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述评
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内容十分丰富。研究和运用他的科学思想和理论原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综观20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述评，以资借鉴，为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作一份努力。
第一、研究总览
在本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经济文选》，为我们深入研究周恩来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一批曾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撰写的文章，包括顾明的《怀念与回忆》等，以及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对于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颇有价值的。
国内理论界对周恩来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展开的。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大体上有三方面：（一）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的研究；（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据统计，近20年来，研究周恩来经济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出版专著共4本，发表论文约40余篇。其中着力于阐述经济思想的著作有王毅武、刘同德的《周恩来的经济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曹应旺的《周恩来与治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出版）。在著作中有一部分反映周恩来经济思想的有刘焱、杨大钊的《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重庆出版社1993年出版）；刘德军、陆建洪的《周恩来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比较有影响的论文有许涤新等的《从实际出发，遵守客观经济规律》；薛暮桥的《周恩来的经济指导思想》；顾明的《怀念与思考》；吴群敢的《周恩来在调整国民经济期间的贡献》；刘武生的《周恩来经济思想方法引论——（周恩来经济文选）学习札记》；曹应旺的《论周恩来农业是基础的思想》；熊华源的《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陈雪薇的《周恩来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等长篇论文，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周恩来的经济理论。此外，在出版的专著中，如《开国总理周恩来》以及《周恩来的智慧》等，也有不少涉及周恩来经济思想的研究。
从已经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内容来看，对周恩来经济思想有多方面的研究，在若干重要的思想中，如关于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关于经济建设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关于建设四个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系；关于社会改革和建设的目标等方面，研究比较系统，有的阐述也较深入。从总体上看，程度不同地论述了以下十个问题。
第二、概括评述
一、生产是新中国的基本任务，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
这个重要思想是已发表的论文中研究较多的内容之一。主要论点有：
王毅武在《略论周恩来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文认为，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经济废墟”，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及时提出了“生产是新中国的基本任务”。为此，建国初期，在国家计划中的经费，主要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处理城乡关系，着眼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待私人资本的政策要有利于生产。实践证明，周恩来这个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符合当时的中国经济的实际，在实践中收到很好的效果。
刘武生在《周恩来经济思想方法引论》一文论述了周恩来提出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的思想，认为这个重要观点，鲜明地反映了周恩来对发展生产力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可以说，关心生产力的发展，是周恩来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1956年1月，周恩来谈论三大改造的目的时说过：“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它最终表现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人人都要关心提高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刘武生还指出了周恩来之所以如此突出地强调“人人都要关心提高生产力”，一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深刻理解。周恩来确认，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而言。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三是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客观规律的要求，来强调关心发展生产力，同时提出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962年1月周恩来建议在刘少奇的一个书面报告中补写：农村“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这段话，一方面是针对当时那种不顾生产力水平，在所有制变革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提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周恩来在组织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常常侧重于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周恩来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确认和遵循。
林菊芬的《论周恩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文中认为：生产力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一切社会的最终决定力量。周恩来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阐明社会主义就是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二、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现代化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
从已发表的论著中，对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的研究是比较系统的，评价是公允的。
刘武生的《周恩来对“四化”建设的理论贡献》认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周恩来的经济论著中的主导思想。从1954年9月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首次提出“四化”这个概念（当时对“四化”的表述还不完整、准确，而且不是作为奋斗目标提出来的），到1975年1月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他重申“四化”这个宏伟目标，20多年间，在他所作的重要报告中，关于“四化”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问题，至少讲过七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内容更完整、更准确。尽管我们人民共和国走过的道路经历曲折和坎坷，然而，周恩来在组织领导国家经济建设中以“四化”作为奋斗目标的主导思想，却一以贯之，锲而不舍。把实现“四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刘武生在论文中概括地说明了“四化”目标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明确和完善的过程，同时还阐述了周恩来对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各自的内涵和地位作用。周恩来是我国“四化”理论和大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为组织领导“四化”建设而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精神，敬仰之情，历久弥深。
刘德军、陆建洪著《周恩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首先对周恩来提出“四化”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着重说明了三个方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唯一目的；同时更是时代赋予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其次，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达到的要求和步骤。主要要求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正确步骤是“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作者认为，周恩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而这些思想的阐发，不仅给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坚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而且表明周恩来已经掌握并能娴熟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从而标志着周恩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基本形成。
三、经济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左”倾冒进
对这个重要思想的研究，在已发表的论著中是比较深入的，结合经济建设实践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而也加深了对周恩来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理解，对当今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1980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等写的《从实际出发，遵守客观经济规律——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一文中，对这个问题结合周恩来组织领导五、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1953年，当我们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时候，周恩来就及时指出：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如果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发生保守倾向；如果不估计到困难，又会发生盲目冒进情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在周恩来领导下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体现了这个原则。早在1952年底周恩来在规定一五建设的方针任务时，就实事求是地考虑了工业建设的速度问题，认为，计划建设期间的工业发展的速度应当低于恢复时期，因为基数变化了，速度也必然要相应发生变化。三年恢复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4.8％。周恩来从实际出发，认为一五计划期间不可能达到这个速度，只能平均每年递增20％左右。为了留有余地，所以在计划中只规定每年递增14.7％。周恩来告诫大家，在这期间，主要要反对保守倾向，但同时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冒险倾向。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果然如周恩来的估计，平均每年递增19.2％。在一五计划的后期，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建设高潮即将到来，周恩来又谆谆告诫我们：“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呵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但是，当时有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同志没有认真理解周恩来的意见，而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头脑开始发热，出现1956年初的经济建设齐头并进，急于求成的倾向。1956年夏天，周恩来在主持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总结了当年反冒进的经验教训，首要一条经验就是：应该根据需要与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吸取了1956年反冒进的经验教训，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留有余地。如果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比一五计划还好。遗憾的是，1958年错误地开展了对1956年《人民日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的批判。从那时起，形成了只准反保守，不准反冒进，只准反右，不准反“左”的局面。其结果就来了一个大冒进。由于这些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走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1960年底在周恩来和李富春的建议下，党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地对国民经济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和工作，保证了国民经济又能够实事求是地顺利发展。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努力奋战，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国民经济又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许涤新等同志撰写的这篇论文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这是我国经济战线拨乱反正的一篇好文章，对开展周恩来经济思想的实践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研究起到了引路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