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高薪和辛苦都是有名的。许多职员连夜工作，晚上睡在办公桌底下过夜，在中低层奋斗时虽然薪水丰厚，但付出的牺牲也大。所以，许多华尔街人士把拿高薪当成自己的entitlement（理所当然的权利）。不过，在高管那里，情形则又有不同。这一点，在美国银行收购美林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去年9月，美国银行的律师团和美林总裁约翰·塞恩（John A. Thain）达成了收购的协议。在签字前，美国银行的代表表示要确定一件事：美林年终的花红是多少。美林一方的人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草草地写出了价码：仅5位高管，每人花红就是8位数，即上千万美元，包括约翰·塞恩的4000万美元。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美国银行完全知道美林12月底支付的花红总额达32亿美元。事实上，9月份双方达成协议，美林的花红上限可以达到58亿美元。如果真是市场经济，两大金融巨头疯狂赚钱，别人也无话可说。但是，也正是在此时，美林正在大出血，到了不被收购就会倒闭的地步。收购协议达成时，美国银行和美林的股值达到1760亿美元，如今则仅剩下了区区390亿美元。美国银行的股票价格，也从9月份的37、38美元跌到5美元以下，最低一度到了3美元多。美国政府不得不对美国银行注入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
在如此赔钱的情况下，为什么两巨头都对这样巨额的花红觉得理所当然呢？这就涉及了华尔街的心态：好像整个世界都是自己创造的，没有他们，地球就要停转。约翰·塞恩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此公年方53，20世纪80年代进入高盛，随即平步青云，成为华尔街最年轻的CFO。2003年，因为高盛没有把首席交椅给他，他离开高盛而领导纽约股市交易所。2007年底，他如同救星一般空降美林，引起媒体一阵轰动。到2008年早期，他迅速融资128亿美元，并频频对媒体表示：这已经足够了。可是，他高高在上的风格，使下面人心涣散，美林并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止血。当他夏季听到第二季度公司惨不忍睹的亏损后，竟抄起一把椅子往墙上砸过去。当面对记者的追问时，他显得非常不耐烦，反复重复一句话：这些坏账不是我创造的！但是，到了第四季度，美林亏到了153亿美元，同时他花费120万美元装修自己办公室的事情也被当做丑闻捅出来。美国银行的员工自然异常愤怒。因为收购美林后，他们的花红立即被砍掉20%，难道就是为了喂肥美林这几位高管？公众的愤怒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压力下，美国银行老板刘易斯（Lewis）亲自飞到纽约，在美林总部和塞恩进行了5分钟的会晤，结果是把塞恩解职。而两巨头合并时，塞恩还自以为在刘易斯退休后自己能顺利接任美国银行的总裁呢。据目击者说，塞恩在被火速解职后，在美林的大厅不停地踱步，至少对两个人发泄道：“我真不知道没有我他们怎么玩儿得转这个公司！”
没有我就玩儿不转！这就是华尔街的心态。塞恩一直积极游说给自己几千万的花红。逻辑也很简单：是他把美林这堆没人要的烂货卖给了美国银行，价格按股票算是500亿美元。他要区区4000万美元自然不算多了。可是，最后为这些花红买单的，还是前来收购的美国银行。这就好像你欠人家100万，然后对人家说：你再给我100万，我让你把我的债务承担起来。而美国银行吞不下来，又要联邦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市。这也怪不得，许多人士指出奥巴马的50万的限薪走得还远远不够。
因为年薪仅仅是高管们收入的一小部分。他们还会有花红等多种方式打点自己。华尔街的脾气已经被惯坏了。要改可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我们也许还要等着更多的丑闻。
参议员要高管自杀
2009年3月华尔街的大节目，是奥巴马严词痛斥AIG高管拿着纳税人的钱大分奖金。而他话音未落，就跳出一位更生猛的。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理斯·格拉斯利在接受当地广播电台的采访时竟放出让AIG的高管自杀的话。他说：“这些人恐怕应该被撤掉。不过，当这样做之前，我希望他们学学日本人的榜样：站在全国人民面前，深深鞠一大躬，说声‘对不起’，然后就做两件事：一是辞职，一是自杀。不过在日本，这样的高管多半会自杀。”此言一出，电视里就放出AIG总部门口加强警卫的镜头。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到此已经发展到火星四溅的程度。
