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墓群与河南商丘芒砀山汉墓群、河北献县汉墓群和广西合浦县汉墓群一道被认为是中国的四大汉墓群，大致来说，它们具有的最大共同点就是“斩山为廊，穿石为藏”，也是说，这些汉墓大多建设在坚硬的山石之间。具体说到江汉墓，它们全都是在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农耕时代，通过人类的耐力、毅力、体力、财力，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劳作，匪夷所思地在原本坚硬如铁的石壁上活生生凿出来的。江所在的三台县属于四川盆地的川东丘陵区，大多是紫红色的沙土丘陵，这种地貌宜于生长稻麦，却缺少建造汉墓的必要条件。但就像上天的特别垂爱，在以江镇为圆心的方圆几公里的丘陵间，隔三差五地挺拔着一些与丘陵迥然不同的山峰，这些山峰几乎清一色由坚硬的岩石构成，而那些向阳的山崖，便成为汉朝先人建设自己死后灵魂栖息之地的首选。
汉朝人是按照自己的现实生活来设想死后的天国情状的，这一点，从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和徐州龟山汉墓的陈设和浮雕就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偏处巴蜀一隅，汉代江人不可能考察过马王堆和龟山这样的皇室墓藏，但他们在设计自己死后的居所时，也英雄所见略同地贯穿了同样的理念——这些汉墓其实就是它们的主人在尘世生活的翻版。金钟山是江镇镇后的一座相对高差不超过200米的小山，半山腰，就是著名的金钟山汉墓。这些汉墓大者上百平方米，小者也有几十平方米，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居然都是古人仅仅依靠铁锤和铁钎，在整座山上硬敲出来的。那些已经有两千年历史的铁钎在岩石上留下的痕迹不容置疑地告诉我们：它们的确是手工的产物。要敲出这样一座墓室，乐观地估算，至少也得10个农夫耗上几年乃至十几年的工夫。至于那些面积超大，“装修”超豪华的家族墓室，没有三五十年的工夫恐怕没法完成，而这三五十年的运作，还需要大量的财富作支撑。可以想象，为了建造这样一座墓室，一个地连阡陌、牛羊成群的地主，很可能最后只能走向破落甚至破产，但在汉朝人看来，尽管如此，他的人生仍然是成功的，他的生命仍然是幸福的。
走进这排汉墓，差不多也就走进了汉代四川的田园生活：进门一般有一条拾级而上的通道，左侧是厨房，依着山石雕刻的灶台、水缸和储物柜看上去与今天川中农家并无二致，时光仿佛在此凝固了两千年；右边往往有高大的粮仓，显示着主人对于丰收的渴望或夸耀，只不过，这些粮仓都具体而微，乃是用象征手法表达的。进去是客厅，宽大的客厅空无一物。汉朝时，桌椅之类的东西还没有进入我们祖先的生活，祖先们都是席地而坐，面前仅设一张小几；也许这里原本设置有席子和小几，但年代久远，竹制的席子和木制的小几不可能抵挡住两千多年的腐朽与侵蚀，它们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了石质的器物在诉说一个真理：唯有坚硬的事物，才能在与时间的拔河中获得更为长久的胜利。客厅往前，右边的偏房估计是先人设想过的卧室，它具有和现代人的卧室同样完好的私密性；与卧室相对的则是墓室正厅，一副石柜已经有些残破了，但显然不是漫长的时间给它打上的烙印，而是不知哪个时代的盗墓者所为。残破的石棺显眼地摆放在石室里，墓穴顶上只挂着一盏极其昏黄的白炽灯，它那微弱的光茫被悄无人声的四壁所吞没，风从邻近的墓穴吹过来，风吹影动，让人极其疑心，只要转过墓室的过道，就会有一位峨冠博带的汉代先人满面微笑地走过来打拱问安……
汉代画像砖是常见的文物，这些曾在两千年前承载了先人居所的物质，它们厚重牢固，砖面的图画，不论人物还是草木虫鱼，造型均大气质朴，反映了汉民族少年时期那种执著的天真与烂漫。在江汉墓，这种天真烂漫再一次呈现在眼前，但这一次不是画像砖，而是墓室里精美的浮雕。
从目前已发掘的江汉墓来看，每一座汉墓都无一例外地刻画着浮雕，或者说，浮雕原本就是江汉墓的一道重要标记——一个相映成趣的佐证是，金钟山一号墓室中的一幅狗咬耗子图，已被选为江汉墓的标志。这些出自20个世纪前当地工匠的作品，与全国其他汉墓，哪怕是王公贵族墓室中的浮雕相比，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更有它的独特之处，那就是它们几乎都以当时江的农村生活为题材。举凡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狗、马、牛、羊、猪、鸡、猫等，都可以在石壁上找到它们生动亲切的影子，至于人类的各种劳作或是娱乐的场景，则表现得更为淋漓——腾空的舞蹈者、托腮的思想者、执板的说唱者、舂米的劳动者，全都是那些不知名的工匠们的取材对象。
