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看剩女
春节算是过完了。我远在太平洋另一侧，对国内的节日只能凭网上的新闻来体会，其中印象深刻的，一是垃圾春晚，一是剩女租男友回家过年。
这两条给我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有什么新奇，而是陈旧得出奇：几乎年年都是这两件事情主宰春节前后的新闻热点。春晚我20年前就不看了，在此不提。对于剩女，我倒觉得有些大家没有讲的东西可以贡献。据说剩女又称“3S女人”：Single、Seventies、Stuck（单身、生于20世纪70年代、被卡住了）。她们学历高、收入高、条件优秀，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
“剩女”居然和三个英文词联系起来，说明不是中国孤立的现象。再看“剩女”的个人条件，她们不是丢在地上没人捡，而是有些高不可攀。实际上，“剩女”是女性在全球崛起的一个侧影。2009年最后一期《经济学人》就发表了一个女性专刊，预测今年是个女性年：在美国的劳动力中，女性将首次超过50%。在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女性大学毕业生已经超过了男性。在包括美国在内的7个富国中，女性在专业人士中所占的比例也超过男性。欧盟地区本世纪以来创造了8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600万被女性占有。在美国，最近的经济衰退又被称为“男人衰退”。因为在这次衰退中丢掉工作的人里，四个中有三个是男人。总之，女人蒸蒸日上。男人越来越不争气。预计到2011年，美国的大学女性将比男性多出260万。这260万，岂不成了校园“剩女”。
不久前《纽约时报》也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妻子比丈夫收入高，学历也高。1970年，有28%的女性嫁给比自己学历高的丈夫，20%嫁给比自己学历低的。到了2007年，这两个比例分别变成了19%和28%。这大概意味着美国家庭中妻子的平均教育水平已经超过丈夫。1970年，只有4%的家庭妻子比丈夫收入高。到2007年，这个比例则达到了22%。
“剩女”现象的出现，和这种迅猛的社会转型有密切关系。首先，是长期处于优越地位的男性心理不平衡，和高于自己的女性无法相处。美国素有女性教育的传统。在19世纪末到20个世纪40年代，经常是女性高中毕业，甚至上了大学，然后嫁给一个教育比自己低的丈夫。不过，那时的规矩是，即使女性的教育高，也要在家当贤妻良母，大老粗的丈夫照样是一家之主，是挣钱的人。但是到了战后，知识越来越值钱，加上女权主义使妇女走出家庭，男性的收入优势就保不住了。钱包瘪了，信心就不足。《纽约时报》那篇报道一开篇就讲一位德国出身的女服装设计师刚刚和蓝领的男友分手，理由是对方实在太自卑。
另外，女性地位高后，心也高了。美国有研究表明，女性如果单身，收入和男人相当。但是，一旦当了母亲，事业就中断或受到重大影响，收入就明显低了。对许多女性来说，结婚不仅是屈就，而且还降低了一个阶层。
不过，大多数“剩女”还是渴望正常的家庭的。记得在女权运动已经大获全胜的1986年，美国的《新闻周刊》刊登了耸人听闻的封面故事，称那些年过四十职业女性结婚的机会，比死于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还小。当时还有人出来教说：女人不要有领袖野心，那样会丧失女人味。到了2006年的恐怖主义时代，《新闻周刊》不得不出来道歉。
看来，面对新的现实，男女都必须转过弯儿来。如果在总人口中，女性教育水平明显高过男性，日后收入也自然要高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一般家庭当然是女人学历高、挣得多，男人多少要在经济上依靠女人。现在，美国人正在转弯子。越来越多的男人接受比自己强的女人。甚至有调查表明，上过大学的女性比没有上过的更容易结婚。中国社会（不仅是男性），也应该转这个弯子。按说，除非人口中的女性比例远远高于男性，那么有“剩女”便有“剩男”。但为什么“剩女”比“剩男”更成新闻呢？我们的社会，似乎还是把女性当成嫁人的动物，把男人当成干活的。结果女性嫁不出去是新闻，男人失业是新闻。其实，女性也许是更有价值的劳动力。没有文化、收入低的男性，也应该赶紧培养点三从四德的品性，帮助夫人理家教子，让女性能集中精力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男人终结了吗？
