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应该在富人头上增税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一直被称为群龙无首、没有统一的纲领。但是，看看参与者打出的标语口号：“给华尔街加税”、“给富人加税”、“我们是99%”..10月11日，示威者还游行到了默多克等几位富人居住的地区，虽然整个过程非常温和有序，但“仇富”已经“仇”到相当个人的层面。应该说，在富人头上增税，是参与者最基本的要求。
这也是奥巴马一贯的政治纲领。2011年8月15日，一贯支持奥巴马的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停止娇惯巨富》的文章，现身说法，称自己在上一年度缴税不到700万美元，税率为17.4%。而20位在他办公室里工作的普通员工，缴税的税率则在33%到41%不等。这里的原因是：联邦财政收入80%来自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巨富们多支付15%的个人所得税，但几乎不支付工资税（他们多不靠拿工资挣钱）。而一般中产阶级，年薪三万六千多美元后，工资税率就达25%之高；年薪八万五千多美元后，税率到28%。而在1980年和1990年间，巨富的税率要高得多。巴菲特自己的税率就处于中游水平。他进一步挖苦道，有一种理论声称，给富人加税会减低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他以自己60年投资的经验证明，这纯粹是胡扯。1976年—1977年，资本增值税高达39.9％，但没有见过一个投资家赚钱的干劲儿有丝毫的减退。从1980年到2000年税比现在高得多，美国增加了四千万个工作岗位。2000年以后进入低税时代，结果呢？经济低垂，失业率不断攀高。
巴菲特进一步指出，1992年，全美最富的400人总收入169亿美元，支付的联邦税率为29.2％。2008年，最富的400人总收入达到909亿美元，支付的联邦税率降到了21.5％。在未来几个月，国会两党12名议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将设计一个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联邦赤字减少1.5万亿美元。巴菲特建议，99.7%纳税人的税率不动，但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的税率要马上涨。2009年全美有236883个这样的家庭。对于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家庭（2009年全美有8274个），要进一步加税。
这个著名的“巴菲特原则”，立即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奥巴马很快授予巴菲特自由勋章，并把给富人加税提到首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一系列民调显示，选民以二比一优势支持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加税的政策。共和党则固守不增税的意识形态，攻击奥巴马在煽动阶级斗争。但是，一些分析家指出，共和党如果明年大选拿不下白宫，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固执己见。
那么，究竟是否应该给富人加税呢？保守派评论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指出，从政府财政的角度说，给巴菲特提到的上述两拨巨富家庭加税，哪怕税率提高到50％，也只能把国家债务减低1％。如果把收入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的财产全部没收，则只能减低国家债务的2％。这实在太杯水车薪了。
但是，仅仅讲这些显然有误导之嫌。奥巴马的计划是给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加税，覆盖面要广得多。当然，这也远远不足以解决赤字问题。正如标普在给美国降级后指出的，必须削减开支和增税双管齐下。就连曾在里根和老布什手下效力的共和党人布鲁斯·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也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支持奥巴马。他指出，战后联邦财政收入平均维持在GDP的18.5%的水平，如今则降到了15.3%。要消除联邦赤字而不提高联邦财政收入，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事实上，近30年来富人的税率持续下降，经济也随着他们税率的降低而沉入低谷。未来联邦开支将不得不大幅度削减。这种削减打击的首先是那些享受联邦救助的穷人。如今美国贫富分化已经大到难以忍受的地步。难道还要进一步给富人优惠、减少穷人的福利吗？
