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传统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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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独树一帜的中国书画艺术(1)

书法

中国书法的历史和中国文字使用的历史一样悠久。自从甲骨文发明以来,中国书法的字体经历了由篆书到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这些书法家和书法作品构成了中国书法的深厚传统。中国书法在古代已经是一门成熟的艺术,有丰富、完整、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很多理论著作是书法家艺术实践的总结,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书法学习和创作。

目前发现的于原始汉字有关的资料,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是殷商时期刻写在龟骨、兽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经过巫史加工过的古汉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显然,把文字刻写到坚硬的甲骨远比写到竹简、缣帛或纸张上,要难得多。人们大多认为,在使用甲骨文的时代,能够同时掌握文字识别和刻写技术的人是非常少的,而这些人可以说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些书法家。尽管如此,在当时书法也不大可能从生活实用中区别出来,人们还没有有意识地去创造和欣赏书法作品。

商、周两个朝代,青铜器得到普遍地使用。一些青铜器上还铭刻有文字,这些文字被后人称为金文。由于铭刻有文字的青铜器的大多是钟和鼎,金文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刻于钟鼎上的文字,大多是记述当时天子、诸王侯、贵族的祭祀典礼、狩猎、征战、诏命、封赐等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

一般认为金文是继甲骨文之后的主要汉字形态,较早期的金文保存了很多和甲骨文风格相近的特点,后来则渐渐拉开距离,越来越具有独立的风格特征。也有人认为金文有自身独立的起源,而且它起源的时代甚至比甲骨文更早,只是由于周朝人“事鬼敬事而远之”(《礼记·表记》),主要用来占问鬼神的甲骨文不像商朝那样受到重视,所以导致了甲骨文的衰落和金文的盛行。

西周是金文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金文风格厚重雄浑、典雅壮丽,代表作品有毛公鼎、大盂鼎和散氏盘。其中毛公鼎对后世的书法家影响很大,清朝书法家李瑞清甚至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这句话说明毛公鼎被认为是学习书法的“必修课”。

周朝末期,在石鼓、碑石、摩崖等石制物体上铭刻文字开始出现,这些文字被后人称为石刻文字。石刻文字表现出了某些和金文不同的特点,但是金文和石刻文字都被归入“大篆”的范围。现存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春秋、战国时期,竹简和木牍开始广泛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由于简牍的廉价,文字从此才可能开始被一般的平民所掌握。文字学习和书写的主要群体,才可能开始由掌握专门技能的人变为一般的平民。而中国书法也开始有了比较广泛的生活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的时期,在秦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前,各诸侯国在文字、货币、度量衡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字形态的发展出现了民间和官方两条路线。因此,汉字的具体形态在从大篆向小篆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一致的过程。后来的人们就在这个时期的简牍文字中,发现了最初形态的隶书。

与简牍的广泛使用相适应,毛笔也开始作为主要的直接书写工具。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毛笔一直是中国人主要的书写工具。使用毛笔书写成为中国书法的重要特点,从此中国书法的整体面貌就大致定型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秦朝。秦朝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消除原诸侯国之间的各种制度差异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同文书”(《史记·李斯列传》),即把原来各诸侯国所使用的各有差异的文字统一成为小篆。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叙述这段历史时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这说明,小篆是在皇帝的授意下,由当时的几位大臣负责,对当时各诸侯国的文字进行改造后,统一整理形成的标准汉字形态。由于李斯在书法方面的名气很大,后人把小篆也称为“李斯小篆”,认为小篆是李斯一人发明的字体。

小篆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家规定的标准汉字形态。从字体风格的角度来看,它具有规范整齐、匀称优美等特点,在秦朝灭亡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受到书法家们的喜爱,几乎历代都有善于书写小篆的大家出现。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汉代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中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汉朝最通行的字体是隶书,因而“汉隶”被认为是隶书的典范。一般认为,隶书的起源时间可以追溯至战国,到秦朝时已经大致成型。小篆的笔画圆转匀称,写出来很美观,但是书起来比较慢,不能够适应实际生活中快速书写的要求;而隶书简化了小篆的笔画和书写方式,从而得到广泛地采用。

