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薇写的《周恩来提倡实事求是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一文，对周恩来倡导和实践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工作的体现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主要点是：（一）坚持实事求是，认识和掌握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二）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三）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实事求是；（四）实事求是。就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五）要全面辩证地处理好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他先后提出，从领导经济工作上说，主要是：要正确处理国家建设总方针与各部门业务的关系，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需要与实际财力、物力、人才的可能之间的关系，全面安排和重点建设的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经济事业和文教、国防事业的关系，经济与财政的关系，此外，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的问题。从实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相互协调发展来说，不仅要处理好农轻重关系，而且还要处理好工农业生产的运输、商品流通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等。从国内与国外关系来说，要正确处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发扬自己的独创精神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国际合作的关系等。周恩来倡导和实践实事求是思想是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客观规律的初步认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精神财富。
曹应旺写的《谈周恩来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一文中，通过学习《周恩来经济文选》1953年至1957年的文选，对“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在为“一化三改”的目标而奋斗时，周恩来对待“一化”与“三改”的速度问题所采取的基本思想，不是有些论者把周恩来的基本思想仅仅归结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反冒进。他认为，这种观点没有全面地、完整地理解周恩来在速度问题上的基本思想。他认为，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三个主要的观点：（一）在速度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周恩来在对待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上，是主张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周恩来所讲的速度问题，强调是两个方面，即：不估计到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主义。（二）从实现“一化三改”整体目标上全面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周恩来不仅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强调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同样对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也应是这样。（三）坚持反对“一化”和“三改”两个方面的冒进倾向。在一定时期内，保守倾向和冒进倾向总有一个是主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重点反对主要的错误倾向。作者对1955、1956年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两个方面出现的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所持的基本思想作了具体的阐述。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五”时期，周恩来是从实现“一化三改”整体目标上全面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的，如果只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其计划、预算这一方面研究反冒进，是难以完整反映周恩来当时经济思想的全貌的。
四、农业是基础的思想
对周恩来提出并一贯坚持的农业是基础的思想，在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中现已发表的论著不太多。在从已发表的论著中涉及这个问题的观点，一致肯定农业是基础是周恩来一贯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曹应旺写的《论周恩来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思想》一文，对这个重要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作者认为，“在经济恢复‘一五’计划、经济调整和‘文化大革命’等不同历史时期，周恩来不仅始终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经济思想，而且善于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条件，对这一思想不断深化和拓宽，使其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指出，在建国之初，周恩来强调“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在我国进入“一五”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周恩来提出“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在60年代初期调整国民经济时，周恩来指出：“把一切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周恩来在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深刻地指出：农业的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中国的农业是一门大学问，要好好学习，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是基本课题。这些告诫，仍继续警醒、指导着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
五、处理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
对周恩来关于处理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的思想，在现已发表的论著中有所涉及，但比较系统的阐述是许涤新等撰写的《从实际出发，遵守客观经济规律》一文。文章指出，周恩来同志历来重视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如能坚持最适当的比例，就能获得最快的速度；反之，如果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将被迫降低速度，甚至会停滞倒退。就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中间，周恩来特别重视两大问题。一是安排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建国之初，他就明确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思想。但是，如何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周恩来对这个问题是非常审慎，不断摸索和总结，在“一五”期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基本是协调的。但在“二五”期间，没有处理好。1960年同195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加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23.6％，在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2.2倍，而消费资料产值却只增加47%，结果，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周恩来总结了三年经济困难的经验教训再次强调，必须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在调整国民经济实践中，他总结了一条重要经验，根据农业、轻工业发展的需要和提供的可能条件，来安排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按此办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二是强调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要处理好重点和一般的关系。周恩来既反对到处铺开，盲目冒进，影响重点的错误倾向；又反对把重点过分突出，孤立发展重点，不顾全面的错误倾向。周恩来还明确表示不同意那种把钢铁看做唯一的反映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指标并孤立地发展钢铁生产的错误观点和做法，认为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的程度，实际上还应看这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现代化的程度和人民的生活等等。因此，决不能孤立地发展钢铁生产而不顾左邻右舍。到1962年，周恩来在总结那几年的经验认为，“以钢为纲”不能作为一般的指导方针，因为钢铁工业不能过分突出而不顾其他。
