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该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
1984年邓小平谈到：“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他从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与香港问题的办法进而想到“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是十分可取的。这不仅是具体办法上的创新，而且是思维方式上的创新，为更广泛地处理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值得借鉴的基本思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以后他又多次重申了这个看法：看来只有用和平谈判的新办法来解决国际争端，才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的潮流；如果还用武装冲突的老办法来解决矛盾，就要付出惨重代价。即便某一方一时有所得，实际上也是得不偿失：既失去民心，又错过了和平发展高新科技和经济的大好时机。然而要想真正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国际争端，就必须本着互信、互利、互谅、互让的原则。如果各持己见，各执一端，互不见谅，互不相让，那就无法达成协议。中英、中葡谈判解决香港、澳门回归中国问题，就是在邓小平外交理论指引下，也是邓小平亲自主持下取得的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可以说，邓小平所实践的成功的办法，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创新，更重要的，也更有价值的是思想方式的创新。为我们处理国际事务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方法和基本经验。
（六）“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时期。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经济领域中既激烈竞争又相互合作，导致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两种趋势不断发展。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邓小平在密切关注国际战略态势和格局变化的同时，还非常敏锐地关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他对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对这场革命给世界经济、国际形势以及国际关系造成的巨大影响，给予了高度重视，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
早在70年代，邓小平就已清楚看到并指出：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邓小平反复深入地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和科学技术观，指明了现代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代科技进步的大趋势，而且还把科技进步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全球性战略问题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发展科学技术面前，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
邓小平预见到，新的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他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在谈到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历程和未来的高科技发展战略时，他一再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始终念念不忘我国的高科技事业，他提出在科技领域，每一行都要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并且一定要打赢，要通过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战略。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较量中，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作用越来越大。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的最重要内容。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表现为争夺军事优势，特别是战略武器的优势。而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竞争已更多地转向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目前，各大国都把集中精力发展本国国民经济确立为首要战略任务，都在千方百计地追赶科技革命的浪潮，目的是要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获得较大优势，在未来的世界新格局中争得有利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以现代高科技为依托实现质量建军，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国策。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是否发达。
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蓬勃发展，不仅给各国的生产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变得空前紧密。经济全球化趋势因此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商品、服务、技术、信息乃至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形成了各国在经济上既相互交织和依存，又相互竞争和角逐的复杂局面。各国在发展经济时，纷纷走向国际市场。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进程大大加快。国际金融市场加速扩展，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资本交易的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是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的。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它们手中掌握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垄断“游戏规则”的制定，借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掠夺和控制不发达国家。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就更不容易”。这就要求我们要从邓小平关于“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判断出发，大力普及科技文化知识，努力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加大科技投入，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主动顺应当前的科技进步潮流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积极引进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当今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科技进步成果，吸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经济管理经验；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安全，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尽量避免和减少经济全球化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科技和经济的新发展，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科学判断的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新判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的科学理论，这是邓小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学说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一贡献突出地表现在：
（一）科学地分析战争与和平这对社会现象产生及其发展变化的时代条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分析人类社会战争与和平现象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强调要把这一现象放到一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加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揭示了战争与和平同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方式发展演变的关系，开辟了人类社会正确认识战争与和平现象的新天地。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对战争与和平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战争与和平的新特点，从社会矛盾焦点和斗争主题的角度，突出强调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以极其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对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邓小平对新形势下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同样站到了时代的高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与战争观、和平观的有机统一。