AIG是美国保险业的巨头，去年丢了将近一千亿美元，濒临破产。
联邦政府怕这么大公司的破产会引起华尔街的连锁反应，对之注入1700亿美元进行拯救。这些都是纳税人的血汗。但是，这家早已赔得血本无归的公司，竟向员工发放了高达一亿六千五百万的奖金。其中拿到100万以上奖金的员工有73人。消息一出，立即引爆了华尔街和华盛顿。奥巴马在星期一发表讲话，声色俱厉，发誓将动用一切可能的法律手段阻止这笔奖金的发放。但几个小时后，他手下的官员又出来说，这笔钱要拿回来非打旷日持久的官司不可，打官司要花的钱更多。政府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严格有关法规上，特别是对本月刚刚许诺给 AIG的300亿，要严格看管。
表面上看，AIG是众矢之的。实际上，炮轰AIG的人都各有危机。有消息说，奥巴马政府事先知道这笔奖金，上周还派财政部长盖特纳和AIG讨价还价。也许这笔钱是AIG和政府达成的协议的结果。只有当消息泄露、公众震怒之后，奥巴马等才出来表姿态。查理斯·格拉斯利参议员去年对布什的救市案投了赞成票，AIG也是靠此案拿到了纳税人的钱。如今救市案越来越引起选民的反感，查理斯·格拉斯利明年面临竞选连任，到时候自然有个怎么向选民交代的问题。如今他放硬话出来，也是要对选民表白。所以事后记者逼问他是否为说出此极端言论后悔时，他拒绝回答。
查理斯·格拉斯利的激烈言论，反映着国会面临的普遍压力。AIG的奖金计划去年年底就公开了，国会并无任何动作，直到最近发现触怒选民，才争先恐后地表态。如今国会有一个民主党的议案，一个共和党的议案，目标是对奖金课以100%的税，也就是让拿奖金的人一分钱拿不到。参议员财政委员会的两位分属两党的议员，则提出对发奖金的公司和领奖金的员工各课35%的重税的议案。按现行的法律，100万以下的奖金的奖金税是25%，100万以上是35%。AIG的奖金门的直接后果，也许就是奖金税的急剧攀升。
然而，华尔街一向以奖金制度刺激员工，多年来这被证明是提高效率的有力手段。国会加税后，华尔街靠什么激励员工？这是个不小的难题。如果华尔街为此改了支付员工报酬的方式，把钱摊到工资上，那么那些银行家就更加旱涝保收、用不着负责了。所以，如此激进的措施未必是个好办法。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让政府来救市。有些该倒的公司就让它倒。那样就不会出现纳税人的血汗成了华尔街高管的奖金的事情。
从政治破产到社会分裂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已经维持了二十多天。这个本来由很少数人发起的运动，没有明确的纲领，更无严密的组织，一度连左翼媒体也对之不屑一顾。如今则早已不是星星之火。虽然是否能像参与者宣称的那样蔓延到美国上千个城市还需要观察，但这场运动无疑正在发展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其支持者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华尔街大亨索罗斯、巴菲特，以及相当多的作家、知识分子、好莱坞名流。奥巴马总统审慎地承认这一抗议运动表达了老百姓的挫折感。共和党政治家，特别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则旗帜鲜明地反对，甚至称运动的参与者是“暴民”。
虽然这场运动整体上还相当理智，但还是让人们联想起久违了的20世纪60年代的街头政治。美国社会和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正在退回20世纪60年代那种抗议的时代？
一位资深媒体人士深有感触地把两个时代作了一番对比。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美国社会仿佛是处于内战状态。黑白双方的极端主义者，都采取了恐怖主义策略，制造了一系列恶性事件。但是，即使在这一你死我活的拼斗中，政治家们还是非常理性的，两党不停地进行合作，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弹劾尼克松总统，是两党团结起来的行动。这种跨党派的合作，今天已经不能想象了。如今的美国，则如一系列民调所揭示的，大多数选民实际上是温和的中间派，愿意并希望接受各种妥协，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在总体上社会还是相当和谐的。但是，政治家们则把民主制度的坏处发挥到了极致，都想把对方的事情搞砸，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结果，在债务上限这种本来走个形式的小问题上，也互相把政治对手当人质，手法形同恐怖主义。这导致了正常的政治程序的失灵。最终逼得社会不得不走向极端主义。
