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赚钱了．我成了”拆墙派”我完成了任务，为西影也赚了钱，又被当时很多电影理论家捧得挺高，我不是搞电影理论的，我是“实战”型的。上世纪80年代末，评论界对娱乐片很重视，开过好几次娱乐片研讨会，气氛挺热烈的，他们非让我发言，我就说想拆掉商业片和艺术片之间的这一堵墙，他们说我是“拆墙派”。我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这堵横在商业和艺术之间的墙完全是人为筑成的，电影本来就应该是既好看又有意思，而不是好看的电影就一定无聊、沉闷，有思想性、人文性的电影就一定不好看，没这个道理。那时年轻气盛，因为有实战经验了，说话也口出狂言，就说要拆掉这堵墙。
拍完《最后的疯狂》，我就求吴天明，很想拍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隔了几年后凯歌拍成了《边走边唱》。吴天明太明白了，他知道这个片子是不赚钱的，因为有《最后的疯狂》赚钱的底子，也有火候了，他说你照这个路子走吧，挺棒的！这种片子（指《命若琴弦》）让凯歌他们拍吧。
《读者文摘》上的故事启发《疯狂的代价》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一个剧本叫《戈壁血腥路》，讲当年盛世才家族从新疆逃回兰州一路上有人追杀，保镖保护他到兰州之后，才明白原来这个保镖是他最大的仇人。我知道这个能赚钱，为了能拍《命若琴弦》我说给西影一个能赚钱的剧本，结果吴天明就让我来拍这个片子，没想到给自己脖子上拴了个套。厂里研究给了不到三百万让我们拍，算是大投资了，我们想，把这一路改成从陕北到西安，打打杀杀的拍摄费用还够，真要从乌鲁木齐到兰州肯定透支。在采景过程中发现大家对这个故事都没有兴趣，结果我们在延安开了个“秘密会议”，决定改变计划，前提是既能达到厂里赚钱的目的，又能有我们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在里面。
无意中我在《读者文摘》上看到豆腐块儿大的文章，美国一位单身母亲的二女儿被强奸了，为了找这个罪犯，她带着七个孩子找了七年，最后终于把这个人找到了。我们回到厂里藏起来，十天之内把本子写了出来，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故事，就是后来的《疯狂的代价》。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发现当时的女孩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其实是特别渴望男人，渴望爱情，但是表现出来的却恰恰是排斥、拒绝，这种扭曲的感觉在大城市里特别的明显，可能源自长年的一种压抑，自己的内心总在斗争。
这种表达是我特别想说的，故事、情节、追逐、案件的安排都是为了达到厂里的赚钱目的，尤其是结尾的那种自我毁灭和对复仇的消解太巧妙了。我们结果就从“戈壁血腥路”一直走到了青岛的海边，痛快淋漓地拍了这部《疯狂的代价》。等于上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让我们雀跃的是我们把想干的事情干成了。
“87商业片热潮”之《东陵大盗》
盗宝“盗’’来票房大热1987年，商业片热潮袭来，娱乐片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观影快感。凭借《东陵大盗》系列片，被发行公司笑称为“财神爷”的西影厂老导演李云东曾说：“好的饭菜摆在橱窗里是没有用的，不管是海鲜还是豆腐，就是特别希望观众能够夹上一筷子。”早产的“印第安纳·琼斯系列”十年前的历史，已成过眼云烟。时间会将记忆稀释，但遗忘还是太残酷。不知道包括李文化、张华勋、孙沙、李云东、王凤奎等在内的那一批“娱乐片”导演们，十年以后在哪里？当他们看到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冯小叫的《天下无贼》和徐克的《七剑》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曾经导演过《侦察兵》、《决裂》、《反击》和《泪痕》等影片，并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电影导演李文化，在吴天明导演《老井》、张艺谋导演《红高梁》的那一年，导演了一部武侠片《金镖黄天霸》。同样是在1987年，仅拍过4部影片的电影导演李云东，已借《东陵大盗》一、二集获得的票房强势，继续拍出《东陵大盗》三、四集，并在次年拍完《东陵大盗》第五集之后歇息，从1993年起再拍《赌王出山》和《死亡预谋》。
这是一个观念变革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导演需要重新学习如何面对观众和市场的年代。现在我们明白，在某种意义上，赚钱的娱乐片比得奖的艺术片更难驾驭，但在当时，只有不多的一些人懂得这一点。李云东与他的《东陵大盗》系列影片，便成为一个早产儿，哭声听来响亮，气数却显赢弱。
