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邓小平还深刻地分析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内在联系。和平离不开发展，发展需要和平，二者是辩证统一的。邓小平认为，和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只有在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各国的经济才能得到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集中精力开展经济建设，甚至可能使已经获得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所以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不仅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的基础。没有全人类协调、平衡、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已经实现的和平与稳定也难以巩固。对此，邓小平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邓小平还始终把发展问题作为有关世界前途和命运的核心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南北问题要求北方承担更多的责任”，但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合作是不够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发达国家的恩赐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南南合作的道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范围的南南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破坏。仅1993年的卢旺达内战，就导致数十万人丧生。冷战后国际社会用于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的费用，已高达上百亿美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狂轰滥炸，不仅夺去了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同时摧毁了南联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绝大部分基础设施，使南联盟就遭受了上千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巴尔干、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到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的人口不到全球总数的五分之一，却生产了全世界五分之四的物质产品。人类社会所创造的财富，绝大多数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有相当大一部分甚至聚敛在极少数亿万富翁手中。当时世界上358个亿万富翁，有275个属于美、德、日、法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发展中国家的20倍。90年代末，世界上的贫富差距更加悬殊。第三世界国家绝大多数仍处于很不发达状态，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的人口总数，由1993年的13亿增加到今天的15亿多。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超过了8亿。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增加到48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已由80年代初的6300多亿美元增至1998年的24000多亿美元。非洲和拉美地区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到或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即使是发展状况略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基础也十分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这些都说明，“南北矛盾”仍在加深，和平与发展问题确实一个也没有解决。
邓小平关于“东西南北”的战略判断，对当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第一，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是一项长期任务。现在国际形势在继续发生变化，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正在出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主要表现在：大国争夺建构世界新格局的主导权的斗争已进一步公开化、表面化，将给世界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还有某些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倾向进一步发展。它的突出表现就是粗暴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欲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有些政治家认为现在是用西方价值观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主张建立一个所谓“完整而自由的世界”。这种口头上大讲“民主”、“自由”，但在国与国关系上却丝毫不尊重他国权益的做法，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另外，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交往中，以势压人，以强凌弱，图谋把自己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强加于人，干涉他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建设，这实质上是经济上的强权主义行径。
由此可见，东西方关系的变化和“冷战”的结束，并未从根本上保证我们这个世界的安全。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更需团结一致，一如既往地作出持续不懈的努力，揭露和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来维护和保证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
第二，积极推进“南北问题”尽快得到合理解决。第三世界国家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强南南合作，促使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以便使世界经济获得均衡和持续的发展，使“南北问题”得到妥善和合理的解决。在当前的形势下，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确是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问题。
尽管南方发展中国家战后几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贫困、饥荒、营养不良和文盲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又因近几年南方国家不堪承受的外债负担而更加恶化。但是，随着南北之间的鸿沟加大，必然会引起穷国的人口大量涌向富国，既给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困难，也给国际社会造成新的不稳定局面。对此，南方国家虽有潜力，但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这些问题是长期不合理、不公正的经济关系造成的。发达国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些问题不可避免或迟或早地要影响到北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要想回避也是不可能的。当代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整体，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也同样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和市场。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使南北之间的合作既是可能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两者之间如果失去一方，另一方的发展因失去了依托和支持而受到限制或影响。所以，北方发达国家应该作出切实有效的行动，扶植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利于共同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第三，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个目标开展。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要立足于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搞好。中国的经济越发展，对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贡献就越大。邓小平曾多次强调：“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中国发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越靠得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
不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石”或“出发点”。随着旧格局的消失，国际关系的重心已从东西方向向南北方向上转移。过去，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逻辑是：国际关系主要是东西关系，而东西关系又主要是美苏关系，美苏关系因此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而现在，原有的逻辑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取而代之的是南北关系和“南北问题”的突出。因此，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转移到南北方向上来。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密切友好关系的中国，能够更好地、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促进南北方的交流对话，推动南北合作。
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局势稳定、解决地区冲突方面，中国政府主张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制定的文件框架内，由有关各方通过政治途径和平地解决问题。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干涉或军事卷入。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中国政府赞赏和支持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作出的努力，主张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各方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加强国际协调和国际合作，争取使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可以相信，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坚持和维护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主持正义，谴责强权，就一定会使联合国在今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等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现在世界上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到1990年他又重申：“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可以看出，长期美苏两极争霸，冷战对峙，盛行集团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准则不免受到很大限制。在两极格局和冷战对峙结束之后，世界走向多极格局之时，邓小平及时作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是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
（四）合作和对话是解决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主要途径
邓小平在精辟地分析世界格局的同时，又提出了格局中“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北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论断。并于1989年讲道：“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同时又指出：“非洲的解放和发展不是几年能够解决的。旧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真不少啊！现在贫穷弱小的国家，环境比过去更困难一些，需要更多的艰苦奋斗。”他还说过：“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那么，南北矛盾应该怎样解决呢？他早在1982年就表示：“我们很高兴第三世界的国家提出南南合作问题。当然，南北问题也应解决，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1984年他又强调指出：“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总之，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就是解决南北矛盾的新途径。邓小平还宣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