六、国家建设与控制人口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
对周恩来一贯重视正确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的思想研究受到广泛的注意，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十分丰富而精辟，同时，这些思想原则也是周恩来在组织领导我国经济工作实践中力求做到的一个大问题。在现发表的论著中，对周恩来正确处理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都作了很充分的论述。
值得指出的，在许涤新等撰写的论文中，特别对周恩来关于我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他们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一些同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以致人口急速增长，人民的吃饭、教育、就业等问题，今天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最急迫的问题之一。周恩来早在1953年就注意到人口增长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必须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以适应今后人口增长的需要。1956年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又提出了节育问题，并把它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一项重要措施。当时，马寅初、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计划生育、节制人口增长的主张，不久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周恩来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分析，认为人既是劳动者，又是消费者，而且首先是个消费者。人从生下来直到成年能为社会劳动力以前，要吃、穿、住、行，要消费各种生活必需资料，然后才能成为劳动者。而且从我国具体情况来看，一是人口多，二是生产和生活水平低，城乡工农业生产容纳不下过多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人口过多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是利少弊多。在制定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力排众议，指出人口多在中国确实是个问题。每年人口增长2.5％，给国家建设带来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土改时全国农村每人平均3亩地，现在只有2.8亩了。他顶着当时批判的压力，肯定了马寅初、邵力子先生关于控制人口的合理建议，可惜，他没能挽住对马寅初错误批判的狂澜。后来，他仍不断地耐心地提醒和教育全党注意人口问题，作过许多远见卓识的教诲，就是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他还一再呼吁全党注意计划生育工作，要求在20世纪内把我国人口纯增率压到1％。但是，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年的破坏，周恩来的设想没能实现。周恩来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了生产发展、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把人口问题作为发展生产和提高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说，人口的多少不但直接影响着一定时期内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资料的分配和消费，而且劳动者的数量对社会生产的水平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如果劳动力的数量超过了社会劳动手段和生产发展所能容纳的程度，那么，过多的人口即使作为劳动力，也会造成社会生产的负担。同时，人口过多还会妨碍劳动者对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从而不利于生产发展。所以，周恩来在1965年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把控制人口的增长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一项基本原则，指出：过去我们说，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现在我看还要加一句，要在增加生产、计划生育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课题。
七、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原则
对于周恩来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研究，近年来受到关注。由于材料所限，还不可能比较深入系统地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刘德军、陆建洪著《周恩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设专章进行论述，还有刘焱、杨大钊著《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设专题进行论述，此外，在许涤新等论文、林菊芬、徐洪的论文中也作了论述。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性与方针
刘德军等认为，“周恩来首先从建设社会主义，富裕人民生活的高度指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其目的就是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要人民生活富裕起来”，“其次，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改革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他指出，我们中国要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使生产发展。而要工业化，就得首先在农业上实行改革。通过改革，农民得到了解放，才能使农业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有工业发展的基础，从而才会有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特别强调，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作者还指出，周恩来认为，改革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才使改革获得成功，才会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改革与完善
周恩来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活一点有好处。”对这个问题，刘武生、徐洪、林菊芬、刘德军、刘焱等发表的论著都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主要论点有：（1）周恩来认识到经济组织形式求大贪公，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满足人民生活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2）他主张允许作为公有制经济补充形式的私有经济的存在，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各行各业都可以允许有一些私营的。（3）普遍认为，周恩来在我国刚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之际，从本国国情出发，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提出保留一点私营成分有利搞活经济的主张，这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在“左”的思潮的泛滥下，周恩来这一正确思想未能切实得到贯彻。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摆脱了“左”的思想束缚，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这一主张才能得以付诸实施。
（三）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改革
研究者认为，周恩来是我党较早认识到我国管理体制过分集权问题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在50年代中叶便对中央集权过多的弊端作过深刻的批评。刘德军、陆建洪著《周恩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指出：中央集权过多，容易养成官僚主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周恩来曾说：“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不能光靠集权。因为集权太多，很容易养成官僚主义。苏联近二十年由于过分集权于中央，进一步集权于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就比应有的少了。”曹应旺在《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思想研究》一文中指出，周恩来认为，管理体制怎样才恰当，应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来考虑，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光靠集权，集权过多就容易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