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来，我们在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农业遗产方面，如古农书的发掘、辑佚、整理、校释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和成就。整理研究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专著和论文更是琳琅满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农业历史卷》可以视为其简明扼要的代表。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对传统农业的冲击也同样加快了。在这种新形势下，迫使我们对于传统农业技术的认识、评价和研究方向，不能停留在原地踏步，需要进行客观、全面的反思，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传统农业技术涉及的面很广，在此就其冲击最大的几个方面，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1）农时问题
现代农业科学的发展使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各种蔬菜，但反季节蔬菜多以大棚栽培为主。由于受到大棚内光照不足、通风不好等因素影响，这些蔬菜成熟后虽相貌好看但营养成分与风味均下降，即中看不中吃。成长周期缩短，化肥和农药的大量施用，采摘过早等因素均导致作物积累营养的时间不足。显然，食物的气和味只有在当令时才能得天地之精气。大棚里出来的菜多是徒有其形而无其质。如夏天的白菜，外表可以，但味道远不如冬天的；冬天的番茄则大多质硬而无味。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
（2）精耕细作问题
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的精华，甚至也可说是传统农业的代名词或同义词。精耕细作的内容非常丰富，择要举例而言，传统农业不论旱地育苗或水田育秧，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技术。像水稻的育秧，南宋陈尃《农书》有“善其根苗”篇，是专讲育秧技术的，从培育壮秧的重要性讲到具体的操作技术如秧田整理，基肥和追肥的种类，灌水、放水的标准等，历来被视为传统育秧技术的经典之作，决非过分。但现今沿海浙闽一带的农村，由于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农村劳力紧张，于是逐渐发展出各种省力的育秧技术，可谓百花齐放，各有千秋。如不用秧田，改用工厂式育秧室秧板育秧，育成的秧苗又有各种方式下秧，除人力插秧外，还有用插秧机插秧，或用“抛秧”，即用手工把秧苗均匀抛入水田里，并进而发明“抛秧机”抛秧，更为省力。这一来，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善其根苗”的技术。古农书如马一龙《农说》上讲解的人工插秧技术如何注意脚步移动，如何保持纵横距离相等（“纵横成列？？尺寸如范。先以一指搪泥，然后以二指嵌苗置其中，则苗根顺而不逆？？”）这些告诫也都失去了指导意义。而每亩的单位产量，因有外源能量投入和品种改良，远远超过传统栽培，也是事实。
传统农业技术中又一重要遗产是各式各样的间作套种和提高复种指数。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各级农业行政部门和农业技术研究部门，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推行耕作制改革，包括间作套种，增加复种指数，被认为是在不增加种粮面积的前提下，继续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有效途径。浙江省地处27°—31°N之间，30年来，通过单季稻改双季稻、间作稻改连作稻，一年一熟改一年两熟，一年两熟改三熟等改制，到1979年时，全省复种指数髙达251，其中水田两熟占水田面积的32.4%，三熟面积占水田的62.48%，其复种指数大大超过南方的省份。各省市通过这方面的实践，都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其中从传统农业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发，理所当然地对传统农业给予很高的评价。间作套种和增加复种指数是以劳动力密集投入为条件的，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农田劳动力日益显得不足，反映到耕作制上，首先便是降低复种指数，改一年两熟为一熟，三熟为两熟，甚至于近城郊的农田出现部分抛荒现象。但因粮食市场的开放和流通，市场粮食的供应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品种多样，价格也保持稳定。这些都是以前难以预料的。
我们一再歌颂传统农业抗旱保墒的技术，却很少研究抗旱保墒农作的形成原因和演变，以及事实上抗旱保墒越来越困难的处境。我们称颂南宋陈旉的“地力常新”观点，却很少分析从南宋以来地力何以不能常新的事实。这不是抗旱保墒技术或地力常新本身有什么差错，而是客观上另有极复杂的制约因素，但它们的重要性都被排除在我们的注意力之外，原因就是它们不能直接“古为今用”。
（3）品种资源问题
