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赌局，成功是信仰
甘地留给世人的，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剪影。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看见的甘地的照片，总是一个瘦得让人心酸的形象。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绝食中度过，绝食，绝食，还是绝食。他用这种无声的行为，向这个世界上一切阻碍和平与美好的侵略者发出了最有力的抗议，这就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力量！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印度乃至世界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一位为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而奋斗终生的伟大人物。他被人们称作“巴普”，意思是父亲。这位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东方人博得了不同民族、信仰和阶级的人的景仰和爱戴，成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共同精神领袖。
●南非“萨提亚格拉哈运动”的领导者
中午的炽热渐渐散去，午后的阳光转换成温暖的黄色，一个提着行李的年轻人走向熙熙攘攘的彼得马里茨堡火车站。从他的穿着上可以看出，他不是非常富裕，但是，又区别于其他的穷人，因为文质彬彬的他显得从容潇洒、神定气闲，更何况，他的手里握着一张一等车厢的火车票。这在1893年的南非，可以显示一个人的地位，因为只有地位高的人才可以享受一等车厢的待遇。
他走到站台上，左右看了看，确定了自己的车厢后，走到一等车厢的门口，准备检票上车。一个高鼻梁、黄头发、面无表情的白人站在车厢门口，审视着来往的人群，脸上的表情忽然愣了一下，显然他看见了年轻人朝他走来。他马上伸出手，挡住已经来到他面前的年轻人。年轻人错愕地看着他，把手里的车票递了过去。白人检票员并没有伸手接他的票，甚至连看都没有看那车票一眼，就态度蛮横地对他吼叫：“你不能上这车！”年轻人有点莫名其妙，看了看车票，再看了看车厢上的铭牌，很礼貌地对检票员说：“我没有上错车呀，为什么不让我上车？”检票员轻蔑地看了面前的年轻人一眼，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句：“因为你没资格。在这里，只有白人才有资格坐头等舱，你快把车票换成三等车厢的票，火车就快要开了。”年轻人显得很惊讶：“我是一个律师，法律里面并没有规定不是白人就不能够坐头等舱。更何况，法律讲究的是人人平等。”检票员显得有点不耐烦，朝年轻人甩甩手：“你跟法律去讲平等吧，快走快走，别挡在这里。”然后把年轻人推到了一边，继续给后面的乘客检票。年轻人趁检票员不注意，提着行李进了车厢。
年轻人刚刚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检票员就带着三个白人上了火车，气势汹汹地来到年轻人面前。检票员蛮横地对年轻人说：“下去，否则我会把你的鼻子砸扁。”年轻人皱了皱眉头，并没有屈服：“四海之内人人平等，为什么我要下车？”检票员对身后的三个白人使了个眼色，然后一个高大的白人就走过来，一把揪住年轻人的衣领，另外两个跑上来抱住年轻人的身体，朝门口走去。他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给年轻人，就把他从车厢内扔了出去。紧接着，他的行李也飞了出来。
这个年轻人正是日后声名大振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被后人尊称为“圣雄甘地”。他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非暴力”思想的创始人。
那么，甘地应该待在印度，为什么会出现在南非了？这个还需要从头说起。
甘地的一生可以说是饱经忧患，历尽坎坷。他出生的时候，印度正处于英国殖民者的桎梏之下。当时印度的国民社会，到处充斥着战争、贫穷、苦难，人民流离失所，还要受到歧视、压榨和剥削。
而甘地生长在一个虔诚信奉仁爱、不杀生、素食、苦行的印度教家庭。这使他的性格腼腆、羞怯、循规蹈矩。在这样安稳的环境下，甘地长到了十三岁。按照当地的风俗，十三岁就应该结婚了，于是，听话的甘地听从父母的安排，和一个他从没见过面的同龄女孩结了婚。这个女孩虽然没有念过书，但是温柔体贴，对待家人和甘地都很有礼貌。十六岁那年，甘地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但是由于早育的原因，孩子一出生便夭折了。同年，甘地的父亲也去世了。
从小学到中学，甘地一直平庸无奇。十五岁那年，受到社会上革新思想的感染，他决心要振兴民族，振兴国家。但是，振兴国家是需要力气的，需要身强体健。可是，每天吃素的甘地，显得有点弱不禁风，这样的身体状况怎么可以担负起国家的重任、民族的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甘地的内心深处时常会咆哮：振兴国家，就必须要吃饭。
