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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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美国人为什么喜欢纳税?(3)

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有些批评者说,奥巴马的政策不仅无法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而且会用高税率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最后全民受害。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认真审视一下。

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的资深研究员、1998年—2006年曾担任国会预算委员会代理助理主任的罗伯顿·威廉姆斯(Roberton Williams)指出,要通过增加占人口2%的“富人”的税率来消除相当于GDP3%的财政赤字,让他们支付39.6%的税率是不够的,税率恐怕要提高到77%甚至90%。可见,奥巴马的加税计划对于削减赤字来说是杯水车薪。

一些激进的左翼人士公开呼吁,既然富人要支付90%的税率才能成功地削减赤字,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支付90%呢?对此,市场派人士同仇敌忾:这种掠夺性税率,这种政府强制性的再分配,最终会抑制经济增长。

可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话,这种市场派理论与经验事实也很难相符。

当1929年大萧条爆发时,美国的最高税率为24%,征收对象是年收入10万美元的富人。在1932年—1935年,税率提高到63%,但“打击面”小了,征收对象是年收入达到百万美元的富人家庭。富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1937年—1941年,高税率的“打击面”进一步缩小到年收入在500万的家庭,但税率提高到79%到81%左右。这体现了新政劫富济贫的政治哲学。美国进入二战后财政吃紧,高税率的“打击面”不得不扩大到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的家庭,税率也不断提高,从88%升到94%。战时非常时期也许不应该算作常规。但看看美国战后的黄金时代:1948年—1964年间,支付最高税率的是年收入40万美元的家庭,最高税率自1951年起就维持在91%以上的水平。1964年后最高税率下降,但到1980年里根赢得大选为止,绝大部分时间为70%。只是“打击面”也随之扩大到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的家庭。里根上台后大力减税,把最高税率降到50%,甚至最后到了28%。同时,最高税率的“打击面”也急剧扩大,乃至年收入十几万美元的家庭也要承受最高税率。老布什任上,最高税率从28%上升到31%。但承担这种最高税率的,已经不是“富人”,开始针对着年收入3万多美元的家庭,后来这道线上升到8万多美元。这充分体现着共和党亲富人的政策。克林顿上台后推行了39.6%的最高税率,针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只是这条线根据通货膨胀率逐渐上调。布什上台后推进通过了减税案,最高税率降到35%,支付这一税率的门槛也高了,是年收入超过31万多美元的家庭。

这段历史非常耐人寻味。大萧条以后,罗斯福奉行“新政”,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政策的主流。高税收创造了大政府,大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干预市场,以政府投入创造需求、刺激经济,最高税率不断攀升。虽然奥地利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挑战凯恩斯学派,但直到1974年奥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再加上弗里德曼的巨大影响,这派学说才被公众和政界主流所接受。从里根开始,共和党主宰了白宫,美国的最高税率不断降低。即使克林顿8年将这个税率提高了一些,但也远远低于里根以前任何共和党总统任内的税率。

可惜,如果说低税率(这里主要指最高税率)刺激经济发展的话,事实几乎正好相反。美国战后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从1950年一直延续到60年代末,两位数的GDP增长司空见惯。这恰恰是美国的最高税率达到顶峰的时代。其中有13年最高税率是91%或92%。20世纪70年代一直被视为是美国经济的噩梦。但这主要是受1973年10月开始的石油危机的外在打击。如果除去石油危机开始后的两年,整个经济增长并不低。里根上台后确实创造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克林顿时代美国刚打赢冷战,在全球化中一马当先,至今被人们回忆为黄金时代。但是,仔细检验一下就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个低税率时代的GDP增长,比起前五六十年代明显偏低,两位数的增长从来没有出现过。特别是20世纪初的10年,GDP的平均年度增长还远远赶不上20世纪70年代。所谓低税率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至少在美国战后60年的经济史中难以找到可靠的证据。

当然,GDP并非一切,还要看经济所成就的业绩。在战后头20年的高税率时代,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一手扶植了整个“自由世界”的复兴。冷战期间世界上之所以还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就多亏了这一高税率所提供的资源。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这样的高税率创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包括《退伍军人法案》把大批平民子弟送进大学,以及以整套的社会保障系统。低税率时代的业绩是什么呢?是美国从一个世界帝国走到今天的衰落。甚至在大学生入学率等一向领先于世的指标上,美国也被许多发达国家反超。其中最令人忧虑的是,中产阶级正在随着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而开始瓦解。

巴黎经济学院的毛马斯·皮克蒂(Thomas Piket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研究表明,在2002年—2008年期间,居于底层的90%的美国人,年收入下降了4%,少了1170美元;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人,年收入则增高30%,超过26万美元(261930美元)。20世纪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高税率时代,美国的贫富分化在减小。但到70年代后,贫富分化开始上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称1979年是一个分水岭,以后则一发而不可收。这与低税率时代基本同步。如今,美国的基尼系数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一贯尊奉市场经济原则的《经济学人》也指出,美国的社会流动已经比不上欧洲。一个穷孩子要想上升到中产阶层,在欧洲的机会比在美国大得多。格林斯潘在2005年也承认,对这样的现实,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很难接受。

奥巴马拿25万美元的年收入作为“富人”线,要求2%最富的美国人多作贡献,也是为了扭转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局面。应该说,这道线以及39.6%的最高税率在经济上并无坚实的基础—不仅饶了最富的投资阶层,所获得的财政收入也不足以消除联邦赤字。这道线更多的是政治线。奥巴马希望用克林顿时代提醒人们:让富人支付高税率并不会窒息经济增长,反而可以平衡预算。

