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集中兵力，优势歼敌
乘隙捣虚，是为了创造更有利于歼敌的战机，而当这一战机出现之后，就应该及时把握战机，集中兵力速战速决。邓小平和刘伯承也是这样要求担任主攻的第六纵队的。7月15日晚二十时二十分，我主攻部队对襄阳发起总攻。第六纵队采取高度集中兵力的作战部署，以一个营为突击队，另一个营在西北角佯攻，其余十七个营作纵深梯次配置，目的在于造成压倒敌人的优势，形成具有很强后劲的突击拳头，使攻击部队能很快突破城墙，一俟打开缺口，使敌人还来不及调机动兵力封堵突破口，后续梯队则又以强大的连续突击鱼贯而入，并迅速向纵深发展。同时还集中了全纵队的炮兵，对西门附近的所有火力点进行了破坏和压制，将敌大部分工事摧毁，并有效地掩护了工兵分队连续爆破，将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突击营乘烟幕发起冲击，顺利地通过百米长的大石桥，登上城墙，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随后，第十七旅及时将主力投入战斗，第十六、第十八旅亦按计划陆续加入战斗，突入城内。城东之陕南第十二旅，桐柏第二十八旅亦相继登城突入。攻城的三支部队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以迫击炮平射，以工兵爆破等手段摧毁敌据点，以穿插、分割、包围等战术，各个围歼顽抗之敌，战至16日六时，守敌大部被歼，只剩下杨家祠堂的敌司令部和钟鼓楼两处据点之敌仍负隅顽抗，攻击部队以四面围攻并结合火线喊话，军政攻势双管齐下，十时，钟鼓楼守敌缴械投降，十六时，我第六纵队和陕南第十二旅在炮兵、工兵的协同支援下，向杨家祠堂敌司令部发起最后猛攻，经30分钟战斗，将敌全歼，活捉敌司令官康泽和副司令官郭勋祺等，共歼敌二万多人。我中原野战军的襄樊战役即告胜利结束。中共中央特地给刘伯承、邓小平发来贺电，指出：“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对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了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则把襄樊战役赞誉为“小型模范战役”。
第三节兵贵神速 先机制敌
军队的行动速度，历来被作为战场上两军交战中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兵贵神速”之说，而这里的“神速”，一方面是指军队在单位时间内机动的绝对速度，另一方面，是指在指挥员敏锐的洞察力与高超的运筹力相结合中，把握机动时机、利用机动条件、巧施机动谋略，所实施的神奇和快速的行动，以争取到先敌之机和先战之利。因此，历来的军事家都把军队的行动速度与行动的时机、条件、谋略、效果等综合起来一并运筹。如“攻敌欲疾”，“兵者，机以行之者也”。其意是说，攻击敌人要迅速，用兵在于抓住时机来行动。《淮南子·兵略训》中讲：“善于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击其犹犹，陵其与与，疾雷不及塞身，疾霆不暇掩目。”其意是说，善于作战的人，发现敌人弱点，就抓住不放，穷追不停，紧跟不舍，趁敌人动摇不安的时候打击它，在敌人进退不定的时候进攻它，行动快得像迅雷一样，来不及塞耳，像闪电一样来不及掩目。邓小平在革命战争中，总是以战略家的眼光善于详尽地考究战场，敏锐地分析态势，准确地判断趋势，巧妙地创造战机，果断地指挥行动，牢牢地把握主动，由此做到了“兵贵神速，先机制敌”，战而胜之。1949年12月，邓小平与刘伯承共同指挥的成都战役就充分体现了这一高超的指挥艺术。
一、及早预测战场发展趋势，先动于敌
