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这一基本思路，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原则在处理国家关系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亲合力。他常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往往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等等，都会带来或产生各种矛盾，从而激化两国关系，影响国际形势。因此，他在与各国朋友交往中曾多次讲到，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还应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以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而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方面，他特别强调我党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后可以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本准则。同时，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在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和策略，并在具体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得到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
实行“一国两制”，这是用来解决一个国家自己内政问题的重要策略，也是防止国家自己内政问题演变成地区争端的重大措施，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同时也为世界各个国家、国与国之间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如中国与英国之间对于香港问题，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对于澳门问题的解决，都是邓小平“一国两制”谋略思想的实践成果。进行“共同开发”，以解决国际上的领土争端。邓小平认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议问题，解决的办法，可以采取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说，对于领土上有争议的地区，双方可以先搁置主权，本着共同投资，利益共享的原则，先进行开发建设，用经济手段把两国人民的利益先联系起来，从而可以先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为以后解决领土主权创造良好的氛围，奠定一个思想基础。利用“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来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其基本思想是，双方在尊重本国人民感情和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本着合情合理的原则，在双方互相沟通、互相谅解、互相让步的前提下，可以先寻求一个令双方都能满意，又容易接受的比较好的方案。“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这样做，可以避免武装冲突，从长计议，从大处着眼以解决好此类问题。另外，在解决争端问题的策略上，邓小平还一贯主张加强对话，反对对抗。这也是实现维护和平之目的的有效办法。邓小平认为，通过谈判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甚至他明确提出哪里有矛盾，有争端，有对抗，大家就去哪里做工作，帮助疏通关系，协调相互对话，以防止矛盾激化，争端演变，对抗升级。通过“南北对话”以缓解南北矛盾，通过“南北合作”，甚至“南南合作”，以减少对抗因素，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
总之，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较之以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更加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更加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人类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解决战争问题的方法不只一种，在帝国主义已经爆发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开创并实践了以革命战争制止反革命战争的“以战止战”、求得和平的正确道路；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把握发展大势，用卓越的军事谋略思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实践了以和平方式抑制战争因素增长的“以和抑战”、维护和平的新思想、新途径、新办法，从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而卓越的贡献。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兵不顿而利可全”这一军事谋略思想的新创造、新实践。
第二节兵不在多 而在于精
兵贵精而不贵多，这是古已有之的治军之鉴。于是就有兵多而不治，“虽有百万，何益于用”之说；也有“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之说，更有“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阵”之说。所以，毛泽东将此鉴作为我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之一，早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就提出了“兵贵精而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的要求。军队重在精干、精锐而不重在数量多。我军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高瞻远瞩，冷静观察，科学分析了国际斗争风云变化的趋势，准确把握了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基本走向，进而得出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时期的英明判断。根据这一英明判断，在1985年5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地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从临战状态向和平时期建设的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这一战略性转变的基本内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军队建设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移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相对和平的环境，把军队建设的基点，从随时准备应付全面战争的状态中，转移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建设上来，建精锐之师，走精兵之路。
一、走精兵之路的前提是“消肿”
在新的历史时期，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必须通过积极稳妥的调整改革，建立合理的编制体制，使军队数量精当——保持适度规模；结构精干——实现合成、高效；质量精锐——达到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时代要求。而要实现上述精当、精干、精锐的目标，首先就是要“消肿”。
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施战略性转变之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造成了军队的编制体制及规模很臃肿。对此，邓小平曾多次讲到军队必须“消肿”的问题。1975年1月25日，肩负领导整顿军队使命的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军队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把我们军队好多优良传统都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肯定不行。所以，为改变这种臃肿状况，邓小平不仅逢会必讲“消肿”，而且还年年都在亲自抓军队的精简。1977年12月，他在中央军委的全体会议上曾严肃地批评道：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肿、散、骄、奢、惰，第一个字就是肿。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1978年5月，他在同总参谋部领导的谈话中再次强调：“要解决一个‘肿’。机构臃肿、庞大、重复，不好。人员减少了，指挥才灵便。过去各总部工作都很灵便，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文件，搞得这么繁琐。”1980年3月，邓小平又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为此，必须下工夫来解决军队的臃肿问题。于是，邓小平决心全军一定要通过精简整编“消肿”，彻底根治臃肿顽症。邓小平甚至下此决心：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钟。肿，就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要，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我们的肿，又主要在高层。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挥。我们从邓小平关于“消肿”的一系列论述中不难看出：军队“消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军队改善结构、力建精兵的重要前提，也是适应战争需要，做到反应灵便的基础条件。所以，遵照中央军委和邓小平的决策，我军从八十年代的初期到中期共进行了3次大的精简整编，终于较圆满地完成了百万大裁军的战略任务。
邓小平如此狠抓“消肿”，力建精兵，可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谋划才作出果断决策的。这一决策，反映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曾经指出：“常备军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耗费最大的设施之一，它夺走了一个国家中最强壮、最必需的那部分居民，使这部分居民不能从事生产，使国家不得不供养他们。”他还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规模与国家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军队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从中也不难理解，如果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规模过大，这必然要使国家拿出更多的财力去投入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的投入，也就会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而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又将影响军队的发展建设，也就要影响国家国防实力的增强。毛泽东同志对此也曾辩证地指出：“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要，没有十分想要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可见，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既要着眼于能够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又要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以间接地推动军队建设，也就是必须走一条精兵之路。这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对此，邓小平也曾经讲道，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国防经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军队的规模急剧膨胀，总员额一度超过了美苏两家常备军的总和，致使我国年平均支出的军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的20%以上，这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粉碎“四人帮”后的头几年，军队员额虽有所压缩，但规模仍然偏大，国家还是不堪重负。为了集中财力、物力进行经济建设，军队非大刀阔斧地“消肿”不可。另外，从国防建设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强不强，从一定意义上说，除了军队本身的战斗力以外，主要是由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的。而综合国力的基本内容则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战争潜力等。所以，和平时期，只能是把军队搞精干了，保持很强的战斗力，担负起和平时期国家安全的防卫任务。而国家则应以更多的财力、物力去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也是和平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从军队建设本身看，只有把军队搞精干了，才能够使有限的经费不至于全部“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而用于培养高质量人才，用于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由此来提高战斗力。正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一方面，现代化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其经济投入就越大。这其中有一道很简单的“加减法”，即如果通过“消肿”，减少兵员数额，将其本来用在“穿衣吃饭”上的开支，转账用在人才培养上，用在搞武器装备上，不仅可以提高部队各级指挥人才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就是数量减下来了，质量加上去了的道理。另一方面，军队人员过多，必然是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层次过多，处事繁冗，必然导致指挥不灵，力量内耗，效率低下。用邓小平的比喻，好比是一个“虚胖子”，貌似强大，但内部循环不畅，实际战斗力不强。干部多了，机关太大了，打仗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军队的一种病态，很不好，人越多越不好办事。他还强调：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从“消肿”开始动手。因此，军队必须大力“消肿”，以有利于建设一支数量精当、结构精干、质量精锐的威武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