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有些批评者说，奥巴马的政策不仅无法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而且会用高税率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最后全民受害。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认真审视一下。
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的资深研究员、1998年—2006年曾担任国会预算委员会代理助理主任的罗伯顿·威廉姆斯（Roberton Williams）指出，要通过增加占人口2%的“富人”的税率来消除相当于GDP3%的财政赤字，让他们支付39.6%的税率是不够的，税率恐怕要提高到77%甚至90%。可见，奥巴马的加税计划对于削减赤字来说是杯水车薪。
一些激进的左翼人士公开呼吁，既然富人要支付90%的税率才能成功地削减赤字，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支付90%呢？对此，市场派人士同仇敌忾：这种掠夺性税率，这种政府强制性的再分配，最终会抑制经济增长。
可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话，这种市场派理论与经验事实也很难相符。
当1929年大萧条爆发时，美国的最高税率为24%，征收对象是年收入10万美元的富人。在1932年—1935年，税率提高到63%，但“打击面”小了，征收对象是年收入达到百万美元的富人家庭。富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1937年—1941年，高税率的“打击面”进一步缩小到年收入在500万的家庭，但税率提高到79%到81%左右。这体现了新政劫富济贫的政治哲学。美国进入二战后财政吃紧，高税率的“打击面”不得不扩大到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的家庭，税率也不断提高，从88%升到94%。战时非常时期也许不应该算作常规。但看看美国战后的黄金时代：1948年—1964年间，支付最高税率的是年收入40万美元的家庭，最高税率自1951年起就维持在91%以上的水平。1964年后最高税率下降，但到1980年里根赢得大选为止，绝大部分时间为70%。只是“打击面”也随之扩大到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的家庭。里根上台后大力减税，把最高税率降到50%，甚至最后到了28%。同时，最高税率的“打击面”也急剧扩大，乃至年收入十几万美元的家庭也要承受最高税率。老布什任上，最高税率从28%上升到31%。但承担这种最高税率的，已经不是“富人”，开始针对着年收入3万多美元的家庭，后来这道线上升到8万多美元。这充分体现着共和党亲富人的政策。克林顿上台后推行了39.6%的最高税率，针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只是这条线根据通货膨胀率逐渐上调。布什上台后推进通过了减税案，最高税率降到35%，支付这一税率的门槛也高了，是年收入超过31万多美元的家庭。
这段历史非常耐人寻味。大萧条以后，罗斯福奉行“新政”，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政策的主流。高税收创造了大政府，大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干预市场，以政府投入创造需求、刺激经济，最高税率不断攀升。虽然奥地利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挑战凯恩斯学派，但直到1974年奥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再加上弗里德曼的巨大影响，这派学说才被公众和政界主流所接受。从里根开始，共和党主宰了白宫，美国的最高税率不断降低。即使克林顿8年将这个税率提高了一些，但也远远低于里根以前任何共和党总统任内的税率。
可惜，如果说低税率（这里主要指最高税率）刺激经济发展的话，事实几乎正好相反。美国战后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从1950年一直延续到60年代末，两位数的GDP增长司空见惯。这恰恰是美国的最高税率达到顶峰的时代。其中有13年最高税率是91%或92%。20世纪70年代一直被视为是美国经济的噩梦。但这主要是受1973年10月开始的石油危机的外在打击。如果除去石油危机开始后的两年，整个经济增长并不低。里根上台后确实创造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克林顿时代美国刚打赢冷战，在全球化中一马当先，至今被人们回忆为黄金时代。但是，仔细检验一下就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个低税率时代的GDP增长，比起前五六十年代明显偏低，两位数的增长从来没有出现过。特别是20世纪初的10年，GDP的平均年度增长还远远赶不上20世纪70年代。所谓低税率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至少在美国战后60年的经济史中难以找到可靠的证据。
当然，GDP并非一切，还要看经济所成就的业绩。在战后头20年的高税率时代，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一手扶植了整个“自由世界”的复兴。冷战期间世界上之所以还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就多亏了这一高税率所提供的资源。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这样的高税率创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包括《退伍军人法案》把大批平民子弟送进大学，以及以整套的社会保障系统。低税率时代的业绩是什么呢？是美国从一个世界帝国走到今天的衰落。甚至在大学生入学率等一向领先于世的指标上，美国也被许多发达国家反超。其中最令人忧虑的是，中产阶级正在随着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而开始瓦解。
巴黎经济学院的毛马斯·皮克蒂（Thomas Piket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研究表明，在2002年—2008年期间，居于底层的90%的美国人，年收入下降了4%，少了1170美元；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人，年收入则增高30%，超过26万美元（261930美元）。20世纪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高税率时代，美国的贫富分化在减小。但到70年代后，贫富分化开始上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称1979年是一个分水岭，以后则一发而不可收。这与低税率时代基本同步。如今，美国的基尼系数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一贯尊奉市场经济原则的《经济学人》也指出，美国的社会流动已经比不上欧洲。一个穷孩子要想上升到中产阶层，在欧洲的机会比在美国大得多。格林斯潘在2005年也承认，对这样的现实，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很难接受。
