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由于政府迁都临安（今杭州），江南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开发，而湖州的蚕桑，也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就是在这时候，蚕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分支，一部分农民完全以养蚕缫丝为生。南宋初年的一本《农书》，其作者为专门经营蚕桑的民户算了一笔账：“（湖州安吉人）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二十斤，每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易米一硕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同时期的另一部志书则称：“（吴兴）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育蚕有数百箔，兼工机织。”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栽桑养蚕和缫丝织绢，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农户的生存方式，并且，与种植粮食的农民相比，蚕农收入更高，生活也更有保障。
湖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蚕桑，常常和一个词语分不开，那就是桑基鱼塘。在湖州下辖的菱湖，我看到了这一据说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传统。站在公路边的一栋楼房的平台上，举目眺望，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片壮观景象：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池塘被一排排整齐的桑树分割，桑树青翠的影子投进鱼塘里，微风吹过，水波荡漾，水底的影子便像一张张被拉扯着的纸，慢慢地皱了。稍远些的地方，两条水量丰沛的河流静静交汇，流向天际。简单地说，桑基鱼塘是水乡农民因地制宜的天才创造——江南水乡除了河流众多外，还密如繁星地分布着难以计数的湖泊池沼，这些湖泊池沼是养鱼的理想之地。将湖泊池沼分割开的塘基，虽然无法用来种植水稻或小麦，却适宜桑树生长。这样，很多年以来，水乡地区便形成了塘基栽桑、塘内养鱼的独特生态形式。“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桑”，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
和孚漾是一个比钱山漾更大的湖。荻港这个典型的水乡古村，就坐落在和孚漾畔。大运河及其支流从村边流过，将这个有1000多户人家的村落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大运河一边是村落，另一边是属于这个村庄的桑基鱼塘。60多岁的章大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据他介绍，他们家养蚕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他爷爷的爷爷那辈。他告诉我，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分有一块鱼塘。鱼塘养鱼，塘基栽桑，养鱼和养蚕就是这个村庄最主要的，甚至也是唯一的生产方式。在章大伯家门前的小河湾里，泊着几条小船。章大伯指着小船说，采桑的时候，他就会划着小船到距家大约有两三里地的塘基上采桑。据章大伯回忆，他们村里栽桑养蚕最红火的时期应该是80年代。而现在，年轻一代都进城打工了，只有像他这种“进城没人要，自己也不想进城”的老年人还留守村里，从事着养鱼养蚕兼养老的工作。与西部农村的繁重体力劳动相比，江南的养鱼养蚕确实是一种相对轻松的劳作。在安吉采访时，当地人告诉我今年的最后一季蚕已经上茧，但在章大伯家里，我意外地看到了还没有吐丝的秋蚕。这些蚕马上就要上簇了，章大伯的小院摆放着洗刷干净的草编蚕簇。章大伯说，只要这两天忙过，再把这最后一季蚕茧卖掉，今年的劳动就算结束了。一直要等上好几个月，直到河对岸的桑树在春雨里长出又宽又肥的桑叶，那时，就该养春蚕了。
辑里丝创造的奇迹
瓷器和丝绸被国际上公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国的物产，在栽桑养蚕进入西方世界之前，丝绸是极其贵重的奢侈品，但在中国，家境稍微好些的人家，都能置办一身丝绸衣物，或是一床丝绸被子。这种对丝绸的普遍需求，既使有着养蚕缫丝传统的湖州成为近代中国最兴盛繁荣的富庶之地，也使产自湖州的湖丝名播天下，成为中国丝绸的最高水准的代表。
