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许多读者曾指责我故意略过了美国的房地产税，进而夸大了美国住房的可承受程度。对此我也撰文进行过解释：美国对住房费用的统计，包括了房地产税和住房保险等一切费用。不过，这里更关键的问题，是房地产税主要用来作为教育经费。那些家里有几个孩子、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家庭，实际上是通过缴纳房地产税获得了大量的教育补助。我曾开玩笑说，这是美国式的“傍大款”。
以我在波士顿远郊不足6000人的小镇为例。这里的学校曾进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前百名公立高中的排名榜，属于顶尖的学区。当然，代价是房价高。房价高，房地产税就多，教育经费就充足，当然学校好了。但算算账就明白，“穷人”恰恰在这里大有可捞。比如，50万的房子，在中等房价以下，其每年的房地产税为7000多美元。这里生均教育经费，每年则高达13000美元左右，有的中小学教师年薪能到8万，比周围地区高一倍。如果你家里一个孩子，一年缴纳的房地产税则不过是孩子的教育成本的一半。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一年从镇里等于获得了两万美元左右的教育补助。当然，50万不是“穷人”能拿得出来的。但是，20多万的房子也能找到，房地产税才3000。实在买不起，还可以租房子。只要住下来，有了地址，孩子就零费用地自动入学，连午餐都有补助。
那么，谁来给这些“穷人”的孩子买单呢？当然是富人。这还是通过房地产税来实现的。暑假的一个星期日，女儿在家里练琴练得身心交瘁。我对她说：“咱不练了，爸爸带你玩儿去。”说走就走，开车5分钟就到了镇中心的湖边。这里有各种免费的船只。我们从救生人员那里一人要了一条划艇下了水。在宽广的湖面，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很远的地方依稀可见的一点帆影和一个汽艇。相比之下，颐和园的昆明湖倒像是个养鱼池了。环视这一尘不染的人间仙境，我心里突然冒出个俗不可耐的问题：谁给我们这“慈禧级别”的享受买单？谁支付那些救生人员和码头、船只的费用？答案很清楚：房地产税。当然，维持这种地方公共设施开销比维持一个学校系统要便宜得多。
当我们慢慢划向一个郁郁葱葱的湖岸时，一栋豪宅从树丛中隐隐而出。凭着对本镇的知识，我大致可以判断：这栋黄金地带的豪宅两三百万。“谁来买单”的问题迎刃而解。简单地算算就知道：按300万美元算，这栋豪宅每年的房地产税是4万多美元，这种富豪家庭，孩子往往上私立学校，不占用公立学校的资源。有的甚至不住在这里，只是某个季节来度假而已。所以，他们的税金大多是用来补贴我等平民百姓的孩子的教育费用，维持包括这湖光山色在内的公共设施。不仅如此，我等在富人家门口划船的平民百姓，腰杆还很硬。富人的房子，要按照我们规定的尺寸盖。如果仗着自己有钱就盖高楼、让房子超越树丛，我们平日到湖上划船时看着心烦，就可以叫镇政府把那豪宅拆掉。这就是老百姓集体决定的“区域规划”：有些地方是自然保留地，你有多少钱也没法买。有些地方腾出来开发，富人可以来，但必须缩头缩脑，把房子躲在树丛中，让我们划船时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其实，富人们也从这种限制中受益。他们买了豪宅后可以放心：周围四望之地，不会有丑陋、傲慢的房子破坏自然景色。
我所住的地方虽然豪宅很多，但由于离波士顿比较远，还远不是最贵的地方。有个叫Weston的地方，中等房价高出100万，是麻省最贵的镇。几年前，一个金融总裁在那里盖了栋几千万的豪宅。五口之家如此挥霍，惹得《波士顿环球报》也专门报道。但是，镇里的一位世代居民接受采访时反而心怀感激：
“这家人实在帮了我们镇的大忙了！”为什么？这么一大栋豪宅，龟缩在茂密的绿地和森林之后，躲开了公众的视线，只会让当地的自然环境更好。另外，每年这一家缴纳的房地产税就高达几十万美元。这样的富人多了，当地学校还愁经费吗？
美国和中国一样，面临着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双方的基尼系数也不相上下。许多批评者指出，以房地产税支付当地学区教育经费的制度，制造了区域间的贫富分化，使富学区和穷学区的学校成为两个世界。但是，对于一个每月能拿出一两千块支付房租的家庭，在这种制度下仍然有许多机会去“傍大款”、靠在高端地区买便宜房或租房来沾富人的光。而且，你不管搬到多富的地方，当地中低收入的人口最多，选票也最多。即使富人缴税多，在地方事务中，比如定什么税率、往学校投多少资、怎样保护环境等问题上，富人要听中低收入阶层的话。这样的机制，多少缓解了贫富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