十九岁那年，心底里咆哮已久的“吃饭理论”终于要出世了。这个时候的甘地，显得很潇洒，肉体和精神上没有了父亲的束缚，精神上又接受了西方更为先进的思想。肉体和灵魂终于走到了一起，甘地感觉自己马上就要灵肉合一了，于是，他不惜被族人开除种姓身份，坦坦荡荡远涉重洋，赴伦敦求学。宗教陈规的约束，使他在一个全新环境里有点无所适从。经过短暂的迷惘与摸索，他终于放弃了对西方文明的盲目模仿，坚持了老爹的宗教信仰，并兼收并蓄其他宗教的教义。而且，他还接受了英国法制思想的教育，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取得了伦敦大学的律师资格。
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印度人似乎也有这个爱好。甘地满载荣誉，决定回国，让国人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和法制。他信心十足地跑到孟买，从事他的律师生涯。但是，甘地终究还是太年轻，在英国学习的绅士法律，在印度的宗教束缚下却屡遭挫折。第一次替人打官司，因为头一次面对的是国人，更何况又是自己在国内打的第一场官司，他激动了，感慨了，发蒙了，大脑一片空白，结果，官司也就砸锅了。
在孟买混了半年后，事业实在没有任何进展，他决定打道回府。回到家乡，看见了那山、那人、那狗，他备感亲切，兄长和亲友的无私资助，更是让他泪流满面。可是，甘地的律师业务依然毫无起色，时间长了，还要忍受旁人的白眼和鄙视，在这令人窒息的环境里，甘地备感苦闷压抑。这个时候，事务所有个来自南非的印度人的案子要他处理，他兴奋得差点忘记自己是吃素的，于是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南非的路程。
来到南非后，甘地显得很有激情，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唇枪舌剑，这又是怎样的情境？心情大好之下，甘地也超常地发挥出他所学的才识，最终赢得了这场官司。首战告捷，领导开始注意这个年轻人了，不久，就让他单独去外地办理一个案子。于是，他兴高采烈地买了火车票，往火车站走去。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开头的那个场景。
那一晚，甘地在站台上冻了一夜，同时也思考了一夜，但是他始终想不明白，每个人的地位都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自己会受到歧视呢？
第二天，走出车站的甘地看到黑人小孩光着脚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大街上来回奔跑，和自己一样黄皮肤的印度人，更多的是在乞讨，还有一些状况稍微好点的赶着马车来回奔波。他发现，在南非这个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英国殖民地，有色人种是没有公平和人权可言的。同时，这也让甘地一直倾慕的西方文化，在内心深处分崩离析。他认识到，只有团结在一起抗议、申诉，才能挽救同胞的苦难，找回民族的自尊。
民族自尊心和同胞在此所受的苦难驱使他走上了领导南非印度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于是，他回到住所，结合自己的宗教信仰、人生观、价值观，开创了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希望通过这些主张把南非的印度人团结起来，同时能够让种族歧视者低下他们那高傲的头颅。
甘地先向自己身旁的人传输着自己的理论，大声和他们争论，然后又冒着被警察抓捕的危险跑到大街上、工地上、村庄里去演讲。开始的时候，支持者几乎为零，这激发了甘地继续完善这套理论的决心。于是，就在他一边完善理论一边行走的状态下，了解的人逐渐增多，也逐步普及，支持者也越来越多。这时候，甘地觉得自己的砝码够分量了，于是就跑到南非的各个政府部门去申诉。
最终，他得到了舆论的支持。在舆论的压力下，甘地赢得了这场斗争！
这场运动的社会反响非常巨大，人们习惯叫这场运动为“萨提亚格拉哈运动”。“萨提亚格拉哈”的意思就是——坚持真理，而这，也是甘地一生遵循的人生信条之一。
正是通过这场运动，甘地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非暴力主义。而甘地的这套思想，主要渊源是印度传统宗教学说，他的非暴力主义的理论基石就在于他的神灵观和人性观。
甘地认为，人与人之间虽然表面肉体不同，但内在的精神本性却是同一的，这种“人性同一”和“人性本善”的观点，乃是甘地非暴力学说的哲学基础。
他在南非领导的艰苦卓绝的反种族歧视斗争，为南非印度人争取到了基本平等的权利，他从中也试验成功了一种有效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学说及其实践。不过，在这种反歧视过程中，甘地对英帝国仍充满幻想。
●真正的非暴力，威力超过最强大的暴力