湖丝中名气最大，或者说堪为湖丝乃至整个浙江丝代表的，当推辑里丝。辑里丝这个名字，源自一个叫辑里村的小地方。辑里村属于湖州南浔镇，因它距南浔和马腰都是七里路，因而得名七里村，后来改名辑里村。明朝文献记载：“湖丝唯七里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识，用织帽缎，紫光可鉴。”辑里村看上去和江南水乡的村落并没什么两样，一条叫雪荡河的小河缠绕着小村流过，村落之外，到处都是湖州随处可见的鱼塘和桑园。
辑里丝之所以在众多蚕丝中一枝独秀，和当地的自然环境，以及当地人的苦苦摸索密不可分：首先，辑里村坐落在水乡深处，缫丝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众所周知，缫丝过程中需要用大量的水，“用清水，勤换水”是缫出上等生丝的不二法门，而雪荡河在穿珠湾附近分流到七里村时，曲曲折折的河道有如天然的澄清过程，河水清澈如镜，透明度在90%以上。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编撰的《南浔镇志》对此明确指出：“雪荡、穿珠湾，俱在镇南近辑里村，水甚清，取以缫丝，光泽可爱。”其次，早在明朝时期，辑里村人就率先培育出优良的蚕种——莲心种，该蚕种因其所产蚕茧小如莲实而得名，用这种蚕茧缫出的丝韧性好，光洁度高。第三，仍然是在明朝，辑里村人改进了缫丝工艺和操作技术，将缫丝车由单绪手摇改为三绪脚摇，在缫丝工艺上注重细和匀，从而使辑里丝以“细、圆、匀、坚、白、净、柔、韧”的特点而声名远播。在南浔镇史馆，我看到一个将辑里丝和其他丝作对比的有趣场景：一个木制支架两端，系着一根细如头发的蚕丝，蚕丝中间，穿有一串铜钱。旁边的解说文字是：辑里丝可比其他地区丝多挂两枚铜钱。一根蚕丝就可多挂两枚铜钱，那么由千万根丝织成的绸缎，其韧性的出类拔萃，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南浔镇史馆，我还看到一件被称为镇馆之宝的东西，那是清末民初产自南浔的一束辑里丝。100年的光阴过去了，可看上去它就像刚从缫丝作坊里拿出来一样，光滑，洁白，在淡淡的灯光下闪烁着一种优雅的微光。
辑里所在的南浔镇，明朝初年还居民甚稀，到明末已是“市廛云屯栉比，周遭四讫自东栅至西栅，三里而遥”。推动这个水乡古镇发展得如此迅猛的原动力，就是声名远播的辑里丝。明朝末年，南浔出了温体仁等三个位极人臣的大学士，他们都向当朝权贵极力推荐辑里丝，于是，辑里丝进入宫廷，被指定为龙袍用料。到了清朝雍正年间，皇室所用的龙袍凤衣，明文规定必须以辑里丝为原料。当时，处于工业革命中的欧洲，纺织业大盛，对中国的蚕丝——尤其是优质的辑里丝——需求十分旺盛，但闭关锁国的清朝却对蚕丝的出口有着严格控制。为了巨额利润，一些商人不惜冒险走私，从湖州驶往外海的走私船，货仓上面堆放着咸菜之类的土产品，下面却是洁白如雪的辑里丝。五口通商后，外商在上海设立丝栈收购辑里丝，在19世纪中叶的20年间，上海的出口商品90%是蚕丝，而蚕丝的90%是辑里丝。
19世纪60年代，华洋杂处的上海是全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一家叫《上海新报》的媒体，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新鲜事物。那时，报纸上每天都有辑里丝的报价。辑里丝的价格如同今天的股票一样随着市场行情不断变化，而那些靠辑里丝吃饭的大大小小的商人，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花两个铜板买一份《上海新报》，为辑里丝的价格波动或喜或忧。就连万里之外的伦敦，也有一个湖丝交易所。在电报没有开通前，欧洲对湖丝的需求信息都是通过邮轮送到上海。可以说，19世纪中后期的几十年里，辑里丝就是一根牵动全世界神经的神奇丝线。在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来自南浔的辑里丝获得金奖。南浔镇史馆展厅里，有当年参展的实景还原：一束束光洁可鉴的生丝被挽成麻花状，盛放在用黄绸包装的盒子里，与其说它们是生产资料，不如说更像美丽可观的艺术品。
辑里丝走红世界，给它的经营者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栽桑养蚕，虽然大多数百姓不至于一夜暴富，但在“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的盛况下，那里的农民更容易地解决了温饱。早在南宋时，李心传就曾经说：“南林（南浔原名－引者注）一聚落耳，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至于那些开设茧行、缫丝厂或绸厂的老板，一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民国时刘大均的《吴兴农村经济》中指称：“湖州一带，蚕丝贸易既为南浔人士所专营，于是各地财富，几尽集于南浔”，“南浔以丝商起家者，其家财之大小，一随资本之多寡及经手人关系之亲疏以为断。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较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也。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三十万以上，不过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在这些巨富中，号称江南首富的刘家，其资产竟高达白银两千万两以上。一个没有经过确认的说法是，清朝末年，南浔丝商们的财富总和，相当于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当我徜徉在一百年前那些富可敌国的丝商们留下的豪宅里，那份至今尚存的气派和优雅，传递出的正是一个消失了的黄金时代，我似乎能从游动的空气中，慢慢嗅出当年的奢华、富足和自信。