所有浮雕中，最有趣或者说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处，一处是前面说及的金钟山一号墓室的狗咬耗子图。狗咬耗子本是川人的一句俚语，意谓多管闲事，但据当地老者讲，狗咬耗子并不是多管闲事，汉人把它作为浮雕内容刻画于墓室，也不是随意之举，而是别有深意藏焉：原来，十二生肖中，狗属土，耗子属水，狗拿了耗子，相当于土镇住了水，而墓室的主人最怕的就是百年之后自己的“家”被水浸漫，有土狗镇住水鼠，“家”不就安然无恙了吗！另一处是紫荆湾汉墓中的波斯人像。在紫荆湾的一处墓室石壁上，一个人曲着身子在使劲地舂米，舂米的图案其他汉墓也有，但这个舂米人的长相、打扮却与众不同，显然非我族类，仔细辨别，只见他长发披肩，高鼻阔嘴，隐约有西方人的迹象，当地人便把它叫做波斯人。至于它到底是否真是波斯人，还需要专家的权威论断。不过，这样一个显非本地人的形象出现在墓室里，它说明，尽管江深藏于四川盆地的万千座丘陵和低山中，交通至今依然不便，但历史上它曾有过相当的辉煌，它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要比我们想象的密切得多。
江汉墓建设的时间早晚不一，大体绵延于两汉400年间。作为一个偏远小镇，当地人如何能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建设起如此数量众多、规模宏大的墓穴呢？打开史书，答案似乎就在眼前：与今天的江只是三台县一个无足轻重的落后小乡镇不同，历史上的江有过自己的显赫与光荣。国灭亡后，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分置郡县，在今天的三台和中江一带设置县，江即为县治所在地；三国时，蜀汉建兴二年（224年）分广汉郡建立东广汉郡，江升级为东广汉郡郡治所在地；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做了1000多年县城和郡城的江才结束了它历代的辉煌，由于县治迁往今天的三台县城，江从此成为一个不起眼的边远小镇。
作为县城固然给江带来了繁荣和兴旺，但更为重要的是，也是在两汉时期，江一带埋藏于地下的井盐开始了大面积的开采，在古代中国，盐业的开采和经营是富可敌国的暴利行业。可以想象，正是江地下源源不断的井盐，给这座镇子带来了巨额财富，那些经营盐业的商人，也才有了雄厚的财力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家族修建一座超豪华的墓穴。两汉以后，川中井盐开采中心由江往南边的今天大英县一带迁移，江风光不再，多年以后，当井盐开采完全退出江的经济舞台，这座小镇除了汉代留下的上万座古墓，它和周边的其他乡镇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今天的江古风犹存，一条盲肠似的小街宽不过3米，两边都是努力伸向街心的明清风格的小青瓦民居，宽阔的屋檐形成了两条长长的走廊，每逢赶集，走廊就是最好的集市，其他的日子，街坊邻居们便在走廊里做家务，打长牌，说闲话。镇上曾经有过10多座寺庙，如今残存的还有王爷庙、黑神庙和土地庙，王爷庙是祭祀江神的场所，它表明在不远的时代，如今已长满水葫芦的江和锦江还是繁忙的运输通道。王爷庙里有一座戏台，精美的木雕上布满铁丝般的蛛网，戏台下，一株黄桷树遮天盖日，一群中老年妇女在黄桷树和戏台的阴影里，就着一台吱吱作响的录音机播出的老歌在一板一眼地练习健美操。
走在老街上，回想起漫山遍野的汉墓，脑海里突然想起几句戏文，那是几句秦腔，要用声嘶力竭的吼，才能道出其中的苍凉和抑郁：
王彦章打马上北坡，
新坟更比老坟多。
新坟里躺的是唐高祖，
老坟里睡的是汉萧何。
青龙背上埋韩信，
五丈原上葬诸葛……
湖州：丝绸之路零公里
4700年前的丝绸
江南地区习惯把湖泊称为荡、浜、漾。在水网密布、河汊交织的江南，仅有两三平方公里的钱山漾是其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角色——如果不是上世纪50年代那场考古发现的话。
透过玻璃，我看到面前的展示柜里，静静地放着3个小盘子。盘子里的东西，全都黑黑的，其中两个像一团乱麻，另一个则像被风吹干吹皱了的树皮。假如不是事先被告知，我绝对不会想到这看上去其貌不扬，甚至有点脏兮兮的东西，竟然是丝线、丝带和丝绸。根据我的日常经验，丝线总是和洁白联系在一起，丝绸总是和绚丽联系在一起，它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粗糙不堪呢？然而，要是告诉你，这些丝线和丝绸来自新石器晚期，已经足足在地下埋葬了4700载的光阴才重见天日，你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它们不像现实生活中的丝绸那样美轮美奂。