确实，东陵珍宝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传奇经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惊险电影题材，这也是《东陵大盗》第一、二集分别以345个、343个拷贝数夺得1987年国产娱乐片发行成绩第二、第三名的关键原因。
按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总结报告，影片“熔传奇性、娱乐性、知识性、思想性于一炉”，具有“很强的观赏效果”。但遗憾的是，从第二集开始，影片票房持续走低。事实上，这种虎头蛇尾的结局，正是中国娱乐电影的宿命。
抛开电影体制和市场环境的因素不论，《东陵大盗》自身的问题便值得探究。首先，跟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娱乐片一样，《东陵大盗》没有更好地处理“历史”与“传奇”、“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其次，跟第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影片没有在“传奇”的基础上强化黑、白两道的惨烈争斗，因而无法凸显正面人物的英雄气质和明星魅力。另外，如果影片《东陵大盗》及其导演李云东一开始就能树立基本的“品牌”意识，便不会导致影片和导演的短期效应。
早在1981年，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拍摄了一部惊险动作片《夺宝奇兵》，此后，导演斯皮尔伯格相继拍出《夺宝奇兵2之魔宫传奇》、《夺宝奇兵3之圣战奇兵》，共同组成“印第安纳·琼斯系列”三部曲。从题材上看，《东陵大盗》跟“印第安纳·琼斯系列”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李云东本来可以向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学到更多的卖座秘籍，但在1987年前后的中国，还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几部美国电影，更没有太多的人知道斯皮尔伯格、哈里森·福特以及他们的印第安纳·琼斯。
李云东：盗宝“盗”来票房大热导演承包责任制创全国之首《东陵大盗》最初计划要拍十集，除了解放前的武打片《火烧红莲寺》拍了十八集以外，新中国电影还没有哪部拍成了系列片。我们是1984年就开始策划和筹备这个事情，1985年2月28日正式开拍。
后来在厂务会上，我提出要求自己承包，“人权”和“财权”都由我统一管理，导演掌握经济，导演作为制片人，还提出票房按比例分成。这其实是创了全国之首，当年的西影也确实敢想敢干，我和吴天明拍了一下手表示同意实行。
当时厂里说给我三个副导演，我说就要一个，就是何平，他很有想法也很有能力。在《东陵大盗》之后他就得到了独立拍片I均机会，拍了《川岛芳子》、《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等片，我认为拍得很好。《东陵大盗》的副摄影杨轮后来也作为摄影与何平合作《炮打双灯》、《日光峡谷》等片。厂里当时投了100万元～150万元，现在来看相当于1500万元的投入了，用的厂里当时最先进的摄影设备，胶片库也为我们打开，不用严格遵守通常1：3的耗片比。
《东陵大盗》的收益西影吃了好几年影片第一、二集拍摄完成后到北京开了记者招待会，很多电影评论家对影片评价挺高，认为是“中国高档娱乐片的里程碑”，但是在影片进京送审的时候也有一些曲折，因为影片是完全按照真实事件改编的，保留了真人真名，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商业片，但也带有一定的历史纪实性质，不仅是传奇，也会牵扯到很多方面。
我对剧本有非常大的修改，国民党出现在银幕上的都是正规军，没有脸谱化的丑化，而且使盗宝的目的更复杂。影片还是删改了很多处，有几百个镜头，其中地宫里残酷打斗的镜头剪掉了三分之二士兵进入东陵之后产生幻觉以为慈禧走过来了，被认为是宣传迷信被剪掉了；还有澡堂的镜头也被删掉了。
好不容易通过了之后到全国各地去作首映式，从抚顺到沈阳到大连，那简直叫“爆棚”，有的电影院门口甚至有人卖十几倍的黑价票。因为《东陵大盗》给西影创经济效益，发行公司有人叫我“财神爷”。那时也敢干，我们用面包车把漆皮刮掉，写上《东陵大盗》和内容介绍开着车满大街转，这也是新鲜事头一回。应该说《东陵大盗》的收益西影吃了好几年，隔了一年继续拍三、四、五集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好时期，观众的情绪也落下来了。我们在第五集的结尾字幕上还写着“请看第六集”，结果因为客观原因也没能再拍。
因为这个戏基本是以故事情节吸引人，也是“和尚戏”，没有什么美女也没有奇隋，可以说走了另外一条路子，如果当时能够继续拍下去就不一样了。因为“东陵盗宝”的事情属于“中国十大奇案”之一，当时也有很多人希望我把这十大奇案都搬上银幕，可惜未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