举例而言，在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上，民主党倾向于增税，共和党倾向于削减政府开支。经济学家们算来算去，发现单纯增税或削减开支都无法清理债务。如果两党妥协，共和党同意增税，民主党同意削减开支，这样双管齐下，债务问题就解决有望了。但是，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主持人问是否有人同意每削减10美元的联邦财政开支就增加一美元的税，主要候选人竟没有一个敢支持。固然，减税在理论上能够刺激增长，进而增加税源。但这种增加，往往被夸张了4倍，属于画饼充饥。从战后的历史看，高税率的20世纪50年代是高经济增长期；布什8年税率最低，经济增长最慢。怎么能假设一减税经济就增长，然后把所有政府的财政建立在这种违反近期经验的假设上呢？这叫什么财政责任？
共和党这种一步不让的强硬立场，使两党之间的讨价还价成为不可能。堵死了妥协之路，一定要你吃了我，或我吃了你，这还叫什么民主政治？
这种政治的极端主义，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的瑕疵。这种瑕疵一旦被政客们利用，就会被不断放大，导致政治的破产。其中一个最大的制度瑕疵，就是两党的预选制度。在这种制度框架内，无论是总统、议会，还是州长的选举，两党候选人都要通过本党预选才能进入最后一轮竞争。一般而言，美国选民中民主党、共和党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两党预选，就要求候选人在最右的和最左的三分之一中胜出。这就使中间派人士基本没有可能在预选中出头。于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候选人必须先走极端。更可怕的是，这种制度总是倾向于把极端分子推上政治舞台。
一般而言，政治极端主义者往往热情比较高，投票积极。他们在最右或最左的三分之一选民中，哪怕人数不占优，也很容易获得主流地位。里根的保守主义革命后，保守主义日趋激进，到了1994年，就出现了金里奇带领国会两院共和党通过财政手段让政府关门的极端行动。到了布什上台，他发现根本不必考虑中间选民的意志，只要抓住极端保守主义的基地，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共和党越来越极端的重要原因。
民主党则在“伟大社会”之后，完成了一个驯化民权运动的反叛主义的过程，逐渐转向中间立场，进入政治主流，最后由克林顿完成了“新民主党”的构建。奥巴马虽然比克林顿“左倾”一些，但本质上没有偏离“新民主党”的精神，即更多地容纳保守倾向的民主党人和中间选民。这就使民主党显得比较兼容并包。当然，这种兼容并包并非没有阵痛。2000年大选，极左翼对民主党主流的中间立场不满，投到了纳德尔的绿党旗下，分走了选票，导致了布什8年的统治。付出如此惨重代价后，民主党内的极端势力得到了抑制。奥巴马上台后，依然试图走中间路线，希望和对手进行妥协，达成更广泛的政治共识。可惜，共和党内的政治生态更有利于极端势力的发展。特别是茶党的兴起，使共和党政治家不敢往中间迈一步。奥巴马妥协来妥协去，什么也赢不回来。这样，他就成了一个软弱的总统，在本党内也丧失了信誉。所以，一些自由派人士觉得左翼也需要茶党运动，虽然他们要努力使这种运动不削弱奥巴马的政治资源。这恐怕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大背景。
但是，这种激进的政治运动，很容易走火入魔、一发而不可收。美国社会的总体政治倾向还是温和的。只是选举制度和两党内部政治生态劫持了理性的政治过程。政治被党争所分裂，陷于破产之境地，于是把本来相对温和的社会逼入极端主义之途，这才是最可怕的。
两年前一位民主党战略家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美国的选举制度应该学习欧洲。比如，各州的预选如果跳出两党框架，进行全州选举；预选中胜出的前三名进入最后一轮决战。这样一来，政治家们从一开始就要关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不是遵守最右或最左的三分之一选民的立场。可惜的是，美国的民主历史甚久，这样的改革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只能是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