美国面临着不可逃避的现实:要么提高税率,要么削减福利和政府服务。选民对这两项选择都不肯接受,还处于不肯面对现实的阶段。此时相对容易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富人”付更多的税。一些左翼人士呼吁恢复90%的最高税率,称那是美国蒸蒸日上时代的最高税率。要知道,即使在经济危机深重的2009年,美国对冲基金的前25位CEO总收入达253亿美元,平均每人超过10亿美元。即使他们90%的收入被最高税率剥夺,平均每人还有千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至于那些年收入刚刚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受这种90%税率的打击也并不太大。因为这是一种边际最高税率,只有超过“富人线”的那部分收入才支付如此的重税,而25万美元以内的收入还是享受着中产阶级的低税率。这种最高税率,大致能保证美国人现有的社会福利。历史证明,这样的最高税率也完全能够保证经济的迅猛成长。

最高税率的水平,涉及怎样对待“富人”的哲学问题。克林顿刚上台时,不停地抱怨“富人”贡献太少。他的财长鲁宾作为出身于华尔街的“富人”感到不受用,就对总统说:“你最好不要用‘富人’的字眼,更好的词也许是‘成功人士’。这些人是辛辛苦苦地创造了自己的业绩,为我们带来了繁荣,你又需要他们的帮助,应该尊重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视为敌人。”克林顿接受了这样的建议,也成为相当亲企业的民主党总统。可见,即使在民主党人中,“富人”是时代英雄的观念也渐渐被接受。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20世纪90年代末写的《英才与正义》一文,则阐述了另类观点。他认为,当今的社会文化对英才过于崇拜,乃至夸大了他们的贡献,给了他们过度的奖励。他进而提出了“敲诈者”模式:那些创新的英才,就仿佛是一个突然掌握了你的一些不想见天日私人材料的人。于是你开始和他讨价还价。他心里很明白:如果你不支付他任何钱,他留着这些材料也毫无用途。但你心里也明白:如果分文不付、任他把材料抖搂出来,对自己伤害很大。这时最佳策略是:用最少的钱收回这些材料,而不是用最多的钱奖励他的“能力”。社会对比尔·盖茨这样的“富人”,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他掌握着某种我们必需的东西。我们要用最少的钱把这些东西拿到手;而不是一味地崇拜他,给他尽可能多的奖励。毕竟这些东西他不给我们自己留着也没用。我们不应该放弃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

对“富人”课以高税,未必会影响经济增长。从价值理念上,“富人”承担90%以上的税率更符合社会正义,从长远的经济发展上看,“富人”支付高税也更有助于减缓贫富分化,使更多本无机会的下层子弟进入中高产阶层,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高水平的经济竞争。这比起由少数“富人”垄断的竞争来,能创造更有效率的社会。这里真正的难关,是和“富人”博弈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那么高的最高税率,一大原因是美国当时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富人无处可去。他们宁愿承受90%的所得税,也不会移居苏联。其工作干劲不会因为高税率而降低。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美国的相对经济优势已经降低了许多。如果对“富人”施以半个世纪前的90%以上的最高税率,这些“富人”就可能移居到别的国家。“富人”对塑造了自己的社会,已经丧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感情。美国社会讨价还价的砝码少了。另外,美国是个好莱坞式的社会,喜欢塑造英雄,把“枯燥乏味”的生活戏剧化。这种文化中有一种盲目的英雄崇拜,觉得每一个发明、每个企业的成功,都是因为某个好莱坞式的英雄的一人之功。而最近一系列心理学研究证明,当今世界的发明创造越来越属于集体。集体智商和该集体中个体的最高智商并无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富人”很难一手成就大业。而美国的大众文化,实际上一直帮助“富人”邀功。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的“富人”的税率越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越好。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渐渐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理念所创造的小政府、低税率必然刺激经济发展的幻觉,全球化又提高了富人讨价还价的砝码,使得对“富人”加重税变得非常困难。但是,美国目前的财政问题,靠减税刺激经济并无法解决,提高税率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中产阶级目前脆弱的经济地位,很难再承受重税。在政治上他们也会通过手中的选票说话,使政治家都不敢在他们头上加税。最后的选择,当然就是“富人”。90%的最高税率恐怕不现实,但39.6%的最高税率则依然有相当大的提高潜力。

两房之后的美国房市难局

2011年2月11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住房金融市场改革白皮书》,其目标是取代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大把世界导向“大衰退”的“国营企业”。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美国房市风声鹤唳,2月份的现房销售数量下跌不说,新房销售数额创了近半个世纪的新低。在过去40年,房利美和房地美一直是美国政府鼓励私人拥有房产的重要机构。大量的房贷,都由这“两房”担保,“两房”又由政府出资担保。结果,银行释放出大量房贷,不必考虑太多风险,一旦房主无法还贷,所出现的坏账可以通过“两房”由纳税人买单。这使美国的房贷优惠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30年的贷款年息在5%以下。这个锁定的利率,在日后通货膨胀、利率上涨时能旱涝保收,在理论上可以低于通货膨胀率,等于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如果日后利率下降,房主则可以通过再贷款进一步调低房贷利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难怪有人曾在《华尔街日报》上质问:哪个中小企业能够拿到如此优惠的贷款?这种“先生活,后生产”的信贷结构,是导致美国超前消费的经济泡沫的根本原因。

如今,“两房”成了“毒产”,其坏账已经吞噬了1340亿美元的税金,而这个数字还在看涨之中。让“两房”寿终正寝,也是众望所归。但是,埋葬“两房”后的房市前景如何?对此则很少有人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