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一著名论断的意思是说，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时刻加以重视和研究。只有加以重视和研究，才能夺取政权；只有加以重视和研究，才能巩固政权，立国兴邦。我们党在领导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正是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全党：“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还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可见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巩固和保卫它，谁就应该拥有强大的军队。革命斗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和重要。邓小平在领导革命斗争中，总是善于根据斗争的形势和党的决策要求，广泛地宣传群众，深入地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聚集一切可以聚集的力量，吸纳一切可以吸纳的武装，组成了一支支革命部队，领导了一次次武装起义，创建了一个个根据地，充分体现了他政治斗争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和军事斗争的谋深计远，灵活应变，以及斗争意志的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为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为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为革命斗争渡过最为艰苦、困难和低谷阶段，为我们党不断积累领导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做出了伟大而卓越的贡献。
第一节因势利导 争取力量
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是一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斗争史。邓小平在早期领导革命斗争时，十分注重把握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区别各类关系，利用各种矛盾，讲求斗争艺术，纵横捭阖，因势利导，团结了各类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壮大了革命武装，发展了革命势力，促进了斗争形势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使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
一、深入分析各派之间的关系，确定正确的工作方针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失望。同时也从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建立我们党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用革命武装去打败反革命的武装。否则，反革命的武装，既不允许革命的存在，更不允许革命的成功。为此，我们党，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继南昌起义之后，又爆发了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和广州起义、平江暴动。不久，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湖南浏阳县文家市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并创建了我军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如何组织领导武装斗争提供了光辉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使我们党更加看清了建立自己的军队，掌握武装力量指挥权的必要和重要。1929年3月，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部队向桂系实施了全线进攻。桂系军阀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兵败如山倒，逃至香港。蒋介石通电全国：“兵不血刃而定武汉。”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利用桂系内部李宗仁、黄绍竑与俞作柏、李明瑞之间的矛盾，秘密派人，分别向俞作柏和李明瑞表示拉拢之意。蒋介石向俞作柏许以重诺：一是委任他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上将参议兼广西省主席；二是给军饷200万元；三是俞作柏和李明瑞共争广西，桂军由俞、李二人编遣。俞作柏和李明瑞心知肚明，知道蒋介石是想利用他们除掉李宗仁等桂系实力派，而他们也想利用蒋介石除掉桂系中的异己派。因此，双方目的不同，但反对的目标却完全相同，双方可以互为利用。就这样，李宗仁、黄绍竑跑了，俞作柏、李明瑞回来了。俞作柏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讨逆军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四编遣区主任兼军事特派员、广西省绥靖司令。俞、李执掌广西军政大权之后，对蒋介石的为人早有戒备。为防止局面再乱，俞、李二人便通过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找到共产党，希望共产党能够派人，帮助他们支撑局面。根据俞、李二人的要求和争取广西力量，组织武装起义，扩大革命势力的斗争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邓小平前往广西去做俞作柏、李明瑞的争取和团结工作，搞好广西的兵运和统战工作。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邓小平来到南宁以后，首先深入了解了所要争取对象的背景。他通过对俞、李的历史和现实的正确分析，认为俞作柏和李明瑞都是大革命时期广西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北伐的名将，“四一二”事件之后，仍继续坚持革命立场。俞作柏曾暗中支援枪械给我党领导的浔州四属农军，与我党在香港成立的广西肃反委员会，共同开展反对新桂系军阀清党屠杀政策的斗争，并主动向广东省委提出了要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李明瑞也曾在其部队中秘密掩护过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员。俞作柏和李明瑞在策划倒桂之初，即将其先倒桂后反蒋的意图秘密地通知到广东省委，并主动邀请我党选派干部与其合作。尽管当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反桂反蒋的力量，以巩固自己对广西的统治地位，但他们确实与蒋、汪、桂系存有较多的矛盾，尤其是他们对国民党各派所坚持的“清共”行为更加反对。所以，邓小平认为，做好与俞作柏、李明瑞的反蒋、反桂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于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争取更多的同盟军，打击主要敌人，不仅完全可能，而且也十分必要。从军事谋略的角度讲，是否恰当地利用上述对我有利的矛盾关系，坚持“纵横捭阖”，以有效地适应我党领导建立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就当时广西的形势而言，也要求我们党应该与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合作，因为李明瑞部的三个师基本上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旧部，不仅成分复杂，而且杨腾辉、吕焕炎两个师长早有与李明瑞争雄广西的野心。另外，蒋、汪、桂各派为了争夺俞、李，也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对此，邓小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党对俞、李采取反对或破坏其政权建设的工作路线，无疑是把本来可以争取、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到了敌人那一边，这是“左”倾错误，不仅对党、对革命不利，也对友军不利。因此，在处理这些矛盾关系时，我们应该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团结那些可以团结，也应该团结的武装力量的工作指导，对俞、李采取尽力争取的工作方针。