中国幅员辽阔，客观上决定了传统农业的特点是地域性强，作物和家畜品种资源富有多样性。在历史上，农业生产并不特别追求单位产量的提高，适应环境条件往往更为重要。譬如丘陵山区地种稻，要考虑稻子成熟时防鸟兽为害的问题，山区农民选育出一种长芒多刺的品种，名“野猪哽”“吊杀鸡”。又有一种名“雀不知”“叶底藏”的品种，稻种躲在叶下，鸟雀类不易发现，可以减少损失。平原水网地区，城镇发达，生活水平较高，农民选育出各种品质优良的品种，有特别适宜于酿酒的糯米，有香味浓郁的米饭品种，有适宜于煮粥、制糕点的品种？？有一种稻秆长而柔软的品种，特别适宜于编制草鞋，同样，有麦秆特别柔软专供编制帽子的，有适宜于搓绳子的稻麦秆，有特别早熟、有非常耐旱，耐碱、耐涝的品种等，凡此，都比单纯追求提高单位产量来得重要。而且这些具有某种特性的品种，往往产量不是很高，即二者不可得兼。而所谓“高产优质”一直是现代育种家追求的目标。
现代化农业的人口只占全人口很小的比重，即少量的农民经营大规模的农田生产，除了机械化、自动化、化学化等以外，要求品种的统一性与之相应配合，才能获取最大的产量。同时，品种的统一性又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接成一条龙，才能占领最大的市场，获得最高的利润。这与小农经济下品种的多样性、自给性，消费的分散性、随意性，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小农生产一旦踏上现代化农业过渡的道路，原有的农家地方品种便开始遭到有步骤、有计划的排斥和淘汰。近50年来，农业科学在动植物育种方面的成就，即是一个不断用新品种取代旧品种的过程。先是从各种地方品种中选择优良的，给予推广，汰除一些低产的品种；其次用培育的新品种，取代优良的地方品种，随着新品种不断推出，原有优良的地方品种也遭到淘汰，最终完成了新品种全面取代地方品种的任务。新品种本身也一直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优胜劣败”的结果，是品种数越来越少，一个品种栽培的面积越来越大，原有的地方品种资源一旦消失，便“黄鹤一去不复返”，于是遗传育种家们迫切地收集世界各地尚未消失的农家品种，建立遗传种质基因厍，以供杂交选择目的基因之需。家畜方面，道理也是一样。通过杂交育种，原有农家品种的多样性消失了，代之以大面积单一化的高产品种，质量迅速下降。年龄较大的人都有同样感觉，即现今的粳米煮成的饭不香、不软，远非过去粳米可比。采用配合饲料，实行密集的机械化、自动化饲养猪、鸡等，把畜禽的生长周期大大缩短，产蛋量和产肉量成倍增长，但人们普遍反映食之乏味。淡水和海水的人工饲养鱼虾类也有类似问题。人工围养的黄鱼，其肉质远非深海黄鱼所能及。
我们可以由此逆推，历史上那么多农家品种，各有各的特色，文献记载如“味好”“味甘美”“粒莹白如水晶”“品最上”“其粒大而圆，味甘美，他邑所无？？其价高于常米十二三。”“酿酒最佳”“其粒小色斑，以三五十粒入他米炊之，芬芳馨美”等，我们可以相信，不会比现在的差。当然，古代品质差的品种也很多，农民还是要种，是因品质差的品种，往往省肥、耐涝、耐旱，产量不一定高，但抗逆性强。这些品种从遗传育种的角度看，都是宝贵的种质基因，到现代消失了多少，也很难估算。
农史研究者不是遗传育种家，以上所举的事实启发我们，对于历史上曾有过的丰富多彩的农家品种资源，遭受到现代化农业的冲击所造成的损失，我们应该用审慎的态度去研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统品种文献的整理、介绍和鉴赏的水平上。
（4）环境保护问题
环境保护不只是现代的问题，古代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古代对环境的破坏通常是局部性的，造成破坏后果的时间较为漫长，短期内不容易觉察，一旦有条件给予休息，还可以恢复旧观（早期的刀耕火种，属于这一类型，故延续的时间最长），但是总的趋势仍然是不可逆转的。我国传统农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环境的影响因地域、时代而不同，表现在：①西北早期的屯田；②黄河流域的开垦；③长江流域的围湖造田；④华中华南山区的畬田、梯田开发；⑤明代玉米引种进山引起的水土破坏。这五方面的综合结果，表现为森林、湖泊面积的缩小和沙漠化及水土流失面的扩大。
自汉武帝在西北实行戍边屯田以来，改牧为农，把关中先进的农业技术、牛耕铁犁引进这一地带，引水灌溉，变牧草地为粮仓，供养更多的军民户口，成功地阻遏了匈奴的屡屡进犯，在牧区扩大农耕地，开发了西北，打通了西域和中国的交通大道，促进了中西文化经济的交流和融合。后来强大的唐朝又一次开发西北，繁荣了西域和中国的交往，在历史上留下了汉唐盛世的美名，令后人追慕景仰不已。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汉唐盛世也只是片段的数百年兴旺而已，其导致的后果却是水源枯竭，沙漠扩大，楼兰古国，如今安在？敦煌原也是青山绿水的环境，如今却黄土飞扬。
黄河流域以其得天独厚的肥沃黄土，原始时期凭木石农具即可开垦，仰韶和龙山文化遍及全流域。进入铁器时代以后，开发的速度加快了，闪烁着灿烂的中华文化之光。回顾追思，我们可以发现，早在先秦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兴修水利，关中地区的郑国渠、六辅渠、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灵轵渠，功效显著，一再受到歌颂，但因黄河流域雨量偏少，气候干化，农耕扩大，这些河渠也只能在一定时期里发挥作用，后世虽然一再整理重修，终于难免一蹶不振。西北方面随着屯田开展的水利工程，寿命更短。黄河流域的气候完全可以种植水稻，但受制于雨水不足及湖泊干缩，历代统治者虽然一再提倡，终于难以发展。
长江流域雨量充沛，自唐宋以后，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人口激增，发展农业所缺的不是水，而是耕地。针对本区湖泊众多的条件，最容易做到的是围湖造田。太湖流域的圩田和洞庭湖流域的垸田，在它们发挥正面作用时，带来粮食丰收，于是有民谣歌颂“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但随着过度的围垦，引起了湖泊蓄水量下降，造成水旱灾害频繁，又因统治者只关心漕运，不惜毁去堰闸，破坏圩田塘浦的系统结构，留下严重的水利失控问题。洞庭湖在19世纪时，面积还在6000平方公里以上，1949年时下降为4350平方公里，1984年2145平方公里，到20世纪90年代只及以前的41%。鄱阳湖近40年来面积缩小20%。整个长江中下游湖泊面积从20世纪50年代的22000平方公里降至1980年的12000平方公里，减少45.5%。
