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穆大名叫穆合塔尔·吐逊，维吾尔语为接班人的意思，是我在新疆巴楚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2010年10月13日，我与上海援疆干部一行8人来到巴楚。行李还没来得及整理，就听见有人叫我：“老徐，有人找你！”
来人看起来有50多岁，大脑门、高鼻梁，大大的眼睛泛着蓝绿色的光，跟我平常见的人外貌不一样！后来我才得知，老穆刚40出头，比我还小几岁。
老穆是维吾尔族人，是我所挂职部门的副主任。我所在的部门，有12名工作人员，维吾尔族和汉族同志各占一半。
巴楚县域面积相当于3个多上海市或35个多松江区，而人口只有32万。最远的阿瓦提镇，离巴楚县城有136公里，比从松江到杭州近不了多少。老穆带我下乡，下乡很不容易，到一个边远乡镇开车来回要3个多小时、200多公里，更不要说还要下到交通不便的村子里去调研。在下乡工作中，老穆教会了我最基本的维吾尔语；让我了解了待人接物的民族礼仪；带我游览了巴楚的曲尔盖胡杨岛，见识了千年胡杨王。特别是使我尽快地了解和掌握了当地棉花、小麦等农作物的生产方式，认识了杏、桃和枣等果树。
工作中的老穆特别严肃认真。有一次，为了查处违法开荒的人员，老穆和我在乡间小道上转了3个多小时，终于在一处十分隐蔽的沙漠背后的红柳树林中，发现了一台推土机，正在推倒红柳开垦土地。老穆用我听不懂的维吾尔语对这些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生活中的老穆是个十分健谈的人，天文地理、天南地北、网络用语，都能聊上几句。也难怪，老穆年轻时，在中央民族大学读过几年书，说的一口比我（们）还标准的普通话。老穆去过广州、上海等地。他对上海的印象是“太热了，受不了”，而对我的家乡松江，他会瞪着一双大眼，用十分夸张的语气说：“松江像花园一样，太漂亮了。”
平时聊得最多的，自然是他的一双宝贝女儿。说到他的女儿，老穆一脸的幸福。老穆的大女儿在乌鲁木齐读大学，小女儿在广州念高中。两个女儿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他告诉我，他的两个女儿会说3门语言：维吾尔语、汉语和英语。“可是么”，他最后总会说，“两个丫头，汉语和英语说得很流利，维吾尔语只会说，不会写了！”说着，他会从口袋里拿出小女儿在广州与“小蛮腰”（新广州电视塔）合影的照片让我看。
老穆也是个十分顾家的人。维吾尔族男人一般不做家务，但老穆除外，他做的手抓饭特别好吃！
古尔邦节是维吾尔族等民族的重大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要放假3天。2010年11月17日正值古尔邦节，我与一个办公室的其他汉族同志一起去他家拜年。脱鞋进门，走在绣有艳丽图案的羊毛地毯上，只见桌子上早已堆满馕、巴旦木、红枣等各种有民族特色的好吃的食物。见我们来，老穆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给我们看座，亲自端上水壶，让我们洗了“三道手”（冲洗3次手），然后招呼他那在厨房忙乎的漂亮的波顿（妻子之意）上菜。先上的是烤羊肉、烤鱼，还有烤鸡，然后是热气腾腾的水煮羊肉，还有自做的馄饨等点心。维吾尔族同胞生性豪放，是个无酒不欢的民族，在古尔邦节这样重大的节日，自然少不了酒。饭饱之后，老穆开始为我们斟酒。盛酒的是个50克（当地喝酒以克为量）容量的玻璃杯，满上，端起来，主客一起说“好息”，一干而尽，这样要连干三杯。我不胜酒力，后两杯，老穆帮我，给我这个怕老婆的上海人（当地人，不论汉族还是维吾尔族人都认为，怕老婆是我们这些上海人的第一个标签）只斟了八分满，还直夸我这个来巴楚援疆的上海人，给他“长面子”，“够朋友！”
2010年隆冬的一天早上，闻悉老穆70多岁的父亲故逝，我与办公室的同志一起上门慰问。头上戴着用白布围起来的帽子，腰上扎着白布，老穆满脸憔悴，看起来一下子老了许多。说起父亲的故世，老穆一脸凝重，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来新疆半年多来，家人经常来电询问当地的治安情况，叮嘱我要注意安全。我告诉他们，我在巴楚很安全！有时我想，民族间就应该相互理解、互相融合、和睦相处，在新疆这块美丽、丰饶而又神奇的土地上生儿育女，共同发展，建设美好家园，就如我和老穆结下的深厚友谊一样。
后来，县上干部大调动，老穆被提拔到县上的一个农口单位当支部书记去了，之后我就很少再见到他了。
老穆，我很想念你这个维吾尔族朋友！
（本文发表于2011年10月27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