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月港以及泉州港和福州港相比，厦门港的优势一目了然：它位于九龙江真正的出海口，江海相连，水深达20米，港口有鼓浪屿等一系列小岛做屏障，因此这里不仅航道不会淤积，而且避风条件良好。此外，由于九龙江的存在，厦门港所联系的经济腹地十分广阔。至于地理位置，按古人的说法，它“据海疆扼要，北连二浙，南按百粤，东望澎湖、台湾，外通九夷八蛮”。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宿命式地前定了厦门是不可多得的海上巨港，通往未来的航程，注定要从这样的港口起程。
四大港中，厦门港是名副其实的小弟弟。当其他三个兄长都已各擅繁华几百甚至上千年，厦门港才迈出第一步：如前所说，最初，它是作为月港的外港和关卡而存在的。清初，郑成功还没攻克台湾时，曾以厦门为基地，改名思明洲，厦门港于是跃升为与日本、吕宋、暹罗、交趾等国通商的重要对外贸易港。
康熙二十三年，即公元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厦门设立闽海关，厦门从此成为我国对外交通贸易的四大港之一。同时，在1684年至1784年共100年的时间里，厦门是与台湾对渡的唯一港口，两岸贸易必须通过厦门来实现，这种难得的机遇，使厦门独领风骚。
厦门与台湾虽然只有一水之隔，但两地的物产和生活生产需求品却有很大程度的互补，当时，厦门来往于台湾的商船有1000多艘，每日穿梭于台湾海峡。当时的记载是：“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到18世纪末，厦门港有洋行8家，大小商行30余家，洋船和商船上千只。五口通商开埠之际，厦门已有人口20万，和当时的上海不相上下。航运的发展也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土、木、金、铜、铁诸工率自外来，船工大盛，安其业者，多移居焉”，厦门港“大小帆樯之集凑，远近贸易之都会也”，“据十闽之要会，通九译之番邦”。历史记载表明，在厦门200多年的兴盛期间，商船从台湾运来的是大米、食糖、食油和花生；从上海和宁波运来的是棉布、粉丝、皮毛和毡帽；从福州运来的是圆材和柑橘；从广州运来的是布料、羽纱、鞋和精工制品；从更远的南洋各地运来的则是海参、巴西杂木和一种用来制作桅杆与锚的硬木。厦门出口的是茶叶、砖头、伞、陶器、铁质厨房用具，以及精美的神像。厦门港的地理优势和郑氏家族与日本、台湾及东南亚各国的渊源，都加速了厦门港的贸易量跃居福建首位，其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则略低于广州，排名第二。在远东地区，厦门港的经济辐射能力远居于同时期的东京港、大阪港和马尼拉港之上，是名副其实的远东地区航运中心。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海道针经》和《指南正法》，在记载中国沿海与海外各港口的航路时，已经不再像宋元时那样以泉州为圆点，而是以厦门或厦门港内的望山为起始。这个细节说明，厦门港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它继泉州港之后，成为又一个中国海上“零公里”。
1841年，当伯纳德乘坐“复仇女神号”来到厦门时，他对厦门的印象是：“海湾内及厦门城的景色十分美丽，当地多山，几条大河流入海湾，与内地交往便利。港口之优良超过了英国官兵的想象……其居民勤奋聪明，他们以移民和殖民倾向以及喜欢做生意而知名，他们是台湾岛的主要移民，该岛与厦门隔海相望，沿岸绵延近200英里，同时他们大量移民到更远的海岛，甚至外国，例如爪哇、新加坡、马尼拉。”另一个叫阿隆的英国画家则惊叹：“从鼓浪屿高处看，简直不能想象还有比这个港口更宜人更美丽和更生动的景色了。深深的海峡，云集的船只，就在我们的脚下，狭窄的岬角，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郊区，除了一个大岛鼓浪屿阻截风浪，并在两侧各留下一条进入幽静海湾的通道外，还有几个岩石小岛点缀着从海上通往河流的水路。”
但是，和福州几乎如出一辙，在200多年的兴盛后，厦门也有过一段上百年的没落。其原因，也和海上航线的变迁有关。只不过，与福州相比，厦门的没落要缓一些，慢一些。1881年，厦门对外贸易总值仍有5063762海关两，但当初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甚至还要落后一些的上海，早在12年前就已达到了48856574海关两。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茶叶出口主要港口这一地位的逐步丧失，厦门更加衰落。此时，厦门的进口货物几乎全是为了满足本地需求，对外贸易功能基本丧失，沦为了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1936年，厦门人口25万，与8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增长。