兵贵神速，一是靠行动隐蔽突然，出敌不意；二是靠行动迅速快捷，先敌一步。而做到这两点的前提，就是要及早预测战场态势的发展趋势，超前筹划，先动于敌，把握主动。早在成都战役之前，我军就已经取得了解放重庆和川南广大地区的胜利。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分析战场态势及发展趋势之后，决定应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蒋介石最后的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的作战上。在具体战场态势上，邓小平和刘伯承进行了周密的分析，认为：胡宗南集团辖第五、第七、第十八兵团约20万人，其退往云南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成都经新津、乐山、宜宾；一条是由成都经邛崃、雅安、西昌。所以，邓小平和刘伯承反复分析认为，歼灭胡宗南主力的作战，首先要做到“我军渡江（指北渡长江），必须控制垫江、邻水、内江、荣昌、井研、乐山一线，才算完成第一战役。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只有这样，才能确有把握地全部聚歼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地区。为此，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提前部署，先动于敌，控制敌逃脱的必经之路。于是，从12月1日至6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相继作出部署，以第三兵团的第十军和第五兵团的第十六军，自富顺、纳溪地区略事休息即向西疾进，昼夜兼程，迅速而隐蔽地占领乐山、井研、荣县地区，以第五兵团的第十八军为两个军的第二梯队，在十六军后跟进，占领犍为；以第三兵团的第十一军、第十二军，自内江、铜梁继续西进，首先攻占彭山、籍田铺等地，尔后以第十二军主力占领邛崃、大邑，第十一军主力占领新津及其以东各要点；以四野的第五十军进至遂宁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兵力部署完后，刘邓首长强调，各部队在占领各自指定地区以后，要迅速加强伪装，构筑工事，做好阻止准备，会同自川陕边入川的华北第十八兵团及一野第七军等部，共同围歼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地区。
根据邓小平和刘伯承两位首长的决心部署，部队开始了长距离的隐蔽迅速大奔袭。为了鼓舞士气，增强信心，激励斗志，前方指挥部向部队提出了“抓住敌人就是胜利”、“争速度抢时间”、“决不让敌人逃跑”等口号，邓小平与刘伯承再度分析战场发展态势，认为速度是至关重要的，兵贵神速，一定要打赢与胡宗南的这场速度战。于是，他们要求第十六军、第十军务必于12月15日或16日占领乐山、眉山之线，尔后迅速向蒲江、洪雅、夹江地区疾进，切断胡宗南南撤云南之路。并强调指出：“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十军、十六军在富顺、南溪地区休息时间不宜过长，以三天最多五天为度，尔后该两军主力即协力指向乐山、井研、荣县地区继续前进。”“由于乐山、井研、荣县地区为敌退路，可能引起胡匪与我争夺，此点必须注意作充分的战斗准备”。根据野司首长意图，兵团首长认为当前的关键是攻占乐山。为尽快实现此目的，对十六军作了如下部署：四十七师沿白花场、观音场、乐山方向，首先强渡岷江，攻歼乐山地区之敌，尔后进占峨眉。四十八师沿邓井关、贡井、荣县、竹园铺，在板桥溪偷渡岷江，插至乐山侧后，协同四十七师歼灭乐山之敌，占领夹江，再向雅安前进。军指挥所率四十六师，沿王宝镇、乐山方向前进。按照这种部署，各师直扑攻击目标。遵照刘邓首长指示，部队不顾一个多月以来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克服一切困难，就是一个念头，“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正像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后来给军委的报告中所说：“11月初由湘西开始出动，以后即遭连续半月甚至一月的淫雨，加之公路很少且多被敌破坏，前进道上横亘着连绵不绝的武陵山脉，路小、山陡、流多、水急，所过之处又人少粮缺，增加了严重的困难。但由于我们物质、准备尚好（特别是每人有四双胶底鞋），政治动员深入而明确，故所有部队都以高度的努力与坚强的信念，不避艰险，不怕困难，一致向指定目标迈进。干部战士差不多每天都要跌几跤，有的甚至每日浑身都是泥巴，自军长以下的大多数干部，在将近半月时间内，都因小路崎岖而掉了乘马和铺盖，步行和衣而眠。为了奔歼敌人，为了跳出无粮区，大多以日行60公里至90公里的行程连续前进，甚至有连续几个昼夜施行急行军；过贵州的部队，尚以为贵州并不如过去所说的那样苦以自慰，因之，都顺利地战胜了当前的困难。”正是由于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先见之明，先动于敌，先机占领，谋划和指挥部队做到了兵贵神速，才为成都地区围歼胡宗南集团创造了条件，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二、快速突然地形成围歼部署，先制于敌
