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庸医，我容易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信任的坏毛病。别人说好的东西，我偏要看看真的有那么好吗？别人都说坏的东西，我开始努力发现它的好。“庸医”这个词近年来出现频率极高，对其态度是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就心血来潮，想为庸医平反，至少说几句公道话。
电影中黑社会、武夫等靠武力吃饭的人跟人谈判时喜欢标榜自己是“以德服人”，我等书生说话做事只能是“以理服人”。首先在概念上做一下澄清和区分，和“庸医”相关的概念有：好医生、坏医生、合格医生、不合格医生、无良医生、色医生、流氓医生等。这些概念中，好、坏医生是民众对医生在道德上的判断；合格、不合格医生的区分是从从业标准角度讲，有否行医资格或医术是否达到某些硬性指标方面的区分。无良医生、色医生、流氓医生等属于“坏医生”一类，属于道德判断，这和医生合格与否无关。有些医术高超的合格医生可能是“坏医生”，比如手术“索卡要”，检查“手乱摸”等；而有些不合格医生，比如农村有些根本没有行医执照的“赤脚医生”却因热情周到而深受农民欢迎，农民也会把他归入“好医生”一类。而“庸医”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中解释为“医术低劣的医生”。可见，庸医的本意是不合格医生，不涉及道德问题。也就是说，庸医本身并不“坏”，只不过是医疗技术水平不过关罢了（当然，也有无良庸医，虽然更加可恶，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许多媒体的评论混淆了“庸医”和“坏医生”的界限。
合格的“坏医生”大多给患者造成精神损害或物质损失；而“庸医”造成的大多是肉体上的伤害，某种程度上，庸医害人更深。那么如何减少甚至消除庸医呢？
对于那些已经存在的庸医，往往是由于医生职业的准入门槛把关不严、监管不力造成的，这应当追究相关职能及监督部门的责任。不妨换位思考，医生身份同样是庸医赖以谋生、养家糊口的职业，庸医本人一定不想被归入庸医一类，他一定也想医术精湛，受患者爱戴，锦旗鲜花不断，可本身能力有限，换句话说，我根本不是做医生的料，是入错了行，我又能怎样？有人说，改行啊？说得容易，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学医的人至少经历过五、六年的本科，现在大多数又读了硕士或博士学位才行医的，大多接近而立之年的人了，又能改成哪一行呢？其他行业连本专业的人都求职困难呢！因此说，此路不通，庸医如何改造不是我们小民能解决得了的（此问题亦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我们只能从源头上抓起了。那么，庸医的源头在哪里呢？医生的摇篮当然是医学院校！
其实庸医在学校阶段就有苗头的，学医首先要求学生要对医学有兴趣，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还要有能力。笔者认为，医学院校应该保持较高的淘汰率，既是为了学生的将来着想，也是为将来患者生命负责。
医学院校本来每年也都保持着一定的退学率，但大多是因病退学；非病因素不多，非病因素中主要也是家庭经济困难；纯粹因对专业学习无兴趣的占很少一部分。
在这方面，民国时期的做法相对开明，学生只要是对医学不感兴趣，就可以提出退学申请，陈明理由后，多半会被批准。免得日后赶鸭子上架，被迫成为庸医。我这里有一则以前在查阅档案时记录下来的例子，就是一个学生的退学申请书：
民国32年2月10日高等教育司
陈立夫部长
呈为呈请取消公医生事，窃生许升阜，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二年级生，去岁七月蒙钧座赐准为公医生深为感激。
两年以来，生对于习医之兴趣略减，恐不能长继攻读，但为学年所限耐何？惟有暑期之后再做计划，以发展个性为国效力而完成国民之天职，不辜负教育之宗旨，故乘此之时未领取公医生费之际（自批下公医生明文之后，学校未发下公医生款，据云侯教部令等语）办理此举，一则便于进行，再则利于同学申请。因此为节省时间起见，除分别向学校申请转呈之外，特此专呈此文恳请钧座伏察下情，并乞赐示。
谨呈
以史鉴今，我们是否该思考如何应对呢？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中国，医生绝不属于低收入群体。但医生担负着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在老百姓心目中有着与众不同的高尚形象，如果你做了医生，除了必须无条件地遵守职业道德，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外，你还应具备成为合格医生的职业技能。医学院校应该把好第一道关，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对医学无兴趣或者不具备成为医生的潜质的学生及早退学，另寻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学校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职业兴趣、能力考核测试，把“庸医”扼杀在摇篮里。这当然需要医学院校的主管部门给予相应政策上的支持，使医学院校真正成为合格医生的摇篮。
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庸医当属于弱势群体一类，他应该成为被帮助的对象，只要庸医在医德上没问题，公众、媒体及相关主管部门应该做的不是去谴责庸医，而是应该想办法如何让庸医变成合格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