于是，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组织紧紧把握住了发展革命力量这一重要时机，根据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及广西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正确的斗争方针与策略，主动与俞作柏和李明瑞合作，稳定广西政局，孤立亲蒋势力和改组派势力，集中打击桂系实力，积极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努力掌握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争取在短期内利用我们的部队去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广西苏区。为此，邓小平与俞作柏的同胞兄弟、共产党员俞作豫和陈豪人等人亲自做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利用俞作豫与俞作柏、李明瑞的亲属关系，把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派来的数十名党员干部安排到广西省政府、省警备军中任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在争取俞作柏和李明瑞，做好与其合作工作的过程中，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组织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他经常提醒广西特委和在省政府、省警备军中任职的党员干部千万不要忘记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在做争取和合作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上层统战与下层兵运结合起来，以防止发生突然事变。实践证明，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组织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反对蒋介石的统一战线，解决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但没有解决好的争取中间阶级成为革命同盟者的问题，为我党在广西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必要的客观基础，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中，十分善于运用“纵横捭阖”的谋略艺术。
二、抓住有利时机，促进所争取对象向革命方面转化
俞作柏、李明瑞等人在邓小平的耐心说服教育下，十分坚定而明确地表示，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同时，邓小平也深刻地认识到：俞、李二人控制了广西军政权力之后，也想借助我党的力量来发动工农群众以巩固其对广西的统治地位，及早做好防止新桂系东山再起和蒋介石插手控制广西的准备。这正是我们党加紧争取工作，扩大争取成果的难得机遇，必须适时抓住，给予相应的引导，以使其真正成为党的一支武装。于是，邓小平亲自领导广西特委，对俞、李的争取转化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措施，以使其政治态度上的倾向性真正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或者说，要尽快造成其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这样一种事实，以防止其再出现举棋不定，三心二意，前功尽弃的不利结局，从而达到推动其彻底转化，真正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的目的。为此，邓小平通过俞、李，一是通令开展工农运动，确立其合法地位，设立由我党领导的慰问农民运动办事处，并派代表慰问各县的农民，支持农会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二是下令释放了“四一二”以来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人士，并加以任用。三是通令解散新桂系残余分子控制的各级国民党党部，逮捕惩办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四是对蒋介石派来的百余名黄埔学生，不给以工作，全部遣回。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广西特委争取俞作柏的同意，召开了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会后，我党又推荐了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俞作柏委任为左右江十多个县的县长，使我党合法地掌握了这些个县的政权。之后，广西特委又争取俞作柏同意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主要骨干的“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措施，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广西，尤其是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而且也推动了俞、李对共产党的态度和立场从倾向性到实质性的转化。
同年9月中旬，邓小平又与广东省委代表贺昌一起，指导广西特委在南宁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分析了前一段斗争的形势，总结了前一段斗争的经验，通过了《政治任务议案》等事项，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明确地提出了“目前农村中的主要路线是领导农民做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转变到深入土地革命，尤其扩大农民的武装组织，而推进到游击战争，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可见，邓小平正是通过积极的争取和不懈的努力，不仅使俞作柏和李明瑞彻底地站在了革命的立场上，使我党完全控制了广西的军政权力，而且也将建立农民武装，兴起农民运动，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以便于合法而稳定，全面而广泛的实施。会后，广西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迅猛发展，不仅壮大了革命的声势，而且发展了革命的力量。到10月份，全省的地方党员已达420余名，农会会员已达35万余人。
三、开展兵运工作，建立革命武装
在广西工农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发展的大好形势下，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告诫我们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党，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否则，我党仍会受制于人，受限于事，那样我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邓小平到达南宁之后，立即把建立我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这一重要的内容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他及时指导广西特委成立了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当时，李明瑞掌握了广西军事大权之后，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非常需要扩建军队，以充实力量。李明瑞由武汉带回的部队仅有三万余人，而旧桂系吕焕炎收编的桂系残部也有三万多人，这些桂系旧部名义上虽接受编造，但实际上并不能为李明瑞所调用。因此，李明瑞也急需建立一支自己能够掌握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就利用共产党员俞作豫与俞作柏、李明瑞是兄弟和表兄弟这一特殊社会关系，促使俞、李创办了军官教导总队，以培养初级指挥军官，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党把一百多名干部学员安排进教导总队，并把我党派去的干部渗入到广西省党、政、军机关中任要职。共产党员张云逸为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共产党员李谦任副大队长，共产党员罗少彦任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共产党员俞作豫任第五大队的大队长，共产党员史遽然为副大队长，徐开先、张云逸为教导总部的正、副主任。邓小平同志认为，教导总部虽然在名义上是训练军官的学校，而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办军官总教导队来达到改造俞作柏、李明瑞旧军队的目的，培养革命骨干，为建立革命武装作准备的。所以，邓小平又从各地抽调了1000多名觉悟较高的老班长和老兵到军官教导总队来学习，还从广西、广东选调了不少工人和学生党员担任教导大队各连的连长、排长。在各连相继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这样，使我们党初步控制了这支部队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