隶书的发明和普及,在汉字形态的发展史和中国书法史都是一项大变革,人们普遍认为,隶书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汉代的隶书从笔画和结构上,都非常接近现代使用的汉字。实际上,隶书出现之后,汉字的各种字体在整体上都和隶书相近,而与小篆及以前的字体相差很远。这是因为在隶书出现以前的时代,由于社会生活对于文字记录的需求不足,以及书写材料的昂贵等原因,能够掌握汉字的识别和书写的人是很少的。汉字识别和书写的普及促成了隶书的出现,而隶书的使用反过来促进了汉字识别和书写。因此,隶书是一个以实用性为目的的字体,这种实用性使得它和以前的字体都不一样。也由于这个原因,隶书在其他字体出现后仍然没有退出日常的实用领域。

现存的汉隶作品主要是以石刻、碑文和帛书简牍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石刻有《莱子侯刻石》、《开通褒斜道摩崖》、《鲁孝王刻石》等;碑文有《石门颂》、《乙瑛碑》、《西狭颂》、《郙阁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熹平石经》等;帛书和简牍有《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这些作品几乎都无法考证其作者,只有《熹平石经》据传是由东汉书法家蔡邕所书。

此外,除了主流的字体隶书之外,汉朝还出现了草书,以及原始的楷书和行书。草书是在书写隶书的时候以更简化的笔画、更快的速度书写出来的一种字体。汉章帝很喜欢草书,因而这时的草书也称为“章草”。东汉末年的张芝是第一位有名字的草书大家,他把早期的草书进一步简化为“今草”。

到了三国、魏晋的时候,中国现在流行的大多数汉字字体都出现了。在这个时期,五种基本字体包括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隶书、草书、楷书和行书,都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其中草书、楷书和行书三种字体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这是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年(307)生,死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7)。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

王羲之代表作品有:楷书《黄庭经》、《乐毅论》,草书《十七帖》、《初月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集序》等。其中,《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飞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历代书法名家对王羲之心悦诚服,推崇备至,因而他享有“书圣”的美誉。

晋至八王之乱,王室内讧以后,势力逐渐衰微。在北方,随着西晋的灭亡。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此时书法,也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无名书家为其主流。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继承了魏晋以来的成果,继续有所发展,尤其以楷书书法的成就最高。但是南朝和北朝在风格上却也表现出显著差异。

由于这个时期战乱频仍,流传下来的南北朝书法作品,除了少量墨迹和写经,其余大部分都是碑刻和墓志铭。南朝书法更多继承了东晋的遗产,传世主要作品有:碑刻有《爨龙颜碑》、《瘗鹤铭》等;墓志铭有《刘怀民墓志》、《吕超静墓志》、《刘岱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等;墨迹有南朝齐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王慈《尊体安和帖》等;写经是南朝佛教昌盛的结果,主要作品有南朝齐《佛说欢喜普贤经》,南朝梁《华严经卷》、《佛说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北朝碑刻数量众多,其中以魏碑成就最为显著,是汉字楷书书法的典范之一。北朝的墓志铭数量更是前所未有,代表作有《元怀墓志》、《张黑女墓志》、《崔敬邕墓志》等。

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无法考证其作者,由此却可见书法艺术的繁盛。流传下来有名有姓的书法家也很多,南朝主要有羊欣、范晔、王僧虔、萧子云、萧衍、陶弘景等;北朝有崔浩、郑道昭、赵文渊、王长孺等。这些人里面,萧衍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是有名的皇帝书法家;范晔、王僧孺和萧子云是文学家,而陶弘景则是医学家。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秦汉以来的又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大一统时期,这个时期在很多方面也达到了秦汉以来的又一个高峰。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主体制度在隋唐时期正式确定下来,知识分子无论出身如何都可以通过科举入仕。文学方面,诗歌有“李杜诗篇万古传”,散文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同样,主要以诗文为文字内容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众多士人的喜爱和修习。

隋朝立国时间较短,在风格方面还有很多对南北朝书法的继承因素,但是隋朝的楷书在整体上已经逐渐趋于平正、规整,并且显示出融合南朝和北朝不同书风的气象。智永是隋朝书法的代表人物,他的书法对“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影响很深。他的代表作《真草千字文》,不但唐朝时学习书法的人很多拿来临摹学习,而且还是现在人们学习楷书和草书常用的范本之一。隋朝的碑刻和墓志铭以《董美人墓志》为代表,被人们认为是上承北魏、下启唐朝的作品。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好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作品,曾经用重金搜罗王书,死后还把《兰亭序》陪葬于昭陵。他的这种喜好有助于唐朝书法艺术的繁荣,而王羲之一派的书风能够在书法史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也与李世民对王书的推崇分不开。李世民本人的书法也被后世称颂,他的行书作品《晋祠铭》是现在发现最早的行书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