厦门港迎来又一次黄金时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厦门港是大陆与台湾之间最近的大港，两岸交流的活跃，为厦门港提供了华丽转身的大舞台。2006年1月，原分属厦门、漳州、招商局漳州开发区管辖的厦门湾内的8个港区实现合并，整合成新的厦门港。在2006年和2007年中国港口综合实力排名中，厦门港都雄踞前十强；在国际港口综合实力排名中，则由2004年的26位上升到22位。
凡到过厦门的人，无不被这座海滨城市的美丽所倾倒，而乘坐游船的游人都会看到一个叫做厦门国际邮轮中心的码头。它既是厦门港的一部分，也是厦门港的华彩段落：停靠在这里的是美轮美奂的国际邮轮。作为中国内地最早接待国际邮轮的港口，厦门是第一个拥有定期国际邮轮航班的城市。世界邮轮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后，以每年8%的平均速度快速增长，统计数据表明，它能以1∶40以上的高比例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共同发展。自20世纪末期以降，厦门港接待国际邮轮游客量连续几年居中国内地首位。为此，厦门建设了一个能接待目前世界最大邮轮的码头：厦金客运码头，并提出了打造世界邮轮母港的目标。
快艇渐渐驶向大海深处，从厦门湾外回望厦门港，一侧，是清朝时厦门与台湾对渡的老码头，一些小渔船正在作业；另一侧，是停泊着巨轮的集装箱码头，高大的龙门吊伸出长长的巨臂，下面是堆放得一望无际的集装箱；稍远处的海面上，一艘艘大型商船往来如梭。在厦门港，历史与现实就这么神奇地不期而遇了。在昨天即将消失的地方，未来的身影飘然而至，就像鲜活的生命一样，历史也遵循着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
江，生者对死者的访问
深秋时节，四川盆地依然绿肥红瘦，青碧得与夏天没多大的区别。只是太阳已经变得高远而温和，像逢年过节时古镇屋檐下高挂的红灯笼。夕晖匝地时，三台县江镇农民赵火贵还在自家地里忙碌。农历十月是收获红苕的农忙时节，赵火贵带着妻儿老小已经劳作好几天了。从赵火贵所在的位置望过去，江和锦江两条虽不宽阔却水量丰沛的小河在前面不远处合汇，从风水的角度说，这种两水合抱之地都是上风上水，宜于人居——事实正是如此，在两水的怀抱中，安卧着赵火贵再熟悉不过的江镇。赵火贵幽默地把江镇叫做农民街，意思是街上的居民里，有不少是像他这样需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一亩三分地里刨食的农民。赵火贵停下来歇气抽烟时，夕阳已经下山了，一天的劳动就要结束了，赵火贵的妻子把收割的红苕藤往苕地尽头的一个洞穴搬去——在距赵火贵二十来米远的山崖上，十来个洞穴像十来张用力撑开的大嘴，他家的红苕藤就摆放在其中一座洞穴门口——它们需要放在这个向阳的山坡，让秋天的太阳仔细地晒，以便去掉水分，作为家里那几头猪过冬的饲料。
对这些暂时充当了饲料加工场的洞穴，赵火贵熟视无睹。他童年时，那些洞穴——除了自家地里这几个外，周围其他山上，到处都有这样的洞穴密如蜂房——曾经是他和伙伴们捉迷藏的好去处。他还记得，以前住房紧张时，父亲还把一座相对干燥的洞穴半封了门，用做自家储藏红苕的库房。赵火贵还知道，早在他的爷爷乃至爷爷的爷爷童年时，这些洞穴就已经存在很久了。赵火贵听人讲过，这些洞穴叫做汉墓，是汉朝人留下来的，只是，汉朝到底有多遥远，赵火贵弄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对他来说，赶在秋雨之前尽早把红苕收回家才是最要紧的事。更何况，这些汉朝人的墓穴，还可物尽其用地充当他的饲料加工场呢。
有关江古镇和江汉墓，更为遥远的历史其实还不是从令赵火贵迷茫的汉朝开始的，更为遥远的历史早在汉朝以前好几百年就拉开了幕布。那是春秋晚期，地方史志和私家笔记的只言片语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生动而记忆深刻的场景：那是一个霜风吹拂的早晨，一支拖儿带女的队伍在远古时代的四川盆地腹心踽踽前行，这支队伍的成员面有菜色，在日渐寒冷的秋风中瑟瑟发抖，他们像这样风餐露宿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史料说，他们是从云南迁徙而来的，至于为什么要作如此长途的迁徙，最大的可能是为了躲避战乱或仇家的灭绝性屠杀。总而言之，当他们走到今天的江境内时，他们眼前为之一亮：清澈的江和锦江缓缓流过，几座拔地而起的山峰虽然不高，但因地处丘陵之中，倒也算得壁立千仞，更为重要的是，肥美的土地再不是他们在云南时所见到的那种贫瘠的红土。就是这里了吧——多年以后，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出，那位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部落首领一定这么如释重负地嘀咕了一句。
