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何失衡？
几天前，有朋友告诉我，下午有个人来找过你。奇怪的是，我并不认识他们描述的那个人，更奇怪的是据说他要和我讨论经济上的问题。
遇到这种事总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不过我又有些担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是很难有效地讨论问题的。现在，许多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论文是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写就的，这样论文送审到一些“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手中，通常会很成问题。再者，即便我们有社会学所说的“共同经验范畴”，但10个经济学家通常会有11种不同的答案——何况是我这样对经济学参悟不深的呢？所以也不一定能讨论出什么所以然来。
一边这样想，一边打开电脑，还没浏览几个网页，朋友又跑过来说那人又打来电话，听说你回来了，他马上就过来。
来者是位中年男士。几句话之后，他就把讨论的问题锁定在经济增长的效率上了。
问题的背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模式是以高储蓄、高投入、高产出为特征的。这一模式曾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1997年的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对它的普遍赞誉。保罗·克鲁格曼是最著名的质疑者，他因成功地预测到金融危机而声名大噪；另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是艾伦·杨格，他长期致力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特征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东亚模式十分相似。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70%以上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目前，我们的储蓄和投资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FDI（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这些在许多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而生产的效率虽然在1978年后有明显的改善趋势，但还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效率的增进似乎又走向了下坡路。东亚模式的问题表现为“资本深化”，也就是生产一单位的产出所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是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简而言之，是投资过多带来了增长效率的问题。
这位造访者显然并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认为，今天的投资可以形成明天的生产能力，投资会带来一个经济潜在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东亚经济劳动力十分丰富，因而经济增长放缓，利润率的下降是因为没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所以，一个自然的结论是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束缚了生产潜能的发挥，出路是只要政府努力提升有效需求，生产就会达到潜在水平，尤其是应该通过消费的不断增加来实现“快乐增进型”的增长。
这样，我们讨论的重心就集中在到底是投资过多还是需求不足，拖累了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以福利为内涵的增长步伐。
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可以把资本投入过多说成是需求的相对不足（因为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商品的价格不会下降，投资的利润率也就不会下降），并且认为增长的真谛在于实现更多的消费也是无可争议的。
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满足消费的方式是有效的吗？东亚普遍出现的内需不足是否与其经济增长的模式本身有关呢？如果低效率的投资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给，再多的生产能力也只能是变成闲置的机器厂房和不断堆积的商品。另外，现实中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越来越强，投入推动增长的模式提供产品服务的成本从而在不断上升。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得产业结构严重雷同，有些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充分利用。
和许多人一样，我不认为问题的症结是需求方面出了问题。按照正常的逻辑，投资是经济行为中最活跃的变量，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决定产出和收入，收入决定储蓄和消费。因而，消费不足更可能是结果，而非原因。中国长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不仅是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的。同样，持续的投资膨胀可能真的已经导致增长效率的下降。或者说，从需求的角度，通过高投资形成的供给并不是最有效的，市场还没有给予充分的认可。
我们知道，同样是增加产出，可以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实现，也可以通过投入固定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模式属于前者。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增长对高储蓄和高投资形成强烈的依赖。而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高额储蓄率在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下降。这将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构成巨大挑战。
如果是这样，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中国持续高投资的形成根源。我想，这其中强势政府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可在东亚比较中看出。在东亚，儒家传统的勤俭通常被当作是高储蓄的原因，而高储蓄则形成了高投资。可是，这无疑是说：人的偏好不同造成了经济模式的不同。实际上，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东亚的政府扮演了推动高投资的重要角色。就拿中国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赶超型战略是政府集中资源搞建设的合理理由。而在转轨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则推动了以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为主的投资热情。
总之，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与整个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共同特征，并从这个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我们就应该承认，把投资体制和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归咎于有效需求或消费不足无异于舍本逐末。毕竟，即便是在当前，投资方向仍然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由政府或国有企业选择的，而消费却是私人决定的。经济学一再告诫我们，应该相信的是私人，而不是政府。
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早在1954年，诺贝尔奖得主W.A.刘易斯就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投资的提高。他说：“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还不到4%～5%转变为自愿储蓄达到国民收入12%～15%以上整个过程。”对照现实，这种看法的指导意义似乎已经下降。
潮流早已转向对效率增进型增长模式的论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转变增长方式尤其是投资体制是我们日益紧迫的任务，与这个经济学爱好者讨论后让我更加坚信这一点。这样看来，这次意外的谈论还是富有成效的，虽然我们所做的只是倾听对方的观点，而不是一定要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