战场上的兵贵神速，不仅仅是机动行动的快速，也包括形成作战态势的快速，在敌人还不察我之意图，不明我之动向，不辨我之态势之时，就以快速而突然的行动形成作战部署。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指挥成都战役时就是这样，部队的长途奔袭，胡宗南始终不明我真正的作战意图，只是盲目的阻击和撤退，直到合围态势的形成已经明朗，胡宗南才如梦方醒。正如邓小平和刘伯承给军委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由于我们战胜了上述的困难，进军得非常神速，到处出敌意外，故敌人处处被动，一切部署都落在我军之后，所有企图抵抗之敌人，都在其尚未到达预定地点时，即被我军击溃或消灭，因之一般地未遇到较有组织的顽强抵抗，我之伤亡不大（连最后歼灭李文兵团在内，共计伤亡不到五十人），敌人的破坏企图均未得逞，重庆、成都、贵阳诸城市均较完整地获得解放。”事实正是如此，我各路解放军根据刘邓首长的作战部署，夺关越险，势如破竹，横扫西南。第十六军按预定时间攻占了乐山，尔后控制了乐山、夹江、峨眉三角地带，同时抢占了洪雅，19日在沙坪追击并歼灭了宋希濂残部3400余人，并在蛾眉县西南之金口河俘获了宋希濂。第十军14日解放了井研，15日攻占青神并强渡岷江向西北发展，17日即解放丹陵、眉山，逼迫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第一三五师投降，19日占领了蒲江。第十二军15日攻占了仁寿，17日夜强渡岷江，次日攻占彭山，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一三五师一部。此时，胡宗南部的第五兵团已到达了新津，我第十二军遂以第三十五师之一部控制要点，监视敌第五兵团的行动，主力于19日袭占了邛崃，在王泗营、苏场追歼了国民党军7000余入，20日攻占大邑。第十一军于15日攻占了简阳，随后进至新津东西两面的借田、普兴场、太平场地区。第十八军13日到达宜宾，接收了郭汝瑰部的起义，尔后继续西进，15日又在犍为的清水溪地区歼灭了宋希濂的残部4000余人，随后又向东山、眉山方向疾进。至此，我各路大军都按邓小平、刘伯承所指定的时间、地点准确到位，胡宗南集团能够退往康滇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断。
另外，就在我第二野战军主力急速向成都以南地区奔袭的同时，我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第十九师也在加速向南追击。中路第六十军于13日突破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的防线，攻克广元北面的要塞朝天驿（关），14日攻占川北门户元城，紧接着不给守敌以喘息之机，又攻占了蜀道咽喉剑门关，18日解放了剑阁。随后又乘胜直追，加日占领了梓潼，21日解放绵阳，右路第六十二军于15日攻占碧口后，迅速突破摩天岭，18日占领青川，22日攻占了江油、中坝，歼灭国民党军骑兵第三旅。左路第六十一军15日由汉中出发，翻越大巴山后，19日在南江地区歼灭国民党3000余人，21日进占巴中，接着沿成（都）巴（中）公路向西疾进。正是在我各路解放军穷追不舍的歼击下，国民党军的防线弱得不堪一击，各路部队节节败退，争相逃命，又无路可逃，只好猬集到成都周围地区。到12月21日止，我解放军将川境内的国民党军“水到渠成”地包围于成都地区，完全被控制。就此，解放战争中，我军最大的一次追击战胜利结束，这也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对“兵贵神速”谋略的一次成功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