概有个概念，这世界上有多少潜在可出生的人。不仅只有拉里一个人是我们同情的对象，他只在我们把37号卵细胞和4000309号精子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存在，却没能出生。不，我们需要为许许多多潜在的人感到遗憾。事实上，这世界上有多得难以想象的潜在可出生的人。
有多少？很多。具体多少？我曾经试图计算过，最近稍微又更新了一下。正如你们将要看到的，这完全是粗略的计算，不需要复杂的演算，它从各方面来说完全不充分。但至少它会给你们一个概念，关于到底有多少潜在的人。
让我们先保守一点儿，问：我们这代人能制造出多少可能的人？正如我在2011年计算的，那时人口大概有70亿人。大约有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
下面我们想知道的是，这35亿男性和35亿女性一起会制造多少可能的人？思考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明白每一次你把一个不同的卵细胞和一个不同的精子结合，都会产生一个不同的人。你把同一个卵细胞和不同的精子结合，就会得到不同的基因编码，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人；或者你把同一个精子与不同的卵细胞结合，也会形成不同的人。因此，如果我的父母早了或者晚了五分钟做爱的话，别的精子和那个卵细胞就结合了，那个出生的小孩就不会是我，而是别的兄弟姐妹。换个卵细胞，换个精子，你就会得到一个不同的人。所以，我们真正要知道的是，这大概70亿人当中有多少种精子和卵细胞的组合？
让我们来看看。有35亿女性。一名女性能有多少卵细胞？我们将发现，精确的数字并不重要，我们可以取近似值。一名女性每年大约排出12个卵细胞，大概持续30年。这就是每个女性排出的卵细胞数量。实际上，在做完这个计算后，我发现可能的卵细胞数量远远高于这个。女性大概会在其生育期内排出这个数量的卵细胞，但我推测，实际上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细胞本可以成长为卵细胞。所以，潜在的卵细胞数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但用这个数字来计算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30年时间，一年12个卵细胞。
接着是男性，大约有35亿人。每个男性能够产生精子的时间更长。我们这里就取个大概数字，他的生育时间为50年。男人一天能做多少次爱？显然不止一次，但我们保守一点儿，就当一天一次。这就是50年乘以一年365次。男人每次射精都射出很多精子。有多少精子？很多。碰巧，我有次查了一下，取一个大概数字，男人每次射出大约4000万精子。我们需要将男人一辈子射精的次数乘以这4000万精子。
好了，我们考虑了现存的所有男性和所有女性，请问：有多少可能的卵细胞和精子的结合？这会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概念，关于我们这一代人能制造出多少可能的人。当然，其中大多数人都不会出生，但我们要的是这些可能出生的人的数量。
有多少可能的人？这里是计算公式：
35亿名女性×每个女性排卵30年×每年排12个卵细胞×35亿名男性×每个男性生育期50年×一年365天×每天4000万精子=大约30万兆京个人（3×1033）
我在这里做了大量的估算，包括最后一步计算中，但在这个非常粗略的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是有30万兆京个可能的人，即3×1033。大致说来，在这下一代人里，我们就会有这么多可能的人；但很显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得以出生。关键的是：如果你要为拉里感到遗憾，你必须为每一个可能的人感到遗憾，每个本来能出生却从未出生的人，也就是说，那3×1033个可能的人。
当然，实际上我们仅仅做了一点儿表面研究。现在，我们需要考虑所有可能的人，并考虑所有他们可能有的孩子。我们用起初的70亿人算得了这个数字。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计算有多少可能的下下一代的话，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数字！（总数大约是5×1066，即500万兆京垓个人。）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同时让所有这些人都存在，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存在的人。而且，这只是两代以后的数字！如果你算到第三代，所得到的数量将会比已知宇宙中的粒子数量还多。到第四代人就更多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想想本可能存在却从未出生的人，这些人的数量将会让人匪夷所思。
然后，假设我们摒弃了存在性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即使你从未真正存在，事物也会对你有坏处，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这无数个万亿可能的人从未出生简直太悲伤了，因为他们都被剥夺了生命中的美好事物。如果我们摒弃了存在性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这些未出生的可能的人，其困境就是一个动摇人心的道德悲剧。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道德恐慌，也根本不能与这些从未出生的可能的人的损失相提并论。
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能说的就是，我没有被这个道德灾难吓到。对于这数不清的万亿人的损失，我没有感到痛苦、悲伤和惊愕。但如果我们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并诉诸剥夺解释理论来解释死亡的坏处，就不得不承认那无数个万亿没出生的人是一个难以形容的道德悲剧。
如果我们不认为那是一个道德悲剧，就只有通过回到存在性必要条件来避免这个问题。不过当然，如果回到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就回到了伊壁鸠鲁的论证：当你死了的时候，你不复存在，所以死亡不可能对你有坏处。
现在，我们真的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哲学困境里，不是吗？如果我接受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会得到这个论点，即死亡对我来说没有坏处，这相当惊人，令人难以置信。或者，我可以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继续坚持死亡对我来说有坏处的观点。但是，如果我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不得不承认拉里和那无数个万亿人被剥夺了生命。这看起来不可接受。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作何解释？
再一次，这里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用任何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不得不为那无数个万亿未出生的人感到遗憾。这似乎难以接受。如此看来，我们需要某个存在性必要条件；但是一旦引入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最终只有说，死亡对我并没有坏处，因为当我死了，我就不存在了。这似乎也难以接受。但没准我们一直曲解了存在性必要条件。这件事也许并没有我们意识到的那么复杂。或者以稍微有所不同的术语来分析，我们就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版本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一个激进的和一个稳健的版本，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假设了激进的版本，而稳健的版本则会让我们避免不可接受的影响。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想法，所以我建议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存在性必要条件：
稳健的（modest）：只有你在某时存在过，那个事物才会对你有坏处。
激进的（bold）：只有你和那个事物同时存在时，它才会对你有坏处。
这就是对存在性必要条件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稳健的版本之所以稳健，是因为它要求少，它只要求你在某时存在，那个事物就会对你有坏处。激进的存在性必要条件增加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条件，它要求你和对你有坏处的那个事物同时存在，它才会对你产生坏处。这里就有了一个同时性的条件。如果某事对你有坏处，你必须在有坏处的那个事物发生之时也同时存在。这就比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更加苛刻，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不需要你和不好的事物同时存在，只要你某时存在。
假设我们接受这个激进的说法，即只有你和那个坏事同时存在，它才能对你有坏处，那么死亡就不能对你有坏处，因为你死了的时候，你不存在了。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结论不可接受。然而，如果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一切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只要你某时存在，那个事物就会对你有坏处；你不需要和那有坏处的事物同时存在。当然了，我确实在某个时间存在——毕竟，我现在就存在着。所以，死亡对我来说有坏处。诚然，当我死了，我就不存在了。但没关系，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并不要求我和对我不好的事物同时存在。激进的版本要求这样，而稳健的版本不需要。所以，根据稳健版本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可以说，死亡对我有坏处。
但要注意，关键的是，稳健的版本没有说不存在对拉里是有坏处的，因为拉里根本就没存在过！拉里从未存在过，他甚至根本就不满足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所以，不存在对拉里或者数不清的万亿个未出生的人没有坏处。
简而言之，完全抛开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就不得不说，这无数个万亿人的不存在是有坏处的。这个结论看来无法接受。但是，在激进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下，我们就不得不说，死亡对我没有坏处。这似乎也无法接受。相反，如果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就能说，不存在对拉里没有坏处，但死亡对我有坏处。因此，最合理的立场似乎就是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