奥巴马拿25万美元的年收入作为“富人”线，要求2%最富的美国人多作贡献，也是为了扭转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局面。应该说，这道线以及39.6%的最高税率在经济上并无坚实的基础—不仅饶了最富的投资阶层，所获得的财政收入也不足以消除联邦赤字。这道线更多的是政治线。奥巴马希望用克林顿时代提醒人们：让富人支付高税率并不会窒息经济增长，反而可以平衡预算。
美国面临着不可逃避的现实：要么提高税率，要么削减福利和政府服务。选民对这两项选择都不肯接受，还处于不肯面对现实的阶段。此时相对容易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富人”付更多的税。一些左翼人士呼吁恢复90%的最高税率，称那是美国蒸蒸日上时代的最高税率。要知道，即使在经济危机深重的2009年，美国对冲基金的前25位CEO总收入达253亿美元，平均每人超过10亿美元。即使他们90%的收入被最高税率剥夺，平均每人还有千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至于那些年收入刚刚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受这种90%税率的打击也并不太大。因为这是一种边际最高税率，只有超过“富人线”的那部分收入才支付如此的重税，而25万美元以内的收入还是享受着中产阶级的低税率。这种最高税率，大致能保证美国人现有的社会福利。历史证明，这样的最高税率也完全能够保证经济的迅猛成长。
最高税率的水平，涉及怎样对待“富人”的哲学问题。克林顿刚上台时，不停地抱怨“富人”贡献太少。他的财长鲁宾作为出身于华尔街的“富人”感到不受用，就对总统说：“你最好不要用‘富人’的字眼，更好的词也许是‘成功人士’。这些人是辛辛苦苦地创造了自己的业绩，为我们带来了繁荣，你又需要他们的帮助，应该尊重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视为敌人。”克林顿接受了这样的建议，也成为相当亲企业的民主党总统。可见，即使在民主党人中，“富人”是时代英雄的观念也渐渐被接受。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20世纪90年代末写的《英才与正义》一文，则阐述了另类观点。他认为，当今的社会文化对英才过于崇拜，乃至夸大了他们的贡献，给了他们过度的奖励。他进而提出了“敲诈者”模式：那些创新的英才，就仿佛是一个突然掌握了你的一些不想见天日私人材料的人。于是你开始和他讨价还价。他心里很明白：如果你不支付他任何钱，他留着这些材料也毫无用途。但你心里也明白：如果分文不付、任他把材料抖搂出来，对自己伤害很大。这时最佳策略是：用最少的钱收回这些材料，而不是用最多的钱奖励他的“能力”。社会对比尔·盖茨这样的“富人”，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他掌握着某种我们必需的东西。我们要用最少的钱把这些东西拿到手；而不是一味地崇拜他，给他尽可能多的奖励。毕竟这些东西他不给我们自己留着也没用。我们不应该放弃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
对“富人”课以高税，未必会影响经济增长。从价值理念上，“富人”承担90%以上的税率更符合社会正义，从长远的经济发展上看，“富人”支付高税也更有助于减缓贫富分化，使更多本无机会的下层子弟进入中高产阶层，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高水平的经济竞争。这比起由少数“富人”垄断的竞争来，能创造更有效率的社会。这里真正的难关，是和“富人”博弈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那么高的最高税率，一大原因是美国当时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富人无处可去。他们宁愿承受90%的所得税，也不会移居苏联。其工作干劲不会因为高税率而降低。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美国的相对经济优势已经降低了许多。如果对“富人”施以半个世纪前的90%以上的最高税率，这些“富人”就可能移居到别的国家。“富人”对塑造了自己的社会，已经丧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感情。美国社会讨价还价的砝码少了。另外，美国是个好莱坞式的社会，喜欢塑造英雄，把“枯燥乏味”的生活戏剧化。这种文化中有一种盲目的英雄崇拜，觉得每一个发明、每个企业的成功，都是因为某个好莱坞式的英雄的一人之功。而最近一系列心理学研究证明，当今世界的发明创造越来越属于集体。集体智商和该集体中个体的最高智商并无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富人”很难一手成就大业。而美国的大众文化，实际上一直帮助“富人”邀功。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的“富人”的税率越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越好。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渐渐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理念所创造的小政府、低税率必然刺激经济发展的幻觉，全球化又提高了富人讨价还价的砝码，使得对“富人”加重税变得非常困难。但是，美国目前的财政问题，靠减税刺激经济并无法解决，提高税率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中产阶级目前脆弱的经济地位，很难再承受重税。在政治上他们也会通过手中的选票说话，使政治家都不敢在他们头上加税。最后的选择，当然就是“富人”。90%的最高税率恐怕不现实，但39.6%的最高税率则依然有相当大的提高潜力。
两房之后的美国房市难局
2011年2月11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住房金融市场改革白皮书》，其目标是取代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大把世界导向“大衰退”的“国营企业”。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美国房市风声鹤唳，2月份的现房销售数量下跌不说，新房销售数额创了近半个世纪的新低。在过去40年，房利美和房地美一直是美国政府鼓励私人拥有房产的重要机构。大量的房贷，都由这“两房”担保，“两房”又由政府出资担保。结果，银行释放出大量房贷，不必考虑太多风险，一旦房主无法还贷，所出现的坏账可以通过“两房”由纳税人买单。这使美国的房贷优惠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30年的贷款年息在5%以下。这个锁定的利率，在日后通货膨胀、利率上涨时能旱涝保收，在理论上可以低于通货膨胀率，等于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如果日后利率下降，房主则可以通过再贷款进一步调低房贷利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难怪有人曾在《华尔街日报》上质问：哪个中小企业能够拿到如此优惠的贷款？这种“先生活，后生产”的信贷结构，是导致美国超前消费的经济泡沫的根本原因。
如今，“两房”成了“毒产”，其坏账已经吞噬了1340亿美元的税金，而这个数字还在看涨之中。让“两房”寿终正寝，也是众望所归。但是，埋葬“两房”后的房市前景如何？对此则很少有人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