最近四十年，美国阴盛阳衰。在1970－2007年间，美国男性的收入增长了6%，女性增长了44%。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的研究则揭示，自1973年以来，计入通货膨胀因素，美国男性的中等工资其实下跌了32%。这次的“大衰退”埋葬了750万个工作岗位，这些工作中的四分之三是男人的工作。结果，2010年美国创造了历史：劳动大军的主力首次由女性组成。也难怪，2010年汉娜·罗森（Hanna Rosin）在《大西洋》杂志上昂然宣布“男人的终结”。
当然，美国女性的平均收入，大致是男性的77%。不过，这一数字并没有考虑双方的工作时间。许多女性为了照顾孩子，自愿选择了半职工作。她们每小时的工钱，也许并不比男性低。还有许多女性，自愿进入教育等收入低的行业。另外，华尔街和大企业的高管，依然是男人的
领地。这些人的收入往往是普通职工的几百倍。他们的存在，自然把男人的平均数拉上去。2010年一项研究显示，城市22-30岁单身、无子女的职工中，女性比男性收入高出8%。另外，也是在2010年，女性占据了管理层和专业阶层的职位的51.4%，在1980年这个比例才不过是26%。
2010年美国大学授予的学士、硕士学位，60%为女性获得。在建筑业、制造业中干粗活的男性，经过这次大衰退失业后，其丢掉的工作不大可能回来，女性主宰的办公室工作则在扩张。总之，女性的优势将越来越强。
这一切，都见证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女权主义运动的成果。一些女权主义的前卫人士特别欢欣鼓舞。早在20世纪70年代，凯莱泰·“我们正在变成我们想嫁的男人。
纳姆（Gloria Steinem）就声称：”
意思是说，当今的女性正在获得过去传统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丈夫的地位和成就。似乎女性正在征服世界。
但是，一切并不那么简单。《纽约时报》女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备受争议的书——《男人还是必须的吗？》她声称，文化依然把女性塑造成要找比自己年纪大、有资源的男人作为丈夫。男性则还是觉得女性那种妩媚、崇拜的目光让自己更受用。这样，越是成功的女性就越难找到更成功的男人作为丈夫；男人则会纷纷被比自己成功的女性吓跑。结果，高成就的女性大多沦为剩女。
她觉得自己如果当一名女佣，会更有出嫁的可能。
另一位女作家凯特·鲍力克（Kate Bolick）则在2011年的《大西洋》杂志上现身说法，称她有位身高足以和NBA球星谈恋爱的女友，宁愿找个身高只到自己肩膀的艺术家当男友。另一位成功女性，则找了位比自己小14岁的男友。不过，美国的阴盛阳衰，让这些成功女性看得上的成功男性越来越少。结果呢，这个圈子里的男性成了稀缺品，总有一批围着自己团团转的女人，挑花了眼。诱惑多了，就更难下决心和某个女人结婚。这不仅仅使剩女增加，而且婚姻制度本身也受到威胁。
在我看来，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大家最好谁也不要终结谁。
公交绅士俱乐部
近几十年来，“中转村”城市体系的理论在西方大盛。所谓中转村城市体系，和卫星城体系相当接近。只不过卫星城改称了中转村，并且全用轮轨交通而非高速公路和中心城市连接。每个中转村都以通勤列车的车站为中心，各种商业和公共设施都集中在那里，居民区由此向四周辐射。大部分“村民”都可以步行到车站，基本没有开车的必要。他们从那里乘通勤列车进城，换乘地铁到达各自的办公室。如果用图来表示，一个中转村的城市体系，就好像从中心城市放射出许多根长线，每条线上串着许多珠子（中转村）。这样，中心城市的人口疏散了，轮轨又使通勤快捷准时，汽车被从城市生活中请出，拥堵消失，节能低碳。同时，大城市那种三教九流多元互动的生机又能够保持。
在地球暖化、能源危机、生态崩溃的今天，这样的城市体系听起来像是个乌托邦。真正实行起来如何呢？在人口密集的欧洲，中转村城市体系已经落实到了行动。越来越多的人步行或骑自行车到通勤车站，搭乘轮轨交通进城。汽车的使用正在减少。美国地广人稀，老百姓执迷于汽车。许多人声称，剥夺了汽车就等于剥夺了自由。独往独来的美国人
