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统一中国，随着国力日益强盛，炀帝时更是大造宫苑，所建离宫别馆四十余所。杨广所建的宫苑以洛阳最宏伟的西苑而著称。据《隋书》记载：“西苑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海北有渠，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穷极华丽”，为供游玩的龙舟及其它船只数万艘，由此可以看出游园活动的规模之大。苑内有周长十余里的人工海，海中有百余尺高的三座海上神山造景，山水之胜和极多的殿堂楼观、动植物等。这种极尽豪华的园林艺术，在开池筑山，模仿自然，聚石引水，植林开涧等有若自然的造园手法，为以后的自然式造园活动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唐代，这是继秦汉以后我国历史上的极盛时期。此时期的造园活动和所建宫苑的壮丽，比以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在长安建有宫苑结合的“南内苑”、“东内苑”、“芙蓉苑”及骊山的“华清宫”等。著名的“华清宫”至今仍保留有唐代园林艺术风格。
由于市镇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北宋开始，延续一千余年的“坊市制”被废弃了，坊市之间封闭性的隔离墙被拆除。如此一来，喧闹的市镇生活更直接地进入了市民的住宅，于是城市人更渴望拥有一个私密安静的天地，可供经常地休息和玩乐。所以可居、可游、可玩、可赏的园林形式就逐渐在富裕阶层和文人雅士之间流行开来。北宋文人所追求的是让精神在纯朴的自然风光中有所寄托，使心灵于幽寂的竹坞丛林间获得安宁。故“居在城邑而荒芜古木，与翥豕鹿杂处……而翁独东焉。渔于泉、舫于渊，俯仰于茂木美荫之间”。所以，北宋时期的园林风格趋同于质朴，园林中的建筑物相对后世来说也少得多。北宋时期的园林多集中在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和西京洛阳。值得称道的是洛阳园林围绕水景开创的建筑物，如苗帅园的水轩“板出水上”，可谓后来画舫之滥觞；水北胡氏园的河岸窑洞，窗下可观清流，门前常留涛响，别具一格；富郑公园的竹“洞”，实为暗渠。此外，富郑公园的“方流亭”、“重波轩”、“漪岗”，从其题名即可推知水景的美妙。所以洛阳园林的水景建设，无疑为南宋江南园林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表率。
在园林发展史上，南宋是重要的转折兴盛时期。一方面园林分布更为广泛，受帝王大建园林的影响，江南城镇修建园林蔚为风气，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西湖周围，除帝王的离宫别馆外，贵族显宦的园圃密密麻麻，著名者不下40所。中小城镇修筑园林亦十分踊跃，以苏州为例，见于记载的各类宋代园林在70所以上，其中南宋园林更注重观景构建，园林主人已不是单纯将园林作为隐逸休憩、友朋宴集的场所，而且把它当作表现艺术才能的创作天地。如赵氏菊坡园的天开图画、俞氏园甲天下的瑰丽假山，都足以作为艺术珍品而流传。南宋吴兴园林，大多具奋山池或竖以太湖石，或堆砌假山，或疏水凿池，意欲营造一种山清水秀，清冷可人的氛围，这也说明以叠石理水著称的江南园林风范已深入人心，并逐渐取代了以花木为重心的北地园林风格。
到了元朝，造园依然盛行，并继续延续着南宋遗风，特别是在江南，造园活动更是常见，既使像无锡这样的小城市，也是“百里之内，第宅园池甲乙相望，譬诸木焉。”比如当时苏州的陆友，“辟小室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数竿，旁竖湖石，峰峦秀异。”这也说明了文人寒士的庭院式写意园林已崭露头角。由于元朝时期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导致东南沿海城镇经济快速崛起，造就了许多富家大户，而他们更以拥有园林为乐为荣。所以元朝的园林在东南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由于明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市镇经济受到压制，因而园林的修建也难以发达。直至到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城市的繁荣，园林才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官僚贵富热衷于此，文人雅士推波助澜，由此掀起了阵阵建园热潮。据统计，仅苏州一地，明代建园就达270余所，大大超过以往历代。明人士认为：修造园林，并非生活必须，似属闲事，然而却能从中显示才情和风韵。可见明人所推崇和追求的是自然素朴的园林景观。比如建于明正德年间“广袤二百余亩”的拙政园，水色渺弥，竹树翳邃，建筑物稀疏错落，全园仅一楼、一堂和八间亭轩，主人下力气整治的是花坞、钓台、曲池、果圃，造就的是一个以水景为主的近于自然风光的园林。
在明朝，北方园林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虽然与江南园林相比，以北京为集中地的北方园林还不够精致，却粗放浑朴，并形成了一些较有特色的园林。比如“荒荒如山斋”的定园公园；不尚小巧，追求宏大，将园内园外打成一片，以一亭、一轩、一台而周览四方的英国公新园；不求景观建筑和景点景色的繁复多样，而于单调中求变化，布局上出新意，纯粹以柳取韵的白石庄等。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园林多为皇帝贵族所建，他们常追求建筑的数量和奢华。