当然，有一层窗户纸，几乎是谁也不敢捅破。美国要想做到财政平衡，不仅要削减政府开支，也不仅要给富人加税，恐怕中产阶级也要承担更高的税率。但是，加税是美国政治的禁忌，谁也不敢碰。要说加税，只能说给极少数人加税，和普通百姓无关。况且，近30年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华尔街富翁们则蒸蒸日上。这是大家上街的原因。下一步削减联邦开支，惩罚的又是中产阶级的福利。你再对他们加税，他们怎么可能不反呢？所以，现在只能拿富人开刀。富人带头纳税，作出牺牲。日后经济好转，中产阶级气平了些，再议增税才有可能。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现在国家有难，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巴菲特就直言不讳：普通老百姓在伊拉克、阿富汗流血牺牲，怎么我们这些有钱人可以一毛不拔？他提出的原则，至少是尽心吧。如果大款在这个节骨眼上连钱也不肯出，那么穷人凭什么要继续跟他们过呢？这是占领华尔街的硬道理。
AIG高管吐出奖金
纽约州总检察官安得烈·科莫（Andrew M. Cuomo）证实：AIG的10名顶尖高管，已经有9名同意退回奖金。本月发出去的1.65亿美元的奖金，已经收回了5000万，即将近三分之一。他希望最终收回8000万的奖金。但是他指出，有8500万的奖金落在境外人士的手里，超出了他的权力所及。其中伦敦是AIG最重要的海外据点。不过业内人士透露：伦敦的两位高管，已经主动退回了奖金。
这一奖金风波闹到这种程度，实在是我辈毕生所未见。一方面，一个大公司的“奖金门”，几乎酿成重大政治事件。事实证明，奥巴马政府事先知道奖金的事，但没有动作，属于看管纳税人的钱而失职。共和党乘机要求财政部长盖特纳（Geithner）辞职。最后逼得奥巴马出来承担责任，力挺盖特纳。盖特纳也连夜加班，在星期一提出了政府收购银行房贷坏账的详细计划，总算让华尔街满意，导致股市暴涨。奥巴马随即宣布经济有所进步，让大家保持信心。这才算勉强躲过执政以来的第一大危机。
不过，化解这一危机的另一面，是AIG高管被迫退回奖金。此间内情虽然不清楚，但估计日后会是一部小说或电影的素材。奥巴马声色俱厉地训斥AIG还在其次，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理斯·格拉斯利（CharlesGrassley）放话让AIG的高管自杀似乎也不够味，AIG确实不停地收到死亡威胁。一位写道：“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所有AIG高管及其家属都被钢琴弦勒死。”另一位则建议公布这些高管的名单，然后“一些南方的好男孩会收拾他们”。同时，众议院通过的议案，要征90%的奖金税，参议院也声称要讨论有关法案。AIG的纽约总部也草木皆兵，迅速把AIG的标记去掉，一夜之间，这个国际商业巨子的大本营变成了“不明建筑物”。
华尔街则大怒，群起抗议这是一场阶级战争。《华尔街日报》一位核心编辑在电视上大声疾呼：现在AIG这些雇员及其家属确有生命威胁。公布他们的名单是对他们真实的人身威胁。但是，纽约州总检察官安得烈·科莫并不退让，称公布这些人的名单在他的权力之内，他在公布时，也会考虑安全因素。但他所说“会考虑安全因素”究竟是安慰还是含沙射影的威胁，只有听者自己去理解了。
这也是AIG高管投降的背景。至于内幕，可能就更为惊险。这些奖金发得缺德，但按法律很难拿回来。如果拿不回来，奥巴马拯救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就都难出手，从国会再要不出钱来；盖特纳权威尽失，不会有人把他当回事。另外，这种90%奖金税的猛药一旦落实，对华尔街的后果也不堪设想。所以，从政府，从华尔街的同事，从愤怒的老百姓，压力排山倒海。只有当那些高管退回奖金后，纽约州总检察官安得烈·科莫才发话说：“既然钱退回来了，名字也就没有必要公布了。”这究竟是交易还是默契，只有天知道。参议院领袖也马上出来说，既然钱能回来，我们也就暂缓讨论奖金税的议案了。
可见，AIG高管退回奖金，几乎是一场政变。其中暴力的威胁比比皆是。许多高管退回奖金后也就辞职，离开这一是非之地。也许许多年后，人们才会知道这一过程的更多细节。说不定真有当面的要挟和威胁。这种超常规的解决方式，在一个民主法制社会如此运用，其中的是非，也只有留待历史判断了。