1915年，在南非成功领导“萨提亚格拉哈运动”后的甘地回到印度。
回国后的甘地，威望和知名度大大提高，影响力很大，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但是，听闻甘地所宣传的是“非暴力”运动，英国政府顿时就放松了不少。只要你不搞“暴力”，不给我惹麻烦，演讲啊、运动啊，你爱干吗干吗去！但是很显然，英国政府这一次低估了“非暴力”主义的影响力。
甘地回国，不但给家人带回了礼物，更给英国统治者带了一份大礼——他放弃了代表富有和成功的西方式衣服。为什么要这样做？甘地的意思是要穿能够被印度最贫穷的人接受的土布衣服。他自己不穿西式衣服，还鼓励其他印度人也不要穿，他宣扬使用家庭纺织的土布。因为甘地认为，如果印度人自己利用空闲的时间做衣服穿，而不去买工厂生产的衣服，那么英国的工业就空闲了，这对英国的权力集团是一个威胁。于是，甘地和他的跟从者使用纺车自己纺布做衣服。在后来的国大党的党旗中，就有纺车图案。
回国后的甘地，并没有马上开始传播他的思想和观点，而是坐三等车游历印度各地，他要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来深入了解他久别的祖国。他一边游历，一边观察民众的生活，把自己的“非暴力”理论彻底融入到最底层人民的生活中去，以便更好地完善这套理论。
在印度走了一大圈以后，民众的苦难他看够了，社会的矛盾和不足也被找出来了，而自己的“非暴力”理论也完善得差不多了。一年以后，他开始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从事“非暴力”斗争，试验并发展了“非暴力”学说。
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予以支持，希望以此换取英国的开恩，给予印度自治。但是，一战后殖民当局的种种作为，使甘地由一个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变成了不合作者。
1919年3至4月间，为抗议反动的“罗拉特法”，甘地发起全国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可是，很不幸，由于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和群众的暴力反抗，甘地不得不宣布暂缓“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试图与政府合作，但狡猾的英国政府一边敷衍他，一边却继续在哈里发与旁遮普问题上倒行逆施。这打破了甘地的幻想，甘地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在印度全民反英斗争高涨的形势下，甘地的不合作思想也开始趋于成熟，并率先在哈里发运动中发起群众性的抵制殖民政府的立法机构、法院、学校、封号与洋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进而推广为全民的反帝斗争形式。表面上，全国的形势已经一片大好，但是，甘地深知形势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相反，他预感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
果然，沉寂了不久的甘地，又一次辉煌起来了。1920年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12月的那普尔年会正式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及甘地起草的党纲，使“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国大党的指导思想；争取印度自治成为国大党的现实斗争目标；国大党也因此由一个主要依靠宪政手段从事活动的团体变成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依靠群众性直接斗争进行全面反帝斗争的现代资产阶级政党。
而甘地在国大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因此确立。此后，不论甘地是否在国大党内任职，他始终是国大党的“灵魂”，左右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方向。
三年后的一个冬季，甘地发起了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本来游行得好好的队伍，结果混进了反动分子，并出现了暴力事件。出现暴力事件就不能再叫“非暴力”运动了，甘地果断地宣布停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样一来，挫伤了士气，引起国大党内的思想混乱。最终，甘地不幸被捕入狱。
在监狱里的甘地，并没有停止思考。出狱后，他立即开始致力于重振民心士气。
接下来的甘地又开始了漫长的斗争生活，这期间，他重新获得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