对世界最大的企业说不
美国又到了大学毕业的季节。这本是个和谐的季节：各院校争先恐后聘请大牌人物到毕业典礼上致辞，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各大牌人物也都受宠若惊，把受到邀请视为荣幸，觉得年轻一代还很待见自己。所以你会发现，从现任总统和前总统，到企业总裁，各界名流，这段时间都忙着到各校穿梭演讲。
我家附近的城市有所叫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Institute）的学校，在中国名不见经传，其实是所相当不错的大学。该校今年聘请了埃里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总裁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作为毕业致辞人。埃里克森美孚在过去5年世界最大企业的排名表上，一直名列第一或第二，大概和沃尔玛一起算世界最大的公司了。对这所并不那么知名的小学校来说，埃里克森美孚更是至关重要。该公司刚给学校捐了130多万美元，在过去10年中从该校雇用了31名毕业生。该校的校长对埃里克森美孚的总裁也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称他为“美国最为成功的企业领袖，在能源领域公认的、广受尊重的权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强有力支持者，伍斯特理工学院的朋友。”在校方看来，请这样一位企业领袖到为工业界培养科技人才的院校来教导学生，真是再理想不过了。
可惜，学生却不买账。如今绿色运动如火如荼，提倡环保、再生能源、减缓地球暖化等，成了时代潮流。年轻学生们在这方面更具理性主义精神。埃里克森美孚是石油巨头，多少年来一直成为环保运动的攻击目标。于是，许多学生纷纷起来抗议，称校方给石油利益集团的首脑来对毕业生讲话的荣誉，是“背叛了我们的价值”。还有许多毕业生表示，他们将参加毕业典礼。但是，当总裁大人讲话时，他们将集体退场，以示抗议。但校方马上警告：毕业生一旦退场，就不能回来。因为进进出出造成了太多不必要的扰动，会妨碍毕业典礼的秩序。
要知道，大学毕业典礼是美国人一生的重要里程碑。大家穿袍戴帽、上台接过毕业证书、一起抛帽狂欢，而且还有眼里噙满泪水的父母和亲朋好友在一旁观看，谁能跳过这样的盛大节日？校方的警告，使许多学生处于两难之境。但是，一些抵抗者并不示弱。在1200名毕业生中，已有26名通知校方将抵制总裁的致辞。
校方立即提出了和解方案，创下美国大学毕业典礼的奇观：举行两个毕业典礼。在正式的毕业典礼结束后一小时，在同一地点将有一个“对应典礼”，即给那些抵制埃里克森美孚总裁的毕业生举办另外的毕业典礼。
为此，校方将从环保运动思想库聘请一位知名人士作为毕业致辞人。此案一出，立即被学生们接受。抗议的学生们声称，将有200多名学生参加“对应毕业典礼”。
这一事件估计会相对平静地过去。这显然也是校方所希望的。从这样的紧急安排可以看出，美国的大学把学生摆在了什么样的位置。1200个毕业生中，最终公开表示抵制校方组织的毕业典礼的，也就20多人。其他学生不甘心，但大多不肯错过人生的里程碑，最后还是会乖乖地参加的，按说问题不会太大。但是，一个学校如果有二三十个学生对校方不满抵制毕业典礼，校方也不显示出任何意愿来照顾他们的感情，这就可能会引起进一步的公共关系危机，影响学校的声誉和日后的生源。所以，埃里克森美孚的老板，也只能面对冷清得多的听众了。
25万美元能界定富人吗？
最近《纽约时报》周末版有篇文章，考略了25万美元这一界定“富人”的收入线的本末，提出了市场经济中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谁是“富人”？“富人”是否应该多纳税？应该多纳多少？如果再上升到理论性的问题，那就是单靠市场能否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公权力介入进行财富再分配是否会削弱市场经济的效率？这些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25万美元的数字是怎么提出来的？其近因是奥巴马给“富人”加税的政纲。他自竞选时就提出，如果他当总统，那么就提高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或20万美元以上的单身者）所支付的联邦所得税。如今美国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共和党国会和奥巴马都提出了各自的削减赤字的长期方案，预计这将成为2012年大选的核心主题。奥巴马计划的一个核心，就是坚持对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家庭加税的计划，希望由此增加联邦收入，减少赤字，并尽可能保持针对穷人的社会福利。