受不了公交的生活方式。中转村在美国还是个幻想。事实上，反中转村的规划学派也已经兴起。
不过，美国的许多大都市，其规划已经和中转村体系非常接近。我所居住的大波士顿地区就是一例。波士顿本身不过 60万人口，在超出城市地铁的范围外，有七八条通勤列车线连接远郊，把周边700多万人口整合在一个大都市圈中。通勤列车进入市区后，在不同的站口和地铁交汇，乘客转乘地铁相当方便。许多人到郊区买房，有没有通勤列车线已经成了重要的考虑因素。
最近《波士顿环球报》上的一篇报道，则进一步揭示出：这一中转村结构中的通勤方式已经不是人们不得不为的上班手段，而且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乃至一群每天按时乘坐通勤列车的上班族，从陌生到相识，最后成了特殊的朋友。通勤成了他们的“俱乐部活动”。
事情发生在波士顿西郊的康科德车站上。康科德是美国的历史名镇，目前有不到17000居民。独立战争就是在康科德和莱克星顿打响的第一枪。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也在康科德。该镇距波士顿大约30公里，由一条通勤铁路线连接。每日8：09那班次，总有固定的那么几个候车者锁定第一节车厢。这主要是因为到终点时第一节车厢离出站口最近。他们都希望利用这一有利位置在通勤路上抢出半分钟来。据说这一点揭示了这些人都属于竞争性很强的A型血性格。共同的天性最终使他们走到一起。
大家每天一起在这安静的乡镇小站候车，又在同一节车厢中度过45分钟的旅程，不可能彼此视而不见。他们从互相微笑点头，到略微寒暄，然后开始聊天，最终成了朋友。年长日久，这些人之间的纽带越来越牢固，简直成了莫逆之交。看看彼此的背景，也相当不俗。一位是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一位是某基金会的CEO，一位是投资公司的分析家，一位是律师，还有一位是我所任教的萨福克大学的生物教授。大家不仅谈自己的工作，而且谈家庭，谈孩子，甚至彼此交流工作经验。比如，生物教授把自己的学生介绍到了通勤伴侣、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的实验室中实习。另一位通勤者在本领域获得大奖，大家在车厢里集体庆贺。
这个小群体中的人，渐渐发现通勤成了最为节省的交友办法。当今的社会，大家都非常忙，虽然人人需要朋友，但维持朋友的关系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彼此总不相见，朋友还有多少意义？在列车上交友，年长日久彼此间的交流比亲朋密友之间还充分，友情质量相当之高，但不需要另外花时间。甚至大家在车上也没有彼此的义务，如果谁赶上特别忙、心里有事，就缩在一角打开笔记本工作，不会受任何打扰。
这些人都声称，大家是在车厢里随意交友，并没有根据彼此的身份背景进行选择。但是，社会学家指出，这种友谊，是典型的“生态位关系”（niche relationship，或称利基关系）。首先，大家都住在康科德。这是波士顿相当富裕的郊区，中等家庭收入达13万多美元。从这里上车的人中，找个清洁工几乎不可能。第二，这些人都是辛辛苦苦上早班的人，要在9点左右到达办公室，属于那种最为辛苦的、奋斗中的专业阶层。第三，这样的背景以及所居住的地点，使他们都是自由派人士，大家可以毫无顾忌地随口嘲笑共和党。这些人在相似的社会“生态位”中，面临着诸多共同的问题，当然容易对彼此的人生经验发生兴趣。所以，他们虽然称交友不问背景，但他们的车厢自然形成了一个公交上的“绅士俱乐部”。
我其实就住在同一条通勤线的后面几站，距波士顿有50公里。我的镇完全是农村，左右邻居遥遥相望。镇里有几位也是这么通勤的。在农村居住的人，也许更需要这种通勤中的“绅士俱乐部”，以体会都市中人际互动的兴奋。可惜，也正是因为在农村，我的居住地点离通勤列车站远远超出步行距离，必须开车，而车站的停车位非常难找，只好作罢。不过，这个“公交绅士俱乐部”至少证明，通勤可以创造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和有魅力的生活方式。也许，这恰恰是中转村城市体系的魅力所在。
美国的免费购物明星
美国这次经济危机，不知制造了多少家庭悲剧。但是，艰难困苦也塑造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