华中（含长江中上游四川）华南的山区，早期盛行畬耕，对水土的破坏较厉害，后来发展梯田，情况有所缓和，但仍属过度开发，从山脚到山顶，层层盘旋而上。“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百级山田带雨耕，驱牛扶犁半空行”的景象，反映出人口压力与自然界的较量，在短期内人力占尽优势。明代中后期玉米、甘薯引入中国，很快传播蔓延开来，取代了低产作物，缓和了粮食紧张。玉米秆和薯茎又是良好饲料，很有利于发展畜牧业、增加田间有机厩肥，贡献很大。但其带来的副作用也十分可忧。尤其是大量无地的游民，纷纷涌向鄂西、川、陕边境山区，汉水流域山区等地，进行垦山种玉米。几十年下来，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县志对此均多有反映：“棚民垦山，深者五至六尺，土松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湮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江西《武宁县志》，1870年）。
传统农业就其本身的“结构”看，几千年下来，形成一个非常节约有效的能量循环系统，取之于农田的人畜粮食和饲料，经过层层消费以后，一切的茎秆残渣垃圾，人畜粪肥，直至水底沉淀的河泥，都被重新返还农田，没有任何外源能量（石油）的投入，成功地保证人口不断增长。但从地球生态结构来看，无非是把原先由森林吸收贮存的太阳能“转让”出来，“支付”给农业。这种“转让”和“支付”的巧妙平衡，也以中国古代人的体会最为深刻。传统农业中有些哲理性很强的思想，如“天人合一”的“三才”思想，保护生态资源的警语，像孟子的“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等，也即“用养结合、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指导方针。简言之，就算是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必须控制在环境自我恢复能力的范围之内，一旦超出这一环境自我负载能力，就会遭受自然界的报复。现在全球都感受到这种报复。现代化的西方工农业已陷于破坏地球生态资源的泥潭，难以自拔。
（5）耕地问题
农业没有也不能创造土壤，土壤是由岩石风化而成，再经过风力、水力的搬运，分布于地表。森林草木生长在这些天然的土壤里，它们死亡以后，枯枝落叶留在地表，年复一年地积累，腐烂，形成腐殖质，形成土壤的肥力。于是微生物越来越滋生，植被越来越繁茂，动物越来越多样化，形成了千丝万缕关系的地球生物链。
土壤的产生过程不是以几百、几千年计，而是至少以若干万年计。浅水沼泽地的植被也经历同样的过程，腐殖质沉没在水底，把它们的浅水排干之后，也可以改成良田。农业虽然不能创造土壤，但是农业通过对土壤的耕作、施肥，起有加速土壤风化和增加土壤肥力的作用。
自然界创造的土壤，加上农业耕作的培肥，才有了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农田。当人们把农田转变成城镇、大城市和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机场、高速公路网络以后，这些原先经过数万年才形成、再经几千年农业耕作不断完善的农田，人们的衣食给源，便一去永不复返了，要知道，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
人们一个很大的误会是认为美国是工业大国，农业人口不满5%，农业不是美国经济的重点。恰恰相反，美国仍是农业大国，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和支持农业。美国的耕地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0%，为18817万公顷（约28亿亩）人均拥有0.8公顷（12亩）。另有永久性草地2.4亿公顷（36亿亩），森林和林地2.65亿公顷（39.75亿亩）。这样优越的条件，真是得天独厚。而在中国，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国家关于18亿亩耕地的红线都很难保住。
美国高科技发展和中国城市化是21世纪世界的两大事件。城市化是现代化必由之路，一批国内学者已经把城市化看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本世纪中国最大的变化特征，不少论者更形象地称21世纪是中国的“城市世纪”。专家预测，到2020年，5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050年，将有75%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无论是一个省、一个区域还是一个国家，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都取决于其城市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省与省、区域与区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表现为它们背后的城市之间的竞争。中国的土地比美国少，人口却是美国的5倍，美国的农产品约五分之一供出口，中国却要每年进口相当数量的粮食。在这种巨大反差之下，继续大力发展高速公路，被摧毁的农业用地不知道将相当于全国多少粮食的种植面积，这是必须全面考虑的。
总之，是时候反省我们现在的做法了，传统的循环农业与现代科技兼顾，发展和保护兼顾也许才是正确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