清朝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成熟的鼎盛时期，强调了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建筑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无论是造园理论还是造园实践都达到前朝所没有的高度和水平，造园理论、造园手法、造园技艺也都臻于成熟，并涌现了许多著名的造园家。比如对房舍、窗栏、墙壁、联匾、山石、花树都有独特见解的李渔；采用山水花卉画的构图来设计园林布局的张涟；乾嘉平间的叠山名家戈裕良等。清朝园林的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北方的皇家园林和江南的私家园林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皇家园林的代表则是占地290公顷的颐和园。颐和园是中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由于慈禧太后长期住在园中，不时召见臣僚、处理朝政，因此颐和园兼有宫苑双重功能，其布局和风格也就存在着差异。作为皇家宫苑，颐和园千姿百态的各种建筑物尤其引人注目，它们几乎包括中国古代建筑的所有形式，仅粗略的记载，已见殿、台、楼、亭、阁、轩、塔、坊、桥、戏台、月台、回廊等十余种形式，其中如排云殿之宏伟、宝云阁之坚固、众香界之高耸、十七孔桥之美丽等，都令人赞叹不已。
清朝园林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清代晚期，随着中西方接触的增多，中国古典园林也渗入了西方文化的因素，尤其是西洋建筑的某些形式开始在沿海一些城镇园林中出现。其实早在乾隆年间，北京宫苑长春园中就已经建有西洋楼，其中包括六幢欧洲罗可可风格的建筑物、若干园林小品等，不过它们是由当时来华的西洋传教士设计并督造的，而且集中在园北一隅，以示与中国园林迥然有别。
经典的建筑与园林
皇家园林——颐和园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北郊，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早在元明时期，这里就以其优美自然的田园景色成为“壮观神州第一”的著名游览胜地。颐和园原是清朝帝王的行宫和花园，前身清漪园，是三山五园中最后兴建的一座园林，始建于1750年，1764年建成，面积290公顷，水面约占四分之三。乾隆继位以前，在北京西郊一带，已建起了四座大型皇家园林，从海淀到香山这四座园林自成体系，相互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中间的“瓮山泊”成了一片空旷地带。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在这里改建为清漪园，以此为中心把两边的四个园子连成一体，形成了从现清华园到香山长达二十公里的皇家园林区。咸丰十年（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以筹措海军经费的名义动用3000万两白银重建，改称颐和园，作消夏游乐地。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的破坏，烧毁了许多建筑物。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修复。后来在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时期，又遭破坏，1949年之后政府不断拨款修缮。
颐和园景区规模宏大，占地面积2.97平方千米，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其中水面占四分之三。园内建筑以佛香阁为中心，园中有景点建筑物百余座、大小院落20余处，3555古建筑，面积70000多平方米，共有亭、台、楼、阁、廊、榭等不同形式的建筑3000多间。古树名木1600余株。其中佛香阁、长廊、石舫、苏州街、十七孔桥、谐趣园、大戏台等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代表性建筑。
颐和园集传统造园艺术之大成，万寿山、昆明湖构成其基本框架，借景周围的山水环境，饱含中国皇家园林的恢弘富丽气势，又充满自然之趣，高度体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准则。颐和园亭台、长廊、殿堂、庙宇和小桥等人工景观与自然山峦和开阔的湖面相互和谐、艺术地融为一体，整个园林艺术构思巧妙，是集中国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的杰作，在中外园林艺术史上地位显著，有声有色。
园中主要景点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以庄重威严的仁寿殿为代表的政治活动区，是清朝末期慈禧与光绪从事内政、外交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以乐寿堂、玉澜堂、宜芸馆等庭院为代表的生活区，是慈禧、光绪及后妃居住的地方。以万寿山和昆明湖等组成的风景游览区。也可分为万寿前山、昆明湖、后山后湖三部分。以长廊沿线、后山、西区组成的广大区域，是供帝后们澄怀散志、休闲娱乐的苑园游览区。前山以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万寿山南麓的中轴线上，金碧辉煌的佛香阁、排云殿建筑群起自湖岸边的云辉玉宇牌楼，经排云门、二宫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终至山颠的智慧海，重廊复殿，层叠上升，贯穿青琐，气势磅礴。巍峨高耸的佛香阁八面三层，踞山面湖，统领全园。碧波荡漾的昆明湖平铺在万寿山南麓，约占全园面积的3/4。昆明湖中，宏大的十七孔桥如长虹偃月倒映水面，湖中有一座南湖岛，十七孔桥和岸上相连。蜿蜒曲折的西堤犹如一条翠绿的飘带，萦带南北，横绝天汉，堤上六桥，婀娜多姿，形态互异。涵虚堂、藻鉴堂、治镜阁三座岛屿鼎足而立，寓意着神话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在昆明湖湖畔岸边，还有著名的石舫，惟妙惟肖的铜牛，赏春观景的知春亭等点景建筑非常好。后山后湖碧水潆回，古松参天，环境清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