这些穿越时光而来的人类文明早期的丝绸，它的发掘地就是我行走浙江寻访蚕桑的第一站——那个叫钱山漾的小地方，坐落在浙江省湖州市东南约七公里处。仿佛是为展示柜里的远古丝绸作证，4700年后的钱山漾一带依旧桑园密布，桑树成林。时间已是农历十月初，一年里的最后一季蚕儿基本都在两三天前上簇吐丝，微波荡漾的钱山漾四周的桑树上，还残留着稀稀拉拉的没有采尽的桑叶，甚至就在刻画有“钱山漾遗址”字样的石碑后面几步远的地方，都是桑树们经秋犹绿的身影。仔细辨认，这些桑树应该是一种叫做湖桑的优良品种——在我老家四川南部，也有栽桑养蚕的传统。我记得小时候，那里就曾引进过这种湖桑。其实，不仅钱山漾周遭举目就能看到桑树们低矮壮实的身影，在我后来的采访途中，整个湖州乃至杭嘉湖平原，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湖泊，而河流和湖泊分割的原野上，总会有成片的桑园固执地点缀其间。
钱山漾出土的那些看上去很不起眼的远古丝绸，是一份无言的证词，证明了丝绸这种最中国的东西，发源地就在浙江，就在湖州——至少截至目前，还没有考古实证能够推翻这一结论。在湖州市区一个叫骆驼桥堍的地方，非常显眼地挺立着一组金属铸成的骆驼雕像。湖州乃水乡泽国，似乎与骆驼八竿子打不着，为什么要把沙漠之舟的形象作为自己的标志？对此，湖州人给出的说法是，湖州是中国丝绸的发祥地，那么它也理所当然是丝绸之路的零公里。
天赐的好礼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人所皆知的谚语，据考证起源于南宋。也就是说，作为中国精耕细作农业的高产区，苏州和湖州是当之无愧的鱼米之乡。穿行在湖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有一种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那就是与北方的平原相比，杭嘉湖平原色彩温润而丰富。北方的平原一望无际，多半是单一的灰色和单一的地表，而杭嘉湖平原却有着众多碧绿青翠的植被，以及大大小小的河流和湖泊，弥漫着一种丰沛的泽国气息。即便是对农业生产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也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片肥沃的、插根筷子也会发芽的土地。
栽桑养蚕是传统农业的重要分支，也是历朝历代颇为重视的大事。在古老的象形文字里，“蚕”字由“天”字和“虫”字组成，造字的先贤意在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们：“蚕”是从天而降的虫，蚕吐出的丝，无疑是天赐的好礼。在宜于农桑的杭嘉湖平原，对蚕桑的重视更是无以复加：春秋时期，吴越争霸，战败后的越国励精图治，其中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示民以耕桑”。越王勾践率先垂范，“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并以生产出的大量优质丝绸和诸侯结好，以达到绝地图存的目的。人所共知的美女西施，就曾“采桑育蚕，浣纱织锦，浴帛于溪”。三国时期，吴主孙权为了保护农桑，特别下命令，凡是农桑繁忙时节，政府官员一律不得“役事扰民”，否则“举正以闻”。到了南北朝，杭嘉湖平原的农民在地边塘角种植桑树已蔚然成风，所产桑苗，因产叶量高而远销长江以北地区。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湖州一带的农民掌握了选择蚕房，调控养蚕温度湿度，给桑、蚕座和产簇等技术，并知道蚕种的优劣对蚕的生长状况及成茧水平有着重要影响，从而摸索出了用盐水为蚕种消毒的新方法。
当时，欧洲正值查士丁尼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由于中国政府只许丝绸出口而严禁蚕种输出，欧洲人一度以为丝绸是从树上长出来的。那时，商人们经由波斯，将丝绸万里迢迢地运到东罗马帝国和西欧。这些费尽周折才到达目的地的丝绸，其价格远超黄金，是当时欧洲最惹人垂涎的奢侈品。王室成员结婚，贵族们要是能送上一方丝绸手绢，就已是令人咂舌的厚礼了。此后，查士丁尼一世派出两位印度籍僧侣前往中国，在江南一带虚心向农民学习养蚕和缫丝，并在掌握技术后，将一些蚕种藏在竹制的手杖里带回欧洲。从此，欧洲人也学会了养蚕缫丝。这是公元552年的事情，其时，距钱山漾的先民熟练地制作丝绸，已经晚了整整30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