现在的问题是，这25万美元的数字是哪里来的？凭什么根据这一神奇的收入线制定税收政策？根据美国国家税务局的数据，达到这条收入线的家庭，占美国家庭的2%。这么小小的比例，使他们很难自称是“中产阶级”。将之划归富人阶层，让他们和百万富翁一起纳高额的所得税，也属天经地义了。
这条收入线的政治意义当然非同寻常。1984年大选时的一幕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忘记。当时民主党候选人蒙代尔在电视辩论中指着对手里根说：“我们都不得不加税。我们之间的区别是，我对你们讲真话，他则不肯说出真相。”结果，蒙代尔输掉49个州，仅仅保住了自己的州。后来里根虽然不得不加税、并且留下巨大的财政赤字，但依然被视为战后美国最好的总统之一。自此以后，美国的政治常识是：谁敢提加税谁就是在政治自杀。
可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选民们不愿意缴税，但对政府提供的福利和服务则都想要。如果政治家迫于财政压力削减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福利，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可能就要收场了。对于以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弱势阶层为意识形态的民主党人，就更是如此。这才逼出了奥巴马的政策：我要捍卫中产阶级的福利，还要给中产阶级减税。谁来买单？当然是那些“富人”。这2%的比例，在选票上无足轻重，但在对政府的税收贡献上则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数倍，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这25万美元并非奥巴马的原创，而要归功于克林顿。1993年，克林顿创造了25万美元这道税收线，年收入超过这条线的家庭，税率高达39.6%。在此之前，也就是在老布什任上，最高收入家庭的税收线是86500美元，年收入超过这条线的家庭，税率为31%。也就是说，克林顿一方面在富人头上增税，一方面提高了“富人”的准入标准、把更多的中高产列入了不能得罪的“中产阶级”。奥巴马几乎直接继承了克林顿的遗产：年收入25万美元家庭的税率将提高到39.6%。目前最高年收入的纳税档次是以将近38万美元（379150美元）为底线，超过这条线的家庭，纳税率为35%。这是以减税为号召的布什政府的遗产。
但是，这里又遇到两个问题。第一，25万美元这道线是1993年划出来的。经过十几年的通货膨胀，这一收入水平早不像过去那么富有了。如果按实际美元价值恪守克林顿25万的标准，这道线现在应该是将近39万美元（386075美元）。实际上，克林顿在其任期内不断上调此线，最后提高到了将近29万美元（288350）。要知道，在1993年，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的家庭仅占人口的0.08%。这些人中绝大部分的收入恐怕在25万以下。可见，奥巴马把“富人”集团至少扩大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这样扩大的结果，就把一些中产阶级“错划”为“富人”。比如，一网友称他居住在曼哈顿，有两个孩子，年收入为26万多美元。曼哈顿的中等房价，在2010年经过急剧下跌后也在84万美元的水平。四口之家则需要更大的居住面积，估计要买上百万的房子。每年花在房子上的钱（包括房贷和房地产税），至少要在6万美元以上。这样的“富人”，手头自然常感拮据。有调查表明，年收入在25万美元的家庭，主要集中在高房价、高税收的沿海大都市区。这些家庭，大部分其实还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也许是中高产。他们的家庭财政，也经常出现赤字。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税率“保护富人”也是令人震惊的。奥巴马竞选时曾经引用巴菲特说的话：“我的税率比我的秘书低多了！”根据美国税务局2007年以来的数据，美国最富的400人，平均税率仅为16.6%。原因是这些人的收入大部分来自投资。投资所得，按照长期的资本利得税征收，税率仅仅15%。如今经济不景气，急需投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生怕吓走投资，不愿意讨论增加资本利得税的税率问题。所以，真正的亿万富翁、百万富翁们，大部分享受着比中产阶级还低的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