中国有栽桑养蚕传统的地区很多，浙江或湖州都只是其中的一个，但像湖州的辑里丝那样将这一产业做到了极致的，却难寻觅到第二个。更为可贵的是，蚕桑带来的经济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文化发展。章大伯家所在的那个叫荻港的古村，一个不过几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明清以降，竟然出过2个状元和50个进士。表面看，桑基鱼塘或纺织工厂，都只是经济欣欣向荣的表征；殊不知，就在这种表征之下，却是一种文化的强势崛起。
在南浔西南的善琏镇，平畴之中突然矗立出一座孤山。这座山叫含山，虽然相对高度不过百来米，但在湖州名气极大。很多年以来，当地人都有在清明节那天到含山轧蚕花的习俗——当地人相信，在这个细雨飘飞的季节，掌管蚕事的蚕花娘娘会化身蚕妇走遍含山，并留下蚕花喜气，每一个上含山的人都能把喜气带回家。而带回了喜气的人将在这一年里，蚕事顺利，蚕茧丰收。这个起源于数百年前的古老习俗，至今依旧人脉不减。尽管时至今日，不论湖州蚕桑还是辑里湖丝，都已风光不再，但作为一种深深根植于南浔人、湖州人、浙江人血脉中的古老传统，对蚕桑和丝绸的尊崇，其实也是对那些逝去时光的敬畏。
蜀道：那条深入四川血脉的路
埋伏于历史深处的隐秘之路
在全中国的省级行政区中，曾经出现地方割据政权次数最多的，无疑当数偏处西南的四川。从先秦时代的古蜀国开始，2000年间，这里先后以成都为首都建立过公孙述的成家，刘备的蜀汉，李雄的成汉，王建的前蜀和孟知祥的后蜀等几个小王国。这些小王国之所以能与中原的中央王朝或其他更为强大的政权平起平坐，偏安一方，是由四川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四川盆地将近20万平方公里，且是沃野千里，物产富饶的天府之国，它为先后存在的那些小王国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其次，更重要者则在于，四川盆地四面均是如同铁璧合围的山地，使得四川犹如一个巨型的、可以自给自足的城堡：四川西部是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东南缘，北部是大巴山、米苍山，外围则是横断中国南北的秦岭，东部是巫山，东南部是大娄山，南部是大小凉山以及云贵高原。可以说，在全中国的所有省级行政区中，从地缘政治上讲，四川是一个最为特立独行的存在。
但是，无论群山的阻隔有多么闭塞，交流始终才是人间正道。因此，千百年来，四川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除了通过三峡再从湖北境内转向陆路外——其实，在只有帆船的古代，放舟三峡是充满危险与变数的旅行；更多的，是那些如同草蛇灰线一样穿越了横亘于四川和陕西之间的千山万壑的古道。人们把这些古道统称为蜀道。
蜀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蜀道，一般是指从成都出发，经过广汉、德阳、梓潼，翻越大小剑山，经广元棋盘关出川，在陕西勉县境内跨过褒河并沿褒河过石门，越秦岭，出斜谷，此后直通西安的全长约1000余公里的古道。目前尚通行的108国道的许多路段，正是沿着狭义的蜀道在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不屈不挠地延伸。广义的蜀道则包括了名称各不相同的几条古道，它们其实是沟通四川与陕西的不同区域的古道，其中穿越秦岭的有4条：即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穿越大巴山的有3条：即荔枝道、米仓道、金牛道。
今天的子午道全线均在陕西境内。它是几条蜀道中修建时间较早的一条，早在先秦时期就初具雏形。秦末，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时，就是沿着这条路从咸阳到达封地汉中。三国时，魏国和蜀国之间的战争，大多就发生在这条路周边。子午道因穿行于长安县的子午谷而得名。它北起长安（即西安），翻越秦岭主脊抵宁陕县，此后再经石泉县，过子午河入洋县，越城固后到达终点汉中。历史上，汉中曾长时期属于四川。
荔枝道的得名是因为唐朝时“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荔枝，就是通过这条古道由四川运往长安的。荔枝道的主要经行线路由四川通江一带翻越米仓山后进入陕西镇巴，经西乡和宁陕后抵达长安。显然，这条古蜀道连接的不是长安和成都，而是长安和川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