这群面目模糊的来自云南的古人从此成了江下游的原住民，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托物产丰饶的紫色土之福，这里高产量的土地和浅表下就可采集到的盐卤为他们提供了生生不息的物质保证——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那就是业已消失于古书中的国。
关于国的情况，记述古代西南地区地理和历史最为权威的《华阳国志》说：“县有山原田，富国盐井，濮出好枣，特好入贡。”这几句简单的记载说明了两个史实：其一，国物产丰富，是一个富庶之地；其二，由于地处蜀国和巴国两大强邻之间，弱小的国只能以不间断的入贡来换取和平。但这样的入贡并没能长久地保证这个蕞尔小国的安全，它最终仍然被蜀国吞并，而蜀国，也被比它更强势的秦国吞并。
在今天的古镇上，像赵火贵这样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会背诵当地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人的几句诗，道是：“天台鼓楼镇双龙，二狮抬头望金钟。九龙上水朝汉阙，烛影摇红五庙宫。”所谓天台、鼓楼、双龙、二狮和金钟，都是古镇周边的几座山，据说，这几座山中的那座叫天台的小山，就是曾经的国王城。
作为一个辖地不过几百平方公里的上古时代的弹丸小国，所谓王城不过就是部落的酋长及其他首领们的居所罢了。成书于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到宋代，这座王城的遗址依然存在，“临江，王城基址见存”，然而从宋代至今，又是1000年过去了，现在的王城遗址已漫不可考，传说中的王城所在地，现在是一座10年前就废弃了的橘子罐头加工厂的破旧厂房。
其实，对当代江至今还在产生影响的，并不是传说与史实参半的古代王国，而是比之更晚近一些的汉代。对江这个至今人口不超过2000的小镇来说，汉代才是它曾经的花样年华，而这段短暂幸福的花样年华悄然离去后，汉代的祖先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把属于他们的悲欣人生传递给了络绎不绝的来者，那就是遍布古镇周边的汉墓。
科学家曾做过一项有趣而又令人深思的工作，据他们估算，古往今来，地球上已经死去的人口累计超过了200亿，而现在，地球上活着的人口总数不过60亿。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息的淡蓝色星球上，死去的同类远远超过活着的同类。对于这一统计数据，或许，当你来到江古镇时，才会有真正深刻的感同身受：如前所述，江镇人口不超过2000——不包括由该镇管辖的乡村人口——而汉墓的数量，据当地文物部门统计，业已发现的就超过了1万座，其中暴露于外的则有1600多座。即使以每座墓穴只埋葬一个祖先计算——事实上，汉墓大多是夫妻合葬甚至家族合葬——这个镇四郊的山崖上，就有超过万计的汉代灵魂在游荡。
在汉朝人看来，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整个汉代，从帝王将相到士农工商，对生死都相当达观，达观的原因并不是他们参透了生死，而是他们形成了一种叫做向死而生，或者说叫视死如归的理念。在他们眼里，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回家，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的开始，与冗长而永恒的死亡相比，生存反而不过是偶然，正如《古诗十九首》指称的那样：“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向死而生理念的影响下，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厚葬，尽管在不同时期，政府也看到了厚葬的诸种弊端并下令施行薄葬，但厚葬仍然是汉朝的主旋律，星罗棋布于江镇四周的汉墓，则是厚葬习俗的直接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