AIG高管的辞职信
最近一段时间，AIG高管的奖金门成为席卷华尔街的政治风暴。举国上下，对AIG高管一片杀声：连共和党的议员都出来要求AIG的高管自杀，奥巴马也带头谴责，纽约州总检察官安得烈·科莫则威胁要公布这些高管的名单。当然，AIG同时收到大量的死亡威胁，总部加强戒备，甚至取下AIG的标志。国会则通过法案，要高征90%的奖金税。结果，大部分高管退回了奖金。
然而就在这个风口浪尖上，AIG一位分部的副总裁在《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他的辞职信。这位高管叫杰克·德桑蒂斯（Jake DeSantis），称他为AIG兢兢业业服务11年。他领导的部门，一直赢利，大多数年份赢利上亿。AIG垮台，是其他部门的问题，而导致 AIG倒掉的那些人，大部分已经离开，至今也没有受到惩罚。他本人虽然一直给公司带来巨大利润，但因为公司的厄运，自己的收入已经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当AIG垮掉时，他自可以到其他地方找个更稳当的工作，但是被说服留下来拯救公司，并保证其努力会得到公平的报偿。他和 AIG现任总裁科迪（Liddy）一样，拿一美元的薪水，3月份按合同拿了74万多美元的奖金。这是他一年来每天长时间工作的果实。他本意是为公众服务才留在这一是非之地，如今却成了人民公敌。所以，他决定辞职，同时把奖金全部捐献出去。
此公敢在人人喊杀的风口公开自己的身份，并痛斥社会和国会对自己的迫害，勇气实在不凡。同时，他也揭示了在AIG问题上的复杂性。那些最初造成损失的人，几乎也是最早离开公司的。现在留下来的，则多是记录良好、有能力收拾这一烂摊子的人。比如现任总裁科迪，本来在保险业功成身退，和AIG并无关系。只是在AIG垮台后，烂摊子没人收拾得了，被请出来拿一美元的工资干这个苦差事，算是回报社会了。这也是奥巴马政府早就知道奖金问题，却一直缄口不言的理由。但是，一旦此事激起民愤，奥巴马见众怒难犯，索性就搞起政治投机，跟着谴责起AIG来。这也是这位高管觉得自己被出卖的理由。
奥巴马政府如此做法，直接威胁到其恢复经济的计划。首先，恢复经济的第一要务是整顿金融业。在这方面需要大量金融专业人士。比如最近几位进入其政府的官员，就有花旗银行的前高管，该高管立即表示放弃奖金。虽然政府一再表示不要求由商从政的人放弃原来的奖金，但在这种气候下，你如果想进政府，怕是必须放弃不可。许多人才因此可能止步不前。第二，奥巴马的许多经济计划，需要企业界、金融界的合作。比如最近推出的收购房贷坏账的计划，预计需要资金一万亿以上，没有民间资金是不可能的。要吸引民间资金，就必须有政府的某种奖励。但是，如果因为有了这种奖励，参与的银行等发奖金也成了丑闻，那么想参与的民间资金就少了。当然更不用说，AIG等破落公司的经营，需要非常能干的人才能胜任。如今AIG内部已经有不少人辞职。这些人一走，烂摊子难以收拾，纳税人丢的钱就更多。
AIG的奖金门使美国社会火药味十足，但真正的问题，即高管的天价收入，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的道德高调反而使经济恢复一下多了许多障碍。
华尔街的高管如何鬼迷心窍
2009年2月11日，美国八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CEO来到国会山接受考问，虽然主题是他们为什么接受了政府的救助却不肯继续向企业和老百姓贷款，但高管的天价收入仍然成为议员们炮轰的靶子。花旗银行的总裁潘迪特（Pandit）去年年薪100万美元，没有花红，算是非常“寒酸”的总裁了。他当场告诉议员：他今年的年薪定为一美元，没有花红，直到他的银行开始赢利为止。奥巴马总统不久前宣布：所有接受联邦救助的金融机构，高管的年薪都不得超过50万美元，并在花红问题上痛斥华尔街的贪婪。潘迪特的举动，大概也是对总统的一个响应、对公众的一个交代吧。
奥巴马总统拿高管开刀，在华尔街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在公众的一片叫好声中，金融界人士则纷纷指出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花红制度是金融市场支付报酬的传统方式，也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待遇太低则找不到人来。《华尔街日报》在2月6日和7日连续发表文章，头一天的文章指出高管限薪的合理之处，第二天的长文题目则叫《贪婪是好的》，强烈为花红制度辩护。可见业内人士意见之分歧。不过，最有力量的，还是《纽约时报》2月8日对美国银行收购美林的报道。这篇报道，戏剧性地揭示了花红所展示的华尔街式的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