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我们的军队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总是善于站在国际斗争风云变化莫测的大背景下，从国际、国内和军队的实际出发，密切注视当今世界战略格局、战略态势，注重研究外军建设新的发展趋势和局部战争的最新动向，准确把握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规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地分析并阐明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增长的论断，作出了“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判断，果断地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英明决策。这些科学的战略判断以及军队建设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谋略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创造和发展。
第一节兵不顿 利可全
《孙子兵法》的《谋攻》篇中讲：“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其意思是说，军队不受挫折就可以取得全面的胜利，这是用谋略取胜的方法。这一谋略方法如果引申到和平时期，也有通过各种谋略措施，延缓战争爆发，达到军队不受损失仍可以维护和平的目的之意。邓小平在对待和平时期的国防问题上，正是在精辟地分析并准确地把握了国际军事斗争的战略格局和发展走势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作出了“推迟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科学论断，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军事谋略思想。
一、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可延缓战争的爆发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对世界大战的判断是经过几番演变的，而每一次的演变都直接左右着我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思想进一步解放，邓小平以其战略家、军事家的胆略和敏锐，重新审视了国际形势，作出英明地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可能推迟”。
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国际形势问题时深刻地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要抢时间。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因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大战固然可以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在这次会议上，他还强调指出：“我们能够争取比较长一点时间不打仗，对我们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对我们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对我们的备战工作都是有利的。”邓小平分析，即坚持了我党以往对战争判断的合理成分，又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发展。特别是强调了通过我们搞好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通过我们第三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联合遏制，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推迟或延缓战争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正是“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军事谋略思想的真谛。
当然，邓小平的这种分析和判断结论不是主观臆断的，这种有所发展也不是求新猎奇的，而是有着充分的科学根据的。对此，邓小平在分析判断上主要是抓住了三点：
第一，美苏两家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但谁也不敢首先动手挑起战争。邓小平从各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分析人手，认为打世界大战并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做得到的，真正有资格的并不多，或者说只有美苏两家。1984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战后几十年，美苏两国为了争霸世界，大搞军备竞赛，到70年代末，双方的军事实力大体上是处于均衡状态。两个大国拥有全世界核武器的95%以上，彼此都有毁灭对方多次的能力。这样，有打世界大战资格的美苏两家，在军事势力上的均衡，谁对谁都没有绝对的优势，这就决定了双方谁都不敢首先动手，谁也不敢轻易动手。所以世界大战在短期内打不起来。这是邓小平作出科学判断结论的第一个依据。
第二，美苏双方的战略部署都没有完成，打世界大战的条件还不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两家为了争霸全球，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加紧了在全球的战略部署，极力瓜分和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此期间，他们到处扩张，挑起了一些局部战争，但其战略企图却始终未能完全实现。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分析美苏战略部署的情况时指出，美苏双方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双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因此也就都没有完成其部署。拿苏联来说，它的南下政策有三着。一着是占领控制阿富汗，但是苏联并没有能够消灭阿富汗的抵抗运动，反而变成了一个负担，而这个负担还是长期的，这就使它继续南下的战略部署的形成产生了困难，发生了障碍。另一着是中东，它没有得手，还是一种僵持局面。美国得手不多，苏联得手也不多，吃亏的当然是阿拉伯人民，阿拉伯国家。那里的情况复杂得很。总之，双方争夺是僵持的局面，都没有得手，有时候一方占一点上风，马上又被对方压下去了。第三着就是越南，它在这里的布局并没有完成，柬埔寨抵抗运动依然存在。但是它也得到了一点便宜，就是金兰湾。美国也没有完成它的布局，它在中东，非洲没有得手，别的地方有得有失。在欧洲，它的盟友唱反调的越来越多。东欧对苏联也一样。东西欧都跟他们唱反调。所以，苏美全球战略布局双方都没有实现他们的计划，都没有完成他们的战略部署。战略布局没有完成，他们就不敢动。事实正如邓小平所判断的那样，时过5年之后，美苏的全球战略部署已经不是能不能完成的问题了，而是在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浪潮中被彻底打乱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战略格局相比，不是增加了，而是更进一步降低了。这是邓小平得出科学判断结论的第二个依据。
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是世界大战得以延缓的重要因素。邓小平站在国际斗争风云中考察战争与和平时，从力量格局和力量消长的角度分析认为，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是也应该看到，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一天天在增长，发动战争的力量一天一天在下降，这样，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在一天一天地减小。对此，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
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邓小平这些对世界力量分析的思想，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阐述得更加系统、完善。他认为，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有变化的第三个依据，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他提出，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应该是肯定存在的。由于苏美之间的激烈争夺，必然会导致苏美的军备竞赛加快发展，还是我们原来估计的，叫水涨船高。所以说，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却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种和平的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算是第三世界中的一分子。第三世界是不希望战争的。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三。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占四分之一还不足。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日本、东欧，西欧，尽管他们是苏美的同盟国，是两个条约的成员国。欧洲人怕打仗啊。不管是东欧也好，西欧也好，你真正要打，一下决心打，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如果想打，西欧各国是要唱反调的呀！苏联要动手，东欧是要造反的，它是得不到同意的，得不到支持的。从东、西欧来说，是战争还是和平，涉及到这些国家本身的利益，他们不会自觉自愿地站在战争方面。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你一分析起来，真正支持战争的能有多少。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所以，战争的危险虽然是存在的，两霸争夺和进行全球战略布局也还会加剧的，但毕竟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根据这些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紧迫的看法。应该说，力量是考察战争是否能够爆发的重要因素，当双方的力量不成比例，和平的力量处于优势的时候，战争的危险也就会随之降低。随后，邓小平又多次强调，整个第三世界都是和平力量，是最大的和平力量。第三世界力量的发展，就是和平的保障。邓小平的“力量分析说”，就是他得出科学判断结论的第三个依据。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团结、发展第三世界力量的工作做得好一些，推迟和延缓，甚至避免世界大战的可能还是有的，进而可以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略目的。
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对战争因素的分析，是作出战略决策和斗争策略的依据，也是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战略目的的前提。邓小平在对战争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要推迟或延缓战争爆发，除了加强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促进和平力量的增长外，就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策略。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这也是“工作做得好”的主要内容。为此，邓小平为我党确立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新时期对外战略基点。这也是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基本策略。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以此创造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外部条件。邓小平强调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在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十分强调反对霸权主义，主要因为霸权主义是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霸权主义推行的战争政策和强权政治是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根源。因此，要推迟或延缓世界大战的爆发，要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要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及繁荣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同霸权主义作坚决的、毫不退让的斗争。如果我们失之于此，对霸权主义警惕、不斗争、不遏制，世界的和平就会遭到破坏，人民就会不得安宁，人民就会遭殃，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军队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邓小平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要求。
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反对霸权主义是手段，维护世界和平是目的；而维护了世界和平，更有利于促进反对霸权主义。这是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缺一不可的斗争策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正因为在国际政治、军事、外交舞台上有邓小平这一系列的斗争谋略思想作指导，才使我们卓有成效地延缓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达到了“兵不顿而利于全”的全胜效果。
三、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国际争端问题，这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战略目标的有效谋略。邓小平在解决这一重大课题时，以他创造性的思维，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矛盾的和平共处的思想，提出了适应“兵不顿而利可全”的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新思路、新办法。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还明确指出：“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这个新办法的谋略基础或者说本质特征就是“兵不顿而利可全”的谋略思想。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思路是，力求找到一条能为争端各方所接受，使各方利益都能得到维护，从而使争端得到化解，达到稳定局势，保持和平共处的目的。可以说，这种用非对抗性的方法解决国际间相互争端，消除战争威胁的思想，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学说的一种发展，一种丰富，是对“兵不顿而利可全”谋略在现代条件下解决战争问题的一种创造性应用，也是对国际形势向